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艾滋病防治過于狹窄，過于醫學化
■艾滋病防治投入養了一大批機構和人
■資金難以下沉是救治艾滋孤兒的主要問題所在
防治艾滋病過于“醫學化”
記者：從中國發現第一例艾滋病患者的20多年來，我們在制定艾滋病防治政策時就面臨著對外部艾滋病防治主張的“誤讀”和外國艾滋病防治政策對中國的“誤導”，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李楯：二十多年來中國和世界的變化，正是艾滋病在中國流行的背景。忽略了對這一背景的認知，中國防疫部門和國際組織不可能制定出有效的防治方法。
艾滋病的防治被看作是專業技術層面而非政治、制度、文化等層面的問題。20多年來，直至目前，中國在艾滋病問題上的話語權、中國可以用于艾滋病防治的資源，主要由政府分管機構及其下屬的防疫部門壟斷的局面仍然沒有改變。
本來，國際組織有著一些非常好的理念，如“不應將艾滋病只作為醫學問題來對待”等，但國際組織在中國的官員的機會主義傾向，導致他們在實際中放棄了自己本應堅持的立場，而接受并和中國的防疫部門共同主導了一個“過于狹窄和過于醫學化”的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
正是由于堅持在根本不懂中國問題的前提下自以為是的瞎指揮、瞎教導，對應了中國防疫部門除政治領域外盲目地“與國際接軌”，加之國際組織在中國的官員和中國防疫部門官員的自身利益，最終形成了20多年來影響中國決策層、公眾、傳媒和國外對艾滋病在中國流行勢態的認知。
NGO作用有限
記者：來自外部的方法是認為“個人的認知程度、具體態度、信念取向，決定個人的實踐行為。”您認可這種說法嗎？
李楯：在特定的社會場景之中，作為個體的人的行為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制約的。這種方法脫離現實，在實際工作中作用甚微。
記者：但是我們很多的救助項目就是在這一方法的指導下建立的。
李楯：即使是投入了大量資金、人力的“項目”，在“項目”內可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將這些“項目”放入活的更大的社會環境中去，就不得不承認其作用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第一，“知曉”并不一定就能改變行為。大多數人都知道“吸煙有害健康”，但都照吸不誤。
第二，對于艾滋病，“知曉”可能會減少恐慌，但不恐慌不代表不歧視。中國的醫生是相對其他人群知曉率高的一個群體，但調查顯示，醫生正是對艾滋病感染者歧視最嚴重的群體之一。
第三，在中國，為艾滋病防治所做的宣傳教育，國際組織、國外機構和中國政府都投入了相當多的錢，辦了許多大型文藝晚會，拍了不少電視劇，排了不少舞臺劇，出了不少光盤，印了無數印刷精良美麗的宣傳品。而我們需要提出的問題恰恰是：投入了這么多，為什么不見效？為什么一些需要知道的人，仍然不知道？
國際組織無視中國國情地講“發揮NGO作用”，其結果是放棄理念，追求形式，不下真工夫努力促成外來方法和中國本土資源、情況的結合，效果有限。
警惕“產業化”和“麥當勞化”
記者：可是我們的很多NGO組織都在這樣做“項目”。
李楯：雖然在中國本土接受了NGO這個概念，但目前要成立NGO還有很多限制。中國現有的經政府批準成立的NGO，除由黨政機關自己舉辦的外，大多為技術的或行業的組織，真正屬于公共部門、從事公共服務的數量有限，且多有政府背景。
一些民間的NGO采取按企業登記的方法以獲得合法性，但由此他們較難以NGO身份得到資助，且須負擔按企業標準繳納的稅款。更多的民間志愿者完全無法登記成立組織。中國在今年新頒布實施的法律規定：未登記而以NGO名義活動的，要受到法律處罰。
不考慮到中國的實際，照搬國外的做法和遷就、迎合中國的舊制，同樣地不利于艾滋病的防治和中國的發展。遺憾的是，這兩種做法，都先后出現于國際組織在中國的行動中。也就是說，國際組織先是空洞、不切實際地在中國倡導人權和公眾參與，然后就和中國的防疫部門一起在中國玩起了“NGO游戲”。
記者：這種“游戲”給中國艾滋病防治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李楯：不看清艾滋病的要害所在，卻夸大了感染者的數字和經濟上的損失；在價值取向上缺乏對人的生命、健康價值的認可，卻盲目地在專業技術層面上和國際“接軌”，引進前述那些說法和做法，導致的結果是艾滋病防治的“產業化”和艾滋病防治具體項目的“麥當勞化”。
說艾滋病防治的“產業化”，是說中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國外政府及其他機構在中國用于艾滋病防治相關領域的資金投入至2004年大約有30億元人民幣，2004年以后，每年的相關投入應在10億元人民幣左右。
在中國，從來沒有一種病有過如此大量的資金投入，而大量的投入并沒有沉入社會基層社區，使那些感染者的生存質量有所改善，使他們在活著的時候能有尊嚴，而是養了一大批機構和人，專職或者是兼職地吃艾滋病飯。
說艾滋病項目的“麥當勞化”，是說幾乎所有的艾滋病項目的程序和模式都是由外國人創立的，不合國外設立的既定程序和模式的項目申請很少能得到資助。中國人——包括中國的高層專家成了在世界艾滋病防治流水線上的“打工者”。在這里，幾乎是一切有獨創性的思考和行動都被遏制。
在中國的國際組織派駐機構中負責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官員不懂中國話，不識漢字，無法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交流。而比不懂中國話更為嚴重的是，他們不懂中國事，卻處于對中國的艾滋病防治政策法律制定有影響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把握或者是影響著國際社會投向中國的艾滋病防治的資金的使用方向；在維護人權、反對歧視、關注弱勢人群等價值取向上不能堅持原則，卻有著源于自身利益的機會主義考慮。這樣，就難免給中國的艾滋病防治以負面的影響。
救助艾滋孤兒需要資金下沉
記者：我們來談談艾滋孤兒，我感覺您說的“產業化”和“麥當勞化”的傾向在艾滋孤兒救助中很是明顯。
李楯：細化到艾滋孤兒救助，目前國內也有很多的嘗試，但歸根結底，政府在財政上對救助艾滋孤兒是有責任的。同時，也不能完全包辦，要給孩子和他們的親屬一個選擇的空間，讓他們選擇何種救助方式。因為我們看到很多救助方將自認為好的、有作用的救助方法強壓給孩子之后收到不良效果的例子。
目前，資金不下沉是救助艾滋孤兒的主要問題所在，我們等量的資金投入需要等量的產出，要避免做樣子。
我們也要改變以往國際合作項目和中國項目的運作方式，改變以往國際組織、外國政府及國外機構和中國政府的艾滋病投入基本浮在中、上層的狀況，做到資金至少40％下沉到受助人。
記者：有沒有法律方面的支持？
李楯：國家出臺了“四免一關懷”的政策，解除艾滋孤兒上不起學的擔憂，但是免除的經費誰來承擔并沒有細化。國家正在分階段實行義務教育全免費，這是從整體考慮，涉及到個體，有時卻很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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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部通報我國艾滋病流行現狀
衛生部11月22日通報了我國艾滋病流行現狀，通報顯示：1.我國報告的感染者和病人人數增加。截止2006年10月31日，全國歷年累計報告艾滋病183733例，其中艾滋病病人40667例；死亡12464例。2.三種傳播途徑并存。2006年1－10月報告的且已開展個案流調的感染者中，吸毒和性傳播是主要途徑，分別占37.0%和28.0%，經既往采供血途徑傳播占5.1％（均是上世紀９０年代感染，今年檢出并報告），母嬰傳播占1.4％。3.經性途徑感染呈上升趨勢。
“四免一關懷”
“四免一關懷”中的“四免”分別是：農村居民和城鎮未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等醫療保障制度的經濟困難人員中的艾滋病病人，可到當地衛生部門指定的傳染病醫院或設有傳染病區（科）的綜合醫院服用免費的抗病毒藥物，接受抗病毒治療；所有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詢和病毒檢測的人員，都可在各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各級衛生行政部門指定的醫療等機構，得到免費咨詢和艾滋病病毒抗體初篩檢測；對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婦，由當地承擔艾滋病抗病毒治療任務的醫院提供健康咨詢、產前指導和分娩服務，及時免費提供母嬰阻斷藥物和嬰兒檢測試劑；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通過多種途徑籌集經費，開展艾滋病遺孤的心理康復，為其提供免費義務教育。
“一關懷”指的是國家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提供救治關懷，各級政府將經濟困難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屬，納入政府補助范圍，按有關社會救濟政策的規定給予生活補助；扶助有生產能力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從事力所能及的生產活動，增加其收入。
轉自：現代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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