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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北京，楊紫燁才知道，什么叫當上名人的感覺。10天前，沒有人知道她是誰；現在，報攤上懸掛的雜志，用她的照片做了封面。
　　撰稿／黃 祺(記者)

　　一夜成名

　　因為得獎，楊紫燁估計要一個月開不了工。她的辦法是，把所有采訪都安排在幾天之內，只希望下周能開始自己的工作。
　　2月26日奧斯卡頒獎禮之前，很少有人知道除了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以外，還有其他華人影片參加了第79屆奧斯卡的評選，觀眾討論著鞏俐的胸和周潤發的盔甲，忽略了即將成為黑馬的紀錄片——《潁州的孩子》。

　　這部以艾滋孤兒為題材的紀錄短片，講述了一個對于中國人來說，不算新鮮的話題。在安徽省阜陽市潁州地區，有很多因父母感染艾滋病去世變成孤兒的孩子，他們中有的自己也是艾滋病感染者，有的自己雖然沒有感染疾病，但卻只能在殘缺而貧困的家庭中生活。
　　楊紫燁自己也沒有想到能捧得奧斯卡小金人，在提名的4部紀錄短片中，一位導演已經是第四次被提名，還有一位第二次提名，只有她是名不見經傳的華人導演，“競爭太大了”。楊紫燁覺得，評委們選擇《潁州的孩子》的原因，是片中的故事打動了他們，是銀幕上的現實，讓人動容——這正是紀錄片存在的意義。

　　“頒獎以后，我見到幾個評委，他們對我說，片子打動了他們，盧燕見到我說，她很高興。宴會上，凱特·溫斯萊特(電影《泰坦尼克號》女主角)走來跟我擁抱，她說她很喜歡這個片子。”這樣的贊譽和肯定，讓楊紫燁自己也很高興。
　　多少導演把獲得奧斯卡當作自己畢生的奮斗目標，楊紫燁如今貨真價實地成了“世界級”的“著名”導演，但生活和工作卻沒有改變多少。棕色毛衣和灰色條紋褲，不施粉黛，也沒有飾品。落座時，她連連為遲到道歉，然后放松地坐下，回答問題保持著禮貌和熱情。

　　知名度給楊紫燁帶來的當然不只是應付采訪的“麻煩”，找她拍片子的人多起來，這是“好事”。但她主要的工作沒有變——拍公益廣告，此前她拍攝的很多公益片已經在中央電視臺播出，特別是姚明、彭麗媛等名人參加拍攝的短片，已經為觀眾熟知。接下來，她的團隊將要涉足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有關的公益片的拍攝。
　　一夜成名的還有曲江濤。因為楊紫燁在奧斯卡頒獎禮上把曲江濤叫做“曲戈”，所以很多朋友還不知道曲江濤就是奧斯卡獲獎影片《潁州的孩子》的攝影。當然，就算念出“曲江濤”這個名字，還是有很多人不敢相信這個“北漂”的攝影師，會獲得如此殊榮。曲江濤告訴一個朋友：“我拿奧斯卡了。”朋友大聲回答：“你瘋了吧？”

　　當初導演楊紫燁要給曲江濤取一個英文名，被曲江濤拒絕，他要大家叫他“曲戈”，為的是“想占人家便宜”。現在，“曲戈”成了奧斯卡攝像師，曲江濤的事業似乎也到了緊要的轉折關頭。
　　曲江濤自己導演的短片，也曾獲得過國外獎項，盡心盡力地拍攝，是曲江濤賴以生存的工作，也是他的理想。受雇于楊紫燁時，曲江濤沒有奢望奧斯卡，意外的驚喜，讓他對未來多了一份期待。不過，目前看來奧斯卡并沒有給曲江濤帶來“實惠”。“人家看到是我去談合同，就不干了。”曲江濤說，最近有人打算跟他合作，但因為拿了獎，人家以為他會要一個高價。

　　與其他“北漂”一樣，曲江濤也有過窘迫，他的獲獎短片《我的北京生活》其實就是自己剛到北京時生活的寫照。從新疆一家電視臺離職后，曲江濤成了“自由人”，當然，雇主們也可以“自由”地選擇雇傭或者不雇傭他。常常接到的活是給民營醫院或者藥廠拍攝廣告，這樣的活兒與“藝術”扯不上邊，但卻是曲江濤不得不接受的生活現實。
　　如今，夢想照進現實，曲江濤拍攝的紀錄片得到了奧斯卡的贊譽。曲江濤說，如果有機會，他希望能拍一部故事片。導演寧浩因《瘋狂的石頭》一舉成名，寧浩當年的道路和境遇，與曲江濤是類似的。不過，在走近夢想的路上，還是要面對嚴肅的現實，接活干是要緊的，曲江濤最不希望的是，別人以為他“漲價”而不再找他了。

　　墻內的爭議

　　戴上奧斯卡的光環，《潁州的孩子》卻沒能在故事發生地——中國，獲得眾口一致的好評。網絡上，推崇它的人和厭惡它的人展開了激烈的唇槍舌戰。事實上，《潁州的孩子》是帶著爭議走上領獎臺的，只不過，紀錄片畢竟是少數人關注的影片，當初的爭論并不為大眾所知。2006年8月，多倫多，世界各國近百位參加第16屆世界艾滋病大會的記者參加會前培訓，其間，記者們觀看了《潁州的孩子》。影片還沒放完，新華社的記者熊蕾就宣布退場，然后，中外記者激烈爭論，中國記者對影片提出了很多質疑，但外國記者大多表示喜歡這部紀錄片。

　　熊蕾隨后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表文章說她是打著盹看的影片：“我不喜歡《潁州的孩子》，不是因為她(片中人物張穎)，完全是因為我認為這部片子本身拍得并不好，故事講得不明不白，而且兒童表達的權利完全沒有體現出來。”《潁州的孩子》攝影師曲江濤看到博客后，立即回復進行嚴厲反駁。他認為，影片通過長達一年的拍攝，記錄了孤兒們在張穎的幫助下生活越來越好的真實情況，而熊蕾沒有認真看完影片就妄發評論，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張穎是引發爭論的導火索。“張穎是在影片開始15分鐘的時候出現的。”楊紫燁說。楊紫燁知道張穎和她負責的“安徽阜陽市艾滋病貧困兒童救助協會”一直受到質疑，有人認為她成立民間組織救助孤兒有其他動機，而且協會的財務管理有問題。
　　但楊紫燁更加相信自己看到的情況。“她幫助了楠楠，這是真的，其他的我不管。”楊紫燁說。曲江濤也見證了張穎的工作。《潁州的孩子》中最小的孩子是高峻，最初拍攝時，高峻全身的皮膚長滿了瘡，整日低著頭斜著眼睛看人，從不說一句話。受到救助以后，小高峻有了玩伴，也得到了治療。影片中有一個充滿溫情的鏡頭：高峻被養父抱在懷里，手里舉著金色的油菜花，揮舞著召喚小姐姐，臉上有著像油菜花一樣燦爛的笑容。曲江濤說：“我至少看到高峻變得越來越好。”

　　“我用我最好的技術，最好的講故事的方法來表現艾滋病人受歧視的問題。”作為紀錄片導演，楊紫燁認為影片表現的故事是真實的。至于為何要讓張穎成為影片中的一個人物，楊紫燁說，目的是：“張穎是一個榜樣，希望更多人來做公益的事情。”“有各種爭論，我覺得很好”，楊紫燁說，“但我不會因為別人的評價，去改動我的片子。”
　　楊紫燁不認為《潁州的孩子》是用悲苦的孤兒故事換取觀眾的同情和眼淚，雖然展現的是不幸命運，但影片中常常出現孩子天真而甜美的笑容，孩子們在得到幫助后生活得越來越好，也讓觀眾看到希望。“我不覺得故事講得悲慘，這不是我的原意。”楊紫燁曾經與制片人湯列倫發生過一次爭論，湯列倫認為影片中悲慘的東西多了一些，孩子應該有光明的一面。楊紫燁卻認為那些悲慘的鏡頭更有表現力。最后，楊紫燁采納了建議，她現在更喜歡最后這個充滿了希望的故事版本。

　　楊紫燁范本

　　中國紀錄片在國際賽事中曝光率越來越高，《鐵西區》《好死不如賴活》已經獲得了國際聲譽，但能在奧斯卡這樣受到高度關注的評選中獲獎的，還是鳳毛麟角。
　　《潁州的孩子》之前，1997年華裔導演虞琳敏以《呼吸的代價》獲第69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在奧斯卡獲獎名單上，華人導演拍攝中國故事的紀錄片獲得奧斯卡獎的，《潁州的孩子》是第一部。

　　楊紫燁自己也承認，中國本土的紀錄片導演，拍攝了很好的紀錄片，一些導演與楊紫燁一樣關注了艾滋孤兒這個題材，影片并不遜色。但楊紫燁足夠幸運，她找到了合適的題材、合適的拍攝對象、合適的故事，而且，還有一個合適的制片人幫助她把紀錄片送到奧斯卡。
　　在美國20多年時間里，楊紫燁的鏡頭總是對著“弱勢”或者“少數人”。《成為美國人》講述了移民美國的華人的故事，楊紫燁說，20多年前當她從香港到美國求學時，她在唐人街見過一些老一代的華人僑民，他們一輩子沒有走出過唐人街。“我希望能做一些事情，讓美國人了解他們。”楊紫燁能夠做的，就是用紀錄片展現這些華人的故事，讓所謂“主流社會”了解“少數民族”。

　　拍攝艾滋病感染者，楊紫燁說，也是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弱勢”。“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做了很多關于艾滋病的片子，我可以把在美國的經驗，帶到中國來做事。”2004年，楊紫燁賣掉在美國的房子，搬到北京定居，因為“中國有很多可以拍的題材，比如艾滋病”。
　　拍攝紀錄片《成為美國人》時，楊紫燁認識了著名華人科學家何大一，他是艾滋病雞尾酒療法的發明人，同時熱衷中國的艾滋病預防事業。通過何大一，楊紫燁認識了在中國活躍于艾滋病預防工作的一批學者，其中一位是清華大學教授景軍，他告訴了楊紫燁潁州的故事。

　　2004年，楊紫燁認識了張穎，張穎帶著楊紫燁走訪了潁州5個家庭，楊紫燁決定拍攝其中3個故事，就是后來出現在影片中的高峻、楠楠和王家三姐妹的故事。楊紫燁的團隊開始了平淡而艱苦的紀錄之旅，攝影師前后去潁州10多次，拍攝回來80個小時的素材，楊紫燁總是要求曲江濤放棄三角架，讓攝影機離人更近些，讓鏡頭離真相更近些。
　　制片人湯列倫第一次看到的影片，是一個小時長的版本，那一次觀看讓他決定，一定要把影片送到奧斯卡試試。楊紫燁把最終剪輯完成的39分鐘影片交給了湯列倫，湯列倫擔當制片人的影片曾經獲得過奧斯卡紀錄片提名，他的經驗讓楊紫燁獲益匪淺，他落實參評奧斯卡的每一個步驟，直到通知楊紫燁：“你的影片獲得提名了。”

　　“參加奧斯卡評選需要完成非常復雜的步驟，湯列倫有經驗，他知道該怎么做。”楊紫燁說，而國內的很多導演，也許正是缺少像湯列倫這樣的合作伙伴，幫助他們走上奧斯卡的紅地毯。
　　盡管獲得了奧斯卡獎，盡管楊紫燁時常與不同機構合作拍攝公益影片，并在中央電視臺放映，《潁州的孩子》是否能讓更多中國觀眾看到，還是一個懸念。3月9日，北京保利劇院，《潁州的孩子》在一個近300人規模的特映禮上放映。楊紫燁告訴記者，她的團隊正在籌劃今年6月能夠在上海舉行類似的放映式。另外，她正在努力促成國內電視臺播放這部影片，但愿不要為此做更多的剪輯。

　　楊紫燁說，她希望一兩年以后能拿出新的紀錄片再次沖擊奧斯卡，如果遇到好劇本，她也想拍一部故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