核心提示：旅美華人楊紫燁執導的《潁州的孩子》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安徽潁州的艾滋孤兒登上了奧斯卡。影片的背后，還有更多的艾滋孤兒的生存狀態還不為人知。
“艾滋孤兒唄”
“看他的人太多了！”孫富銀摟著高俊笑道。７歲的小男孩偎依在她腿邊，像一只溫順的小羔羊。陽光下，高俊一直保持著標準表情：半低著頭，靦腆地微笑。冷不丁小米（化名）——一個和高俊同樣遭遇的男孩從孫富銀背后躥出來，擠眉弄眼：“艾滋孤兒唄！”
高俊依舊微笑著，他并不了解這個稱謂的復雜含義，也不清楚這會對將來生活帶來什么樣的影響。２月２６日，旅美華人楊紫燁執導的《潁州的孩子》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在這部敘述安徽阜陽市艾滋病家庭的紀錄片中，高俊父母因為艾滋病去世，大伯和叔叔不愿意收養他，最終他被寄養在另一個艾滋家庭里。
６３歲的孫富銀多了一個“孫子”。她原有３個兒子，２００２年，兩個兒子去世；次年，大兒子和媳婦也去世了。雖然沒有檢測，但他們發病癥狀非常類似艾滋病。“那一年村里死了１０多人，都是爛嘴爛身子，還有爛頭的。”孫富銀眼眶紅了。
今年初，高俊多了一個伙伴，小米。他被遺棄街頭，攜帶艾滋病毒，后來寄養在孫富銀家。兩個人穿著同樣的衣服，拿著同樣的玩具，在街巷里玩。有時，鄰居大一點的孩子也過來逗他們玩。
高俊似乎遠離了影片中的灰色環境，他不再只能同母雞、豬為伴。兩個小男孩戴著塑料手銬、握著玩具槍，在“警察抓小偷”的游戲里，他們的意見無法達成共識。“我是警察，你是小偷！”小米喊道。“我不是小偷。”高俊奶聲奶氣地說。然后互相掐架。他們有了基本的是非觀，分得清警察和小偷的好壞，但父母的印跡已經在高俊的童年生活里消退。曾有人問他媽媽到哪里去了，“我有一個張媽媽，彭媽媽，還有一個死媽媽。”他答。
已經到了上小學的年齡，但高俊卻無法像正常人一樣入學。“學校害怕小孩子不懂事，打架挖爛身子感染了。”孫富銀說。老太太想教他畫畫，他不愿意。“我想上學。”他小聲地說，然后拿出一個小書包，慢慢從里面掏出許多作業簿。寫滿數學題的本子是小米的，他只會畫蝌蚪般寫“１”。
影片還記錄了健康的黃家三姐弟。艾滋病奪取了他們父母的生命，他們哭訴沒有同學愿意跟他們在一起。“以前同學都不愿意和他們同桌，現在不會了。”他們的叔叔說。大姐已經上中專，二姐和弟弟都在上初中。比起談從前的日子，弟弟黃新雷更愿意從抽屜里翻出相冊，讓記者欣賞他和總理溫家寶、演員蔣雯麗的合影。
父母去世的陰影還在，他們住的一排房屋，５個親人相繼離世。有時候黃新雷會做噩夢，夢見父親痛苦死去的情景。叔叔不得不經常過來和他們同住。
“不想連累到你們”
楠楠比高俊幸運，今年她上小學六年級。１６歲的楠楠是紀錄片里的另一個艾滋孤兒，《潁州的孩子》敘述了她的姐姐改嫁后，她轉由叔叔扶養。許多人專程來看望她，她吃過北京的牛肉包子，香港的蜜汁紅棗。在她的睡房里，漏風的墻壁上貼著姚明、濮存昕等公益名人的照片，懸掛著山東白血病人送她的千紙鶴。她成了當地一個“小名人”。
元宵節前一天上午，下著冷雨。楠楠準備寫寒假作業，家里卻陸續來了３撥“客人”，都是看望她的。第一撥是兩名志愿者，另兩撥是政府官員和記者。楠楠選擇和志愿者聊天，和政府官員說笑，但面對記者，她的臉一直黑著。
“很多記者都來過，一拍就上電視。楠楠看到電視就對他叔和我說，我馬上就１６歲了，影響不好。”楠楠的嬸嬸說。
她像躲瘟疫一樣躲著我們。本報記者試圖以朋友的身份跟她聊天，她捂住耳朵，一句話也不搭腔。攝影記者一舉起相機，她立刻抬手遮住臉。實在忍不住了，她用力喊一句：“不要拍，拍啥啊！”
“我也不愿意楠楠處在這種公開的狀態，很多人來看她，她有壓力，不愛說話。”為楠楠檢測的醫生張海南說，“楠楠希望有個正常人的生活。”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接見了她和其他受艾滋病影響的孩子，還在她的筆記本上贈語：“堅強、努力、奮斗、向上。”盡管成績一般，但她很愛學習，放學回家不用叔嬸催，她都是自覺做完功課。在家里，她幫大人掃地、洗菜，吃飯時擺好凳子，把飯菜端給臥病在床的奶奶。
她很活潑，喜歡唱歌。“電視里一有唱歌的節目，她又唱又蹦，都是（敘述）現代愛情的歌。”叔叔說。
楠楠服用的是美國一個老太太提供的藥物，身體狀況良好。不過，每當吃飯時，她總是盛好飯菜，自己一個人吃。“她對我們說，我生病了，不想連累到你們。”她的嬸嬸說。
更多的艾滋孩子需要幫助
“要不是這電影，孩子的生活不會這么好。”黃新雷的叔叔面帶感激之色。
２００４年夏天，阜陽市艾滋病貧困兒童救助協會（簡稱“阜愛協會”）會長張穎帶著１０多名孩子去到北京，參加一個夏令營。攝像師曲江濤拍攝了他們一行。隨后，曲江濤對張穎說，他想為阜愛協會拍一部紀錄片。在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里，他６、７次來到阜陽，用鏡頭記錄了阜愛協會在農村走訪艾滋病家庭、開展救助工作的經過。
那時候正值中國農村發力開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之初。阜陽地處淮北平原，臨近河南。據市衛生局嚴偉副局長介紹，在上世紀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在這塊窮苦的平原上泛濫著地下非法采血。血頭從血液中分離出血漿后，把混和的血清輸回獻血的一群農民身上，造成了艾滋病毒的傳播。
“１９９２年國家開始全面打擊非法采血，１９９９年阜陽實現了１００％無償獻血。”嚴偉說。然而，９０年代中后期開始，感染艾滋病毒的農民逐漸病發，陸續死亡，家里的孩子成了艾滋遺孤。
如今，阜愛協會里有４３０多名受艾滋病影響的孩子，大部分來自阜陽本地，還有一些河南的孩子。張穎被許多孩子稱為“張媽媽”。但在防艾圈內她卻屢遭惡評。“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曾接受本報采訪，直斥國內“艾滋騙局”，其中一段強烈暗示張穎。一直進行民間艾滋救助的香港智行基金會主席杜聰也認為張穎為艾滋孤兒的淚水募款不合適。
《潁州的孩子》中大部分旁白來自張穎。在悲情的二胡背景音樂中，影片講述著幾個孩子遭受歧視的故事。但一名同樣開展艾滋孤兒救助行動的知情人認為其中有些情節不實。濾去種種是非，阜陽艾滋孤兒的故事最終走入奧斯卡，這個全球矚目的獎項讓艾滋孤兒的命運受到強烈關注。
事實上，近年來農村艾滋病防治工作在政府主導下已經有很大改善。除了國家“四免一關懷”外，安徽省去年決定實施“四個一，三條線”。“四個一”指在防治重點村提供一套醫療設施，修建一條道路，打一口井，為無房戶和危房戶建一套住房。
“三條線”中，一是艾滋病人的醫療保障線，除了免費發放國產抗病毒藥物外，每月保障２００元的醫療補助，今年提高到４００元；二是生活保障線，艾滋病孤兒每月補助１５０元，其他病人有５０、１００元不等；三是特困家庭的生產生活保障線，每月１００元。阜愛協會對一些孤兒每月也提供數百元的補助。
更重要的是扭轉農村里對艾滋病人的歧視和偏見。在重點村里，到處可見大幅的艾滋病宣傳標語。“要做到標語鋪天蓋地，讓農民慢慢接受。”嚴偉說。 “還有更多的艾滋病人需要幫助。”當地防艾志愿者呼吁不要只把目光都集中在這幾個孩子身上，“而且，我們希望能夠讓艾滋病人生活，不是單純給錢。”
轉自：南方周末 作者：何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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