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艾滋病政策
——中國與其他國家不同的經驗和教訓
提要：2006年1月，中國政府和聯合國組織共同公布了新的關于艾滋病感染者的預測數字——中國有感染者65萬，這比此前兩年公布的84萬和幾年來在中國、在國際社會不斷重復的警告強音——2010年中國將有感染者1000萬之間呈現出巨大的差距。同時，中國的艾滋病防治行政法規被批準，并于2006年3月1日開始實施。不同的評說，使這部新實施的法規從一開始就“毀譽參半”。批評者認為這部法規不但不能在實質上保護感染者不被歧視，反將使感染者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而中國20年艾滋病防治政策法律的演進，除受中國人自己的認知能力和價值觀的影響外，更多地是受了來自外部（聯合國組織、別國政府及世界公民社會）的影響，——來自中國對外部艾滋病防治主張的“誤讀”和外國艾滋病防治政策對中國的“誤導”。本文針對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等用來影響中國的一些說法和做法，在中國的運用是否有效或恰當提出了置疑。這些說法和做法是：
1，人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
2，艾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是性傳播；3，艾滋病的流行會因其造成勞動力短缺和加大企業負擔而嚴重影響一國經濟；4，個人的認知程度、具體態度、信念取向，決定個人的實踐行為；5，“宣傳教育，提高知曉率”，“發揮NGO作用”，“推進100％安全套、美沙酮替代和潔凈針具等行為干預”對艾滋病防治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以及，6，三個一（即一個共同的艾滋病防治行動框架、一個國家級艾滋病防治協調機構、一個統一的國家級監督與評價系統）等。本文的積極主張是：在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全面開展艾滋病綜合防治”（UNIVERSAL ACCESS）的提法之下，在必須認可、尊重和保護人權，反對歧視，強調國家對公民的健康權承擔積極責任的前提下，各國、各地應有不同的因地制宜的艾滋病防治積極策略和具體做法。
本文作者：李楯，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法律政策工作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通信地址：100084 中國北京清華大學熊知行樓207。
電子信箱：lidun@vip.sina.com
引言：我們需要認真地溝通和對話
2001年聯合國艾滋病中國專題組的一份名之為“泰坦尼克”的報告估計中國在當時有80～150萬艾滋病感染者（此前，中國衛生部的估計數字是超過60萬）。這份報告還提到了“如果預防措施不力，到2010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估計數字可能達到1000萬”。并由此提出警告：“中國正處在艾滋病流行大災難的邊緣，它會導致無法想象的大量的民眾受到折磨、經濟損失和社會災難”。
中國政府不能接受這個報告，中國政府衛生部的官員表表示中國的艾滋病感染者是100萬。但“在2010年中國將可能有1000萬艾滋病感染者”的說法最初卻是出自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專家之口的，并在此前后不斷地重復于中國政府官員、衛生防疫系統官員的對外講話和傳媒的報道之中，對中國人對艾滋病的認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協調中國政府和聯合國組織的辦法是在2003年由中國政府衛生部和聯合國艾滋病中國專題組共同制作和發布了《聯合評估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中國的艾滋病流行狀況被表述為“目前（2003年）中國現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萬”。依據是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所做的流行病學調查，以及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與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和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共同進行的分析。
2004年，新的《聯合評估報告》改由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和聯合國艾滋病中國專題組署名制作。這個報告沒有提出當年中國艾滋病感染者的數字，只是重復了“2003年12月，中國現存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約84（65～102）萬”。這個報告發表的時間是在2004年12月。2004年是中國政府非常重視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年，而恰恰在這一年，中國沒有公布新的——當年的——艾滋病感染的總體數字。
2005年，在中國任執政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親自去看望艾滋病人之后，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中國歷新年是在中國的艾滋病高流行地河南和艾滋病人及其家屬一起渡過的。在這一年中，中國政府在艾滋病的政策和法律的推進、資金的投入，與國際和國外機構的合作，及對感染者及病人的救治方面，力度都是空前的。但是，這一年，中國政府仍然沒有公布有關中國艾滋病感染者總體狀況的數字。
直至2006年初，新的聯合報告改由中國政府衛生部和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世界衛生組織署名發布。使中國政府和國際組織都非常尷尬的是，這份報告表示“2005年的最新評估顯示，目前，中國現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約65萬人（54～76萬人）”。報告說：這個評估是中國衛生部和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進行的。
而此前，與聯合國艾滋病中國專題組的“中國正處在艾滋病災難的邊緣，一艘巨輪正在撞向冰山”的警告相對應的是，中國政府自己也做出了“艾滋病防治關系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和民族興衰”（中國國務院：關于切實加強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2004年3月16日），甚至關系“國家興亡”（中國總理溫家寶：全社會共同努力有效預防和控制艾滋病，2004年7月9日）的表述。中國政府認可外國政府出錢對中國的決策層（黨政領導，包括最高黨政領導）做“政策開發”，中國政府在政策和法律層面接受了在艾滋病預防上的“百分之百安全套”（用官方的語言說，就是給“暗娼”（性工作者）等提供避孕套，甚至是動用國家財政免費給“暗娼”提供避孕套）、“美沙酮替代”（用官方的語言說，就是給吸毒者（藥物依賴者）提供法定毒品，甚至是動用國家財政給吸毒者提供法定毒品）、“潔凈針具”（用官方的語言說，就是給吸食海洛因的人提供吸食海洛因的工具，甚至是動用國家財政免費為吸食海洛因的人提供吸食海洛因的工具）三項行為干預的做法（有許多國家是不接受，或者部分接受的），盡管由此造成了中國法律自身內部明顯的不同規定間的相互抵觸，致使法律在實際上絕難全面實行。
從中國發現第一例艾滋病的診斷報告的提出到今天已經20年了。20年來，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從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封閉的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逐漸走向開放，并為自己提出了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發展方向，日益增多了和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的聯系和交往；冷戰結束，進入冷戰后時期，全球公民社會的概念在上個世紀后期被提出，而國際社會則在上個世紀的最后10年中提出了人類發展的概念；中國和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從在人權等基本理念上主張不同到主張日漸接近，中國在上個世紀末先后加入了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前一個公約已于2001年經中國的立法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而這一中國和世界都發生巨大變化的20年，恰恰與艾滋病在中國流行的20年在時間上相重合。20年中國和世界的變化，正是艾滋病在中國流行的背景。忽略了對這一背景的認知的中國防疫部門和國際組織，在實際上是不可能制定出有效地在中國抵御艾滋病的適宜的策略來的。
這里，特別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由于封閉和隔絕，中國和外部世界在某種情況下是難以溝通的，雙方中任何一方有既定含義的話語表述在另一方聽來都是有可能被誤讀的。我們之間的任何一方如果沒有交往、合作的誠意，如果沒有靜下心來努力設法想體味和理解對方的意愿，我們之間的言辭往來就只能是些辭不達意的自說自話而不是對話。
回顧：歷史過程、背景，及國際和國外組織對中國艾滋病政策的影響的幾個主要方面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20年來中國的艾滋病政策的變化，以及在這變化中來自外部的國際組織和國外機構對中國艾滋病政策變化的影響。
20年前，當第一例艾滋病診斷報告在中國被提出時，相對今天而言，中國的國門只是剛剛打開一個縫隙。中國主流的思維方式仍是前一個時期——計劃經濟和階級斗爭的時期——的思維方式。于是，中國人的結論是“艾滋病是資本主義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帶來的疾病”，中國的應對是“筑起一道新的長城拒艾滋病于國門之外”，當時制定的，至今實行，并為新的法律（2005年，中國國務院《艾滋病防治條例》）再次認可的艾滋病邊境檢測制度就是在這種認知之下出臺的。
日益走向開放的中國，沒有能將艾滋病擋在國門之外，在中國云南邊境的一個小村里發現了因共用針具注射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的人。此時，按照中國官方主流的思路，當時正在加強的嚴厲禁毒、禁娼的運動是能從根本上解決遏制艾滋病在中國繼續傳播的有效方法。幾年后，中國政府頒布的《艾滋病防治中長期規劃》及其實施指導意見堅持了以禁毒、禁娼為防治艾滋病的“治本”之法。
而與這種“治本”矛盾的是： 這個規劃及其實施指導意見的起草者——中國防疫部門的官員——也將與“治本”相反的“行為干預”寫入了規劃及其實施指導意見。應該說，在當時，讀到這個規劃及其實施指導意見的絕大多數官員和中國的公民都不明了“行為干預”到底指的是什么？更沒有察覺到所謂的“行為干預”與中國現行的法律是相互抵觸的。這個以中國政府名義發布的規劃，就是在絕大多數的官員和公民都不懂得什么是“行為干預”的情況下被通過和實施的。
“行為干預”之所以能寫入中國政府的文件，原因是寫文件的中國防疫部門的官員受了來自國際組織和國外的影響。此時，中國開放的程度比前一個時期已經增大，中國的官員在“政治問題”上堅守中國和資本主義世界“制度不同”的立場，中國雖然已經開始大量地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人權”這一詞語，但標準的解釋顯現出一種“在人權問題上，我們和你們的定義和主張是不一樣”的態勢來，而在另一方面，在技術領域，中國的官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則崇拜資本主義世界，有時甚至是盲目地引進方法、技術、設備，不惜由此而壓抑了中國人自己的在對問題的認知、解釋、處置方法層面上的創造和技術（發明）、工藝（規范操作）層面的創造。中國的黨政領導層在最近特別強調“自主創新”，正說明在此前較長一個時段中，中國在專業技術層面上過于依賴國外的問題的嚴重性。
艾滋病的防治被看作是專業技術層面而非政治層面、制度和結構層面、文化層面的問題，并被局限于專業技術領域，如果說是出于一種策略的考慮，尚可以理解，但由此即由一個部門——政府的分管機構及其下屬的防疫部門——壟斷，則是非常有害的做法。20年來，直至目前，中國在艾滋病問題上的話語權、中國的可以用于艾滋病防治的資源（特別是資金的掌握和投向）主要由政府的分管機構及其下屬的防疫部門壟斷的局面仍然沒有改變。
本來，國際組織有著一些非常好的理念，如在《泰坦尼克報告》中明確提及的：不應將艾滋病只作為“醫學問題來對待”和“中國有效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強有力的善治”。但是國際組織在中國的官員的機會主義傾向導致他們在實際上放棄了自己本應堅持的立場，而接受并和中國的防疫部門共同主導了一個“過于狹窄和過于醫學化”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
正是由于放棄了本應堅持的今天人類社會主流的價值立場，堅持了在根本不懂中國問題前提下的自以為是的瞎指揮、瞎教導，對應了中國防疫部門除政治領域外盲目地“與國際接軌”，加之國際組織在中國的官員和中國防疫部門官員的自身利益，最終形成了20年來影響中國決策層、公眾和傳媒對艾滋病在中國流行勢態的認知，同時，也影響了在中國之外人們對艾滋病在中國流行勢態的認知。
我們知道對艾滋病在一個國家的流行勢態的認知和解釋，會影響這個國家對應艾滋病的決策，而對像中國這樣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國的艾滋病流行勢態的認知和解釋，則將在更寬泛的場域中影響世界。因此，在今天，我們是需要將那些曾經并至今仍在影響著人們的認知的有關中國艾滋病流行情況的說法予以清理。
“2010年，中國將有1000萬艾滋病感染者”，“中國將成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者最多的國家”，“艾滋病將是人類面臨的最大的災難之一”，“艾滋病的流行會因其造成勞動力短缺和加大企業負擔而嚴重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使國民生產總值大大下降”。這些來自國際社會的說法，首先傳播了恐慌，并在中國演繹為“至2000年艾滋病在中國已經造成了4，620～7，70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2010年經濟損失將達77，000億元”，“將使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輝煌成果毀之一旦”，于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艾滋病成了“關系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和民族興衰”，甚至是“國家興亡”的大事。
但事實是怎樣呢？國際組織和中國政府都認為中國的艾滋病傳播在1995年進入增長期。1996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人民幣67884.6億元，2004年為人民幣136875.9億元，增長了20倍。中國艾滋病流行相對嚴重的省份本來就是經濟相對欠發達的省份，我們僅以其中艾滋病流行最為嚴重的河南省和云南省為例，前者的國內生產總值1996年為1361.18億元，2004年為8815.09億元，增長了6.48倍，后者的國內生產總值1996年為1491.62億元，2004年為2959.48億元，增長了1.98倍。1996年至今，全國的及河南省、云南省等的死亡率和人均預期壽命均無明顯變化。像國際組織等和中國防疫部門經常例舉的烏干達因國民感染艾滋病致使國民生產總值下降30％，泰國因國民感染艾滋病致使國內生產總值下降20％，烏干達、贊比亞、津巴布韋、博茨瓦那和南非等人均預期壽命下降二、三十歲情狀，在今天的中國，看不到有可能出現的跡象。
中國即非發達國家，也非一般發展中國家，中國走了一條獨特的抑止城市化，發展工業化的道路。因此，在一個工業化已經完成，高科技已經取得，綜合國力在世界排名在先的中國，有9億農村人，5億農村勞動力，3億多余勞動力。無論是幾十萬人、一百萬人，還是一千萬人感染艾滋病，喪失勞動力，都不可能造成中國的勞動力短缺。
中國的艾滋病感染者多數為生活在農村的邊緣人群——吸食毒品的人、賣血的人，在他們之中少有正規就業的人，他們感染了艾滋病不可能加重企業的負擔。同時，在他們既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微乎其微，又不消費公共產品（中國的衛生公正在世界衛生組織的191個成員國中排名第188；中國現行的醫療保險只覆蓋了全體國民的不足10％，中國政府衛生部公布60％的人全無任何醫療保障）的情況下，按照產生于中國之外的方法計算出的艾滋病給國民經濟造成的喪失，只是紙上的數學游戲。文不對題，根本解釋不了中國的問題。
夸大艾滋病可能給中國造成的經濟損失，確實可以造成恐慌，使人們更加重視艾滋病，但卻絕不可能帶來在艾滋病問題上的善治。于是，我們要問：是因為艾滋病危及人的生命和健康，——哪怕是非主流社會的，處于邊緣的，選擇了為主流社會所不贊同的生存方式的人（使用毒品的人和多性伴——如從事性產業工作的人）的生命和健康，——我們即必須關注艾滋病問題，去幫助那些不管是因為什么原因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的人和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的人，還是因為艾滋病會危及經濟增長才去關注艾滋病問題？在艾滋病的防治中，以“關懷”為名的種種行動，在“不歧視”、“保護隱私”旗號下的種種做法，是基于“策略”的考慮，還是基于價值理念的必然？
國際組織在中國的官員在價值理念上的退讓和在感染人數、經濟損失上不切實際的夸大，正有助于艾滋病防治的惡法在中國的出現。
而我們主張的是：人不僅僅作為“人力資源”是經濟增長所須的投入，更應普遍地成為經濟增長的受惠者；“一個、一個人的高質量的生存”（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的表述，即“人人有權享有能達到的最高的體質和心理健康標準”）應是我們為之努力的最終產出。
國際組織在中國推行一種被稱之為“KABP”的調查與研究方法，用以解釋與艾滋病傳播相關高危行為產生的原因，并由此導出艾滋病的防治策略，決定艾滋病防治在中國的資源配置，以及對與防治相關工作而言幾乎是必須遵從的神圣法則。這種來自中國外部的認知心理學以一種國際霸權的方式推行于中國，并輔之以“提高知曉率”為目標的“宣傳教育”，結果是導致了與艾滋病相關項目的大量的資源浪費和低水平重復，并導致中國艾滋病防治立法重點的錯位。
這種來自中國外部的方法是建立在這樣一種理論假設之上的：它認為“個人的認知程度、具體態度、信念取向，決定個人的實踐行為”。因此，作為個體的人的認知、態度、信念，是可以決定個體有或者是沒有有可能導致艾滋病傳播的高危行為的。
但是，在中國，我們不認為基于這種過于簡單化的直線推理可以用來解釋可能導致艾滋病傳播的高危行為的發生，可以用來指導對應艾滋病傳播高危行為的政策制定。
因為，我們認為：在特定的社會場景之中，作為個體的人的行為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制約的，是個體與其所處環境的交互影響的最終表現。按照國際組織傳授給中國的防疫部門的前述方法制定的艾滋病防治策略，因其將防治的病因學討論和防治的舉措局限于被抽離了其生活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的個體或者群體的高危行為的狹小視界，而致在實際工作中作用甚微。
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典型事例是：如果僅僅使用KABP的方法去分析女性性工作者使用安全套的情況，就很難明白：在她們所身處的性別不平等的（被嫖客加以物化）、被剝削的（高比例的收入被各種管理者“提成”）、被污名化的（極其缺乏支持系統與信息來源）、被傳統化的（她們最怕的是影響生孩子而不是得艾滋?。?、被犯罪化的（被抓的風險往往大于得艾滋病）具體情境當中；她們的實踐行為實際上最主要地是個人的賺錢謀生動機與這種情境交互作用的結果。艾滋病的風險只可能作為一種成本被納入了這種交互作用。因此，如果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不考慮、不干預其他種種因素，僅僅是灌輸，那么，哪怕女性性工作者預防艾滋病的知識（K）再多，態度（A）再端正，信念（B）再堅定；也很難再進一步做出預防的實踐行為（P）來，更難以持續做到“100％使用安全套”。
正是在國際組織的影響下，中國的防疫部門只關心女性性工作者是否會感染艾滋病，根本就不關心女性性工作者是否被抓，是否被打，是否沒有飯吃，更不考慮性產業與其具體存在的社會的關系，以及怎樣才能使一個社會能夠更好一些。于是，即使是投入了大量資金、人力的“項目”，在“項目”內可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將這些“項目”放入活的更大的社會環境中去，就不得不承認其作用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正是在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下，國際組織強調“提高知曉率”和“宣傳教育”的重要。認為對于易感人群，高危行為來自無知；對于其普通人群，歧視來自恐慌，恐慌來自無知。于是，在“宣傳教育”，“提高知曉率”上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并且只限于用于他們認可的領域和方法，即外國人作為老師自認為是在中國資金應該投向的領域和項目應該采用的方法。
這種思路直接影響了像“全球基金”和“中英項目”這樣的國際的和國外的資金在中國的支持方向和使用方法，同時也影響了中國政府項目的支持方向和使用方法，壓抑了在中國可能出現的具有中國人的獨創性的研究和行動得到資金支持的可能，甚至影響了中國艾滋病防治立法的相關規定。
我們認為，這種思路的結論是不正確的：第一，“知曉”并不一定就能改變行為。中國每年有100萬人死于與吸煙相關的疾?。ㄕ贾袊晁劳鋈藬档? / 9），在中國的3億余吸煙人口中，大多數都知道“吸煙有害健康”，但都照吸不誤。
第二，對于艾滋病，“知曉”可能會減少恐慌，但不恐慌絕不必然帶來不歧視。中國的醫生是相對其他人群知曉率高的一個群體，但中國的調查顯示，醫生在中國正是對艾滋病感染者歧視最嚴重的群體之一（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張孔來教授的調查）。
第三，至于宣傳教育，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全不相同。在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要使整個社會宣傳都服務于一件事是很不容易的，但中國有個共產黨的宣傳部，它是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的成員，在其他國家不可想象的一紙“紅頭文件”，全國所有傳媒、學校、企業等，及政府的新聞出版管理機關都必須聽從。在中國，為艾滋病防治所做宣傳教育，國際組織、國外機構和中國政府都投入了相當多的錢，辦了許多大型文藝晚會，拍了不少電視劇，排了不少舞臺劇、出了不少光盤、印了無數印刷精良美麗的宣傳品。而我們需要提出問題恰恰是：投入了這么多，為什么不見效？為什么一些需要知道的人，仍然不知道？
國際組織無視中國國情地講“發揮NGO作用”，“推進100％安全套、美沙酮替代和潔凈針具等行為干預”，其結果是放棄理念，追求形式，不下真工夫努力促成外來方法和中國本土資源、情勢的結合，不考慮到只有在推進中國的發展和轉型的同時才可望遏制艾滋病在中國的傳播，最終導致大量資金的投入只能用于中國政府下屬的防疫部門或者是政府辦的非政府組織在政府劃定的很小的試點內做一種懸浮空中，難以植入本土的“行為干預”演示，受益人難以主動參加，一般公眾也難以廣泛參與。
中國與發達國家和一般發展中國家的不同之處就在于1950年代以后的中國失去了與政府相對應的市民社會。1990年代前期，為準備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雖然在中國本土接受了NGO這個概念，但在實際上至今成立NGO受著過多地限制。中國現有的經政府批準成立的NGO，除由黨政機關自己舉辦的外，大多為技術的或行業的組織，真正屬于公共部門、從事公共服務的數量有限，且多有執政黨或政府背景。一些民間的NGO采取按企業登記的方法以獲得合法性，但由此他們較難以NGO身份得到資助，且須負擔按企業標準繳納的稅款。更多的民間志愿者完全無法登記成立組織。中國在今年新頒布實施的法律規定：未登記而以NGO名義活動的，要受到法律處罰。
不考慮到中國的實際，不善意地推進中國政制的改進，照搬國外的做法和遷就、迎合中國的舊制，同樣地不利于艾滋病的防治和中國的發展。遺憾的是，這兩種做法，都先后出現于國際組織在中國的行動中。也就是說，國際組織先是空洞、不切實際地在中國倡導人權和公眾參與，然后就和中國的防疫部門一起在中國玩起了“NGO游戲”。
與NGO情況類似的是“同伴教育”。由于沒有市民社會，艾滋病防治中的“同伴教育”變成了一種從國外引進而又變了形的“怪物”：由外部資金支撐，由防疫部門的官員從上至下推行、掌控，形式上模仿國外。
結果是由于要做“項目”，而使防疫部門的官員和被他們引入項目中的女性性工作者（即官方話語中的“暗娼”）改以“同伴”相稱，由“項目”給這些女性性工作者發工資，而被引入項目的女性性工作者則遠離了她們真正的伙伴。
正是在這一前提下，我們來看“100％安全套”、“美沙酮替代”和“潔凈針具”這三項行為干預在中國的實施方式及其作用。
公共空間狹小在中國是不爭的事實。禁毒和禁娼不僅是具有意識形態意味的問題，且是由高于艾滋病防治法規的國家法律所規定的。國際組織關于艾滋病是中國天大的災害的說法影響了中國的決策層，國際組織關于行為干預是有效遏制艾滋病傳播的辦法的說法影響了中國的防疫部門，防疫部門以取得最高決策層的原則認可去和警察部門商議行為干預的具體做法，于是，以下問題就表現了出來：
一，本來，在戒毒、禁娼的法律不能廢止的情況下（大多數國家政府禁毒、禁娼立場都是不能改變的），只有民間社會才有可能較好地推進行為干預。但由于中國的民間社會無法行動，行為干預就只能由政府下屬的防疫部門或者是政府辦的NGO去做。防疫部門在與警察部門協調之后，劃定了做行為干預的地域和人員范圍。在劃定的地域和人員范圍內警察一般不去抓。但同樣是有政府官員身份或有政府背景的人，對同樣有與吸毒或者賣淫相關的高危行為的人，一些抓起來，一些發給安全套、美沙酮或者是潔凈針具，這本身就是十分尷尬的事。
二，正因為做行為干預的局域由政府劃定，行為干預的工作對象就不可能超出警察和防疫人員受其官方身份制約所能掌握工作對象的范圍之外，深入到社會的底層和亞文化區域。
三，從另一方面看，一個有高危行為的人即使愿意，也不能自己決定接受行為干預；因為行為干預的對象是被政府官員或者是有政府背景的人選定的。
以吸毒為例，在中國，一個人第一次被發現吸毒，會被抓去強制戒毒6個月，第二次被發現吸毒，會被抓去勞動教養戒毒2年，第三次以上被發現吸毒，就有可能得到美沙酮（它在中國是法定毒品），更多次數被發現吸毒，就有可能得到免費的（由國家財政支付價款的）潔凈針具，以便去繼續吸食海洛因。
四，由政府（防疫部門）辦的NGO（或直接以防疫部門的名義）拿了國外資助的善款去模仿國外NGO的做法去做，一般志愿者即使想學習，想參與也不可能，因此，它沒有復制功能。而社會結構不改變，卻可以不斷地復制出大量的新的有高危行為的人。
五，有資格能夠做“行為干預”的人既無主動做行為干預的愿望，也無主動做行為干預的能力，因此，一旦“項目”結束，一切就化為烏有。
上述問題的存在，使行為干預成為自上而下的動員，而非需求者和公眾的主動參與，且不能大面積地覆蓋絕大多數可能有高危行為的人，于是，它的效果注定是十分有限的。
國際組織強調的“三個一”，——即“一個共同的艾滋病防治行動框架”，“一個國家級艾滋病防治協調機構”，“一個統一的國家級監督與評價系統”，——在那些社會呈“多元一體”結構的國家中，可能是非常有意義的，但中國社會的結構正與此不同，中國正從一個總體性的社會，從一個國家控制一切資源、信息和發展機會的社會，開始分化，轉向多元。強調“三個一”，恰恰是要使中國重新回到改革前的舊結構中去。這樣，除了助長政府及其下屬的防疫部門在艾滋病防治中總攬一切，進一步控制資源和評價標準外，別無好處。
中國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是它是一個轉型國家。中國在其確定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發展方向之前，是一個總體性非常強的國家。沒有親身經歷的外國人不可能理解那時的中國，而那時的中國正是一個在任何方面都做到了“三個一”的國家。任何事，都會有“一個——由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制定的——共同的行動框架”、“一個國家級的——由共產黨實行‘一元化’領導的——機構”、“一個統一的國家級監督與評價系統”。全國只有一個人有“思想”，其他人都“只管拉車不問路”。正是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人群的分化，當中國需要面對艾滋病的時候，中國才開始有了政府之外的獨立專家、有了與政府及其下屬機構不同的民間力量（包括中國的和外國的志愿者及他們的組織）的參與，在這時候強調“三個一”是使中國的艾滋病防治重新回到舊的規制中去。
中國的《艾滋病防治中長期規劃》及其實施指導意見和《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2000－2005）》、《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2006－2010）》，以及作為行政法規的《艾滋病防治條例》都是在公眾難以主動參與的情況制定的。如果我們把這些看作是“一個共同的艾滋病防治行動框架”的話，那么，就是說，感染者、被認為是可能有高危行為的易感人群、志愿者及NGO、社區，以及大學、研究機構和政府之外的專家都只能按照這些由政府關起門來或者是基本關起門來制定的文件去做，而不能有任何突破這些文件的自主創新（作為行政法規，《艾滋病防治條例》正是這樣要求的：“有關組織和個人”“參與艾滋病防治工作”，必須“依照”“條例規定以及國家艾滋病防治規劃和艾滋病防治行動計劃的要求”）。
中國在1996年建立了國務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協調會議制度，在2004年成立了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并設立了委員會辦公室。如果說這就是“一個國家級艾滋病防治協調機構”的話，那么，它完全是個政府機構，或者說，說得確切一些，它完全是個執政黨和政府的機構，它的辦公室是設在防疫部門（即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感染者、被認為是可能有高危行為的易感人群、志愿者及NGO、社區，以及大學、研究機構和政府之外的專家，都不可能主動地參與其中。
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的辦公室（委員會極少有時間工作，委員會的權力在日常實際上是由它的辦公室執行的）在起草由國務院辦公廳頒發的《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時，自己給自己授權“組織制定《行動計劃》的檢查評估指標和方案并組織實施”。如果說這就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級監督與評價系統”的話，那就是一個感染者、被認為是可能有高危行為的易感人群、志愿者及NGO、社區，以及大學、研究機構和政府之外的專家，都不可能主動地參與的，由包括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在內的防疫部門自己同時作立法者、當事人和法官的、高度統一的、“國家級監督與評價系統”，它在制度安排上就排除了公眾參與，排除了外部的監察和評估。而這與現代法治和善治的原則都是相悖的。
有了這些“一”，于是，我們就可以看到，當政府已經接受了在中國由專家和民間倡導的，適應中國現階段的，在艾滋病防治中的“政府主導”原則（王隴德作為衛生部副部長曾經接受這一提法，見王隴德主編《預防控制艾滋病黨政干部讀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年）后，到了2006年的行政法規和行動計劃中變成了“政府組織領導”（《艾滋病防治條例》第二條）；在政府已經較早地接受了“多部門合作”的理念后，到了2006年的行政法規和行動計劃中變成了“部門各負其責”（《艾滋病防治條例》第二條），有“責”可負的，當然只能是執政黨和政府的部門，民間組織（包括志愿者組合）是無“責”可負的；當政府已經接受了“公眾參與”的原則，甚至已經表示在中國的艾滋病防治中需要NGO發揮作用后，到了2006年的行政法規和行動計劃中變成了無主體的，被抽象到空泛難尋的地步的“全社會共同參與”?！叭鐣惫倘豢梢哉f是什么都有了，但在連“公眾”二字都不想或者是不愿說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呢？
“三個一”在中國很容易形成排斥、壓抑公眾的主動參與和創造性，使策略制定、規制安排、資源配置、評價標準都由政府屬下的防疫部門一家說了算的局面，使感染者和易感人群權益受損，生存質量難以提升，且于政府屬下的防疫部門制定的統一的“行動框架”和“監督、評價系統”中并不顯現為問題的情狀。
國際組織還不切實際地強調“人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和“艾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是性傳播”，將“艾滋病問題”（而不是“艾滋病”）這樣一個有愛心、有良知、有責任感的人們都應該關注的社會“問題”，變成了一個使人人自危，躲之不及，唯恐被傳染的“世紀瘟疫”。艾滋病被妖魔化的結果，正是使艾滋病感染者和那些被認為是有可能有高危行為的人群被妖魔化了。污名和歧視正是這樣被制造出來的。
外國人在教導中國人的時候，經常要帶中國人做一個游戲，——就像是在幼兒園中阿姨帶小朋友們做的一樣。中國的官員、專家、醫生、志愿者，等等，都像幼兒園中的小朋友一樣乖乖地跟著外國人做。游戲是這樣的：每個人給一個裝著水的玻璃杯和一根吸管，其中有一些人的水中是有酸性化學物質的，這些酸性化學物質溶于水中，無色透明。杯中有酸性化學物質的人，算是感染者，沒有酸性物質的人，算是非感染者，但這時誰也不知道自己是感染者還是非感染者。游戲開始后，每個人用吸管從自己的杯中吸出一些水，放入別人的杯中去。每交換一次，外國老師就用試紙測試，結果是被“感染”的人快速增多。于是，來學習中國人都驚嘆“艾滋病傳染呈幾何數增長”，“人人都有危險得艾滋病”。
作外國人的學生的中國人忘記了一個簡單的常識：人們普遍地、無節制地相互交換杯中的水，可以使自己杯中有酸性化學物質的水的人越來越多，同理要想證明人人都會得艾滋病，其前提必然是人們不分同性、異性，普遍地、無節制地性交。在中國，事實會是這樣嗎？跨國的安全套生產企業做了一次“社會學家”，發布他們的調查結果是“中國人平均有19.3個性伴侶”，中國人聽了之后也就“信以為真”，從不想想自己的那些性伴侶都姓什名誰，現在何方？中國的和外國的做量化研究的社會學家、性學家認可這些說法嗎？
正是外國的專家告訴我們，艾滋病的性傳播概率：男傳男是1％，男傳女是0.05~0.15%，女傳男是0.03~0.09%。也就是說，在異性性傳播中，差不多要在1000次性行為中才1次被感染的機會。除了概率之外，還必須要有傳染源，這樣，感染才能實現（沒有傳染源，再多的性行為，也變不出艾滋病來）。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的潘綏銘教授和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Parish教授、Laumann教授等在1999年～2000年進行的中國全國分層抽樣調查顯示：在20～64歲的全體中國人里，到2000年8月為止，在14歲以后的一生中，曾經有過任何一種多伴侶性交的人，只占13.2％～16.2％。其中女性只有5.5％～8.2％。而美國1992年全國成年人總人口隨機抽樣調查顯示：從18歲開始，一生中曾經有過一個以上性伴侶的人，高達71％之多。
盡管從艾滋病一傳入中國，外國人和中國的防疫部門就提出警告：性傳播將是艾滋病在中國的主要傳播途徑。此后，幾乎是年年以盡可能加大力度的方式要中國人關注在中國可能出現的大比率的艾滋病性傳播，幾乎是所有的在中國進行的宣傳教育都把性傳播放到第一位，但20年過去了，至今官方公布的艾滋病報告數中性傳播只占9％，加上“途徑不詳者”也僅占32.4%，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政府衛生部的估計數中，性傳播占43.6％，而世界上因性傳播感染艾滋病的占感染者總數的80％，其中異性傳播占70％。
問題是中國的情況為何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不同？如果考慮到性傳播確實可能構成對中國的危害，中國人的性現狀究竟怎樣？誰能說清楚？在這個問題上由于“三個一”的存在，掌握資金、資源的中國防疫部門雖然理所當然地認為性傳播就要成為造成中國艾滋病大流行的主要傳播途徑，卻不愿意把錢投向自己并不熟習的領域，不愿用自己掌控的資金去支持防疫部門之外的社會學家和性學家的工作。
人類之中有沒有一部分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的人？如果有，有多少人能夠做到？醫學告訴我們：沒有多個性伴侶，同時也不吸食毒品的人，甚至是能夠控制自己沒有不安全性行為的人和不共用針具吸食毒品的人，基本只在一種情況下有可能感染艾滋病，這就是去醫院治病，動手術，輸血，使用生物制品（包括血制品），通過醫源性、血緣性的途徑感染艾滋病。在一個醫院主要是公立，由政府的衛生行政管理機關管理的國家，在一個至今生物制品企業還都是國有企業，且國外同類產品不能進口的國家，要使能夠沒有高危行為或者是能夠控制自己不為高危行為的人不感染艾滋病，責任主要在政府。
因此，在中國，不宣傳在艾滋病防治中加大政府的積極責任，不切實際地宣傳人人都會得艾滋病和性傳播是艾滋病感染的主要途徑，除了能將艾滋病妖魔化，并進一步地將艾滋病感染者和那些被主流社會認為是有可能有高危行為的人群妖魔化，加大污名和歧視外，別無積極作用。
產業化、麥當勞化，是影響中國艾滋病防治的嚴重問題，在中國，它阻礙了公眾（特別是社會底層和邊緣人群）的積極參與，壓抑了中國人在艾滋病防治中的創造性行動和地方性經驗的形成
中國年死亡人數900余萬，自國際組織和中國政府都認為中國的艾滋病傳播進入增長期的1995年后，無明顯變化（2005年官方公布艾滋病的累計死亡數僅為7773人，分至各年，占年死亡總人數的比率微乎其微）。2005年，中國政府公布的災害損失，僅自然災害一項的直接損失就是人民幣2000億元，其他生產事故、交通事故、火災等事故直接損失是2500億，兩項相加，接近GDP的4%，作為災害事故，就其所導致人的死亡和給社會造成經濟損失而言，艾滋病遠遠無法與之相比。
因此，艾滋病在中國絕非天字一號的災害，與“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和民族興衰”，以至是“國家興亡”的關系也遠非一些人所描述的那樣。
但是，艾滋病卻是一個標識，在中國，它充分顯現了發展中的社會方方面面的問題：城鄉分治、貧困和不公平；人權不被尊重，歧視嚴重存在；信任缺失，人們缺少愛心，官員和醫生的行為有時甚至達到突破人倫底限的地步；醫療保障只覆蓋少數人；信息不公開；NGO舉辦困難；權利被侵得不到司法救濟，以及官員和醫務人員失職責任不被追究，等等。
國際組織、外國機構和外國專家預言艾滋病的流行將給中國帶來滅頂之災。中國的從事艾滋病相關醫學和防疫工作的專家也認為艾滋病將使中國改革以來所取得的經濟成果毀于一旦。不看清艾滋病作為問題在中國要害所在，卻夸大了感染者的數字和經濟上的損失；在價值取向上缺乏對人權，對人的生命、健康的價值的認可，卻盲目地在專業技術層面上和國際“接軌”，引進前述那些說法和做法，導致的結果是：艾滋病防治的產業化和艾滋病防治具體項目的麥當勞化。
說艾滋病防治的產業化，是說中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國外政府及其他機構在中國用于艾滋病防治相關領域的資金投入至2004年大約有30余億元人民幣，2004年以后，每年的相關投入應在10億元人民幣左右。在中國，從來沒有一個病有過如此大量的資金投入（一說，血吸蟲病也有過大量投入），而大量的投入，并沒有沉入社會基層社區，使那些感染者，那些處于底層或邊緣的弱勢人群得到幫助，使他們的生存質量有所改善，使他們在活著的時候能有尊嚴，而是養了一大批機構和人，專職或者是兼職地吃艾滋病飯。——只吃飯，做局、做戲，不干實事。
大量的人員出國學習、考察（我這里有他們出國參加世界艾滋病大會的旅游日程單子），在中國的艾滋病會議在大飯店舉行，以及不久前在中國舉行的為中國“草根”NGO舉辦的會議用英語——在中國的十四、五萬例報告的感染者中，我想會英語的不到千分之一。中國的艾滋病感染者大多在農村，他們不但不會英語，接受的中文教育也有限，他們至今生計艱難，少數“明星”感染者的培養，與普遍地改善他們的醫療狀況、生存狀況距離甚遠——足以展現艾滋病在中國已經成了一場“國際性”的盛宴，能夠分享“饕餮大餐”的，顯然不是那些為生計困擾和病痛折磨的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感染者。
說艾滋病項目的麥當勞化，是說幾乎是所有的艾滋病項目的程序和模式都是由外國人創立的，中國人在這方面少有創造力，掌握、控制資金、資源的中國防疫部門更是惟外國人馬首是瞻。不合國外人設立的既定程序和模式的項目申請少有能得到資助。中國人——包括中國的高層專家成了在世界艾滋病防治流水線上的“打工者”。在這里，幾乎是一切有獨創性的思考和行動，都被遏制。
當然，中國的艾滋病防治中也有一些與別國不同的本土的做法，但它不是出自轉型中中國人的創造，而是出自中國計劃經濟遺產的再度表現?！缫揽奎h政體系實施的“篩查”（強制檢測）、由黨政機關及其屬下的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官員組成的高危行為干預隊等。
在中國的國際組織派駐機構中負責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官員不懂中國話、不識漢字，無法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交流。而比不懂中國話更為嚴重的是，他們不懂中國事，不但談不上是中國問題專家（各國政府、各國發展和政策研究機構、各國駐華使館中都有一些人是中國問題專家），甚至是連中國政府的各個組成部分和職能劃分都搞不清楚。聯合國開發署的官員曾經為了想影響中國的《艾滋病防治條例》的制定，找到了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他們搞不清楚《艾滋病防治條例》在中國是行政法規，參與制定的是衛生部和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最后通過的權力在國務院常務會議，由總理以國務院令頒布。至于在很長的時間里，從事艾滋病方面工作的國際組織和外國機構無視中國有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年年重復著跨越數百里、數千里的流動謀生，卻以“長途卡車司機”為流動人口的代表，這在中國，早已傳為笑談。
不懂得中國的事，卻處于對中國的艾滋病防治政策法律制定有影響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把握或者是影響著國際社會投向中國的艾滋病防治的資金的使用方向；在維護人權，反對歧視，關注弱勢人群等價值取向上不能堅持原則，卻有著源于自身利益的機會主義考慮，這樣，就難免給中國的艾滋病防治以負面的影響。
適應中國的艾滋病防治積極策略：一種來自民間的地方經驗，它也可能是人類抵御艾滋病的經驗的組成部分
我們高興地看到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在提出“全面開展艾滋病綜合防治”時認識到“各國必須從自己的實際出發”。
其實，聯合國艾滋病中國專題組早在2001年制作《泰坦尼克報告》時就已明確地認識到：“中國有效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強有力的善治”。與這種主張相合的是，我們一直強調：只有“從整體上推進中國改革”，才能使中國具備有與世界主流相同價值準則的艾滋病防治的良好的政策法律環境，才能從根本上做到在普遍地改善和提升人們的生存狀況的前提下，遏制艾滋病的傳播。
20年來，中國在艾滋病防治方面走過的道路，是非常值得總結的。當我們不斷地借鑒國外的做法，同時又立足本土，不斷地校正我們的認知、解釋，檢討我們可能出現的過錯，力圖尋求適應中國的艾滋病防治策略時，也就積累下了自己的艾滋病防治的經驗：早在1990年，在中國，就開始了醫學界和人文－社會科學家在與艾滋病防治相關領域的初始合作。在自1990年代至今的16年中，隨著社會轉型，逐漸形成了感染者和相關人群與傳媒、法律職業者、人文－社會科學家、醫生、志愿者和非政府組織（既包括本國的，也有外國的）、疾病預防控制機構，以及黨政機關、國際組織和國外機構之間的合作。盡管在合作中還存在諸多的體制性障礙，存在著互不理解，意見紛爭，利益沖突。但合作終竟是開始了，并且是持續行進的。
感染者及他們的家人通過艾滋病給自己帶來的不幸境遇意識到自己的權利，意識到自己應該為捍衛自己的權利而奮爭。被認為是可能有高危行為的人們意識到了自己可能會面臨艾滋病毒的侵襲和主流社會的歧視，在相互傳遞防病信息中產生認同，強化了自己的權利意識。記者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在強大的壓力下，揭露出被掩飾著的艾滋病傳播事實。志愿者（包括法律職業者）不遣余力地幫助那些感染者及其家人。人文－社會科學家不再只是從社會中索取可能成為自己職業所需的有關“艾滋病問題”的素材，而是基于公共知識分子的情懷，保有自己的獨立性，以“專家角色”和自己的學識能力回報社會。就連醫生也是在極大的壓力之下想方設法救助艾滋病人的。一些官員和政治家面對艾滋病，以行動實現他們“對人民負責任”的承諾。這一切，雖然尚未成形新的社會形態，但已經開始了。
艾滋病防治所須的公民社會，在艾滋病防治的過程作為其形成過程的組成部分逐漸顯現。余下的，只是進一步的整合的問題。雖然，我們距目標還非常遙遠。
正是在這種前提下，我們來展示民間規劃中的中國艾滋病防治積極策略：
首先，在艾滋病防治體系中，政府應負積極責任，這是中國在加入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時政府的承諾；政府應處主導地位，這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客觀要求。在轉型時期，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還是一個強政府，掌控著社會主要的財力及多種資源，加之公共空間尚在形成的過程之中，志愿者過于分散，能力尚需養育，非政府組織的成立，面臨諸多困難，與其他國家大不相同。
政府應該明確，政府在國際社會中所接受的“人類發展”概念和千年目標等是一個整體，它著眼于改善和提升一個個的人的生存質量，并為此而關注社會公正，關注一個個的人的為自主改善生存質量所需的能力的養成和選擇的自由。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只管吃藥，不管吃飯”，是解決不好問題的。必須改變艾滋病防治中的“末端治理”。
政府有責任設置普遍覆蓋全體國民的、城鄉一體的、最低限度的包括醫療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多數人在醫療保險覆蓋之外，城市人和農村人僅因身份不同即在享有由國家財政支撐的衛生醫療資源上待遇明顯不平等，社會底層和邊緣人群缺乏獲得防病信息和衛生服務的制度化安排，中國就不可能很好地抵御艾滋病的傳播。因為一個社會如果只防艾滋病，只治艾滋病，而不管別的??；只管病，而不管可能得各種病的人，它就不可能是一個良好的社會。
政府有責任制定法律，協調黨政各部門在艾滋病防治相關工作中的關系。這種法律不應是建立新的貌似強大的權力，而應是設置合理的程序，明確各個黨政部門在治事時，在法治原則下的工作協調、銜接和合作。改變目前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的辦公室設在政府之外的防疫機構中，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的20余個部委單位工作難以協調，且衛生部自己的疾病控制、醫政、婦幼保健、計劃財務等各司局工作都難以協調的狀況。
進一步，則應協調政府和民間在艾滋病防治工作領域中的關系，設立黨政機關、企業、非政府的和非營利的部門、社區、感染者、可能有易感高危行為人群和志愿者，以及國際組織和在中國參與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外國機構間的協調會議制度。
政府應以國家財政支持志愿者組合和非政府組織參與艾滋病防治工作。
其次，是改革中國的公共衛生體制，使各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回到政府中，加大投入，加大編制、加大權力，加大責任；自上而下，統一指揮，設立權變處置制度，實行各級權限不同的先行后報和追認、追懲制度。
設立政府就公共衛生、食品安全、環境污染，及事故、災害問題向人大的報告制度、相關政府政務和信息公開制度和官員問責制度。同時，設立公共衛生方面的公眾參與、外部審計、社會評估制度；設立相關的公益訴訟制度。
再次，基于中國在目前不可能開放結社，而政府也認可艾滋病防治需要非政府組織參與的事實，可在現行法律制度的框架之下設立開放式的志愿者和民間組織聯席會議制度，設立適應中國轉型過程中的議案提出、議事規則和表決制度，設立衛生部代表政府在聯席會議上的一票否決權制度。
通過組織培訓和自我培訓，使中國的志愿者組合和非政府組織能夠逐漸建立起良好的治理結構，能夠提升自己的能力。
設立民間的和社區的志愿者組合和非政府組織的籌資代理制度，改變中國的民間組織離了國外基金會等的項目支持就不能存活的狀況。
設立由登記的非政府組織，為不具備登記條件的志愿者組合做項目資金代管的制度，通過資金的分期審核支付，扶植并保障（掌控）不具備登記條件的志愿者組合的健康發展。
改變已往國際合作項目和中國政府項目的運作方式，改變已往來于國際組織、外國政府及國外機構和中國政府的艾滋病投入基本浮在中、上層的狀況，做到資金至少40％下沉到基層社區。
支持社會底層和邊緣人群的項目一般可為小額投入（100～1500美元），考慮到中國一些艾滋病流行相對嚴重的地區農民受教育年限有限，應簡化項目申請。資金投入的目的要在使基層的公眾真正自己行動起來。沒有項目相對人的主動參與，僅靠外部力量，始終是解決不好問題的。
一般的宣傳教育、行為干預、治療和關懷項目，也應改變目前官樣文章的申請和執行方式，這類項目旨在推廣，增大覆蓋面。應組織專家制定項目執行方案，招標執行，并給項目的執行者預留適度的因地制宜的改進空間；選定執行者的標準主要在其執行能力、態度和信譽。項目驗收可以統一標準。評估應在項目結束半年、一年，或者三年后分別進行。這樣，就可看出一部分項目執行時可能轟轟烈烈，事后全無蹤影，純屬做局、做戲，騙錢。
具有創意的項目，申請不應在內容、實施方式、實施地域、使用金額等各方面設限制。應改變已往項目只準照著外國老師提供的模型做依樣葫蘆的做法，提倡具有原創性的研究和行動。此類項目，嚴格審批。應設立匿名評審、申請復議、當面答辯等制度，以保障有可能真正對人類抵御艾滋病的傳播有意義的方法、理論、制度、技術、醫療器械和設施、藥物等均不至因得不到資金支持和實驗機會而與我們失之交臂，并由此怠誤了防止艾滋病繼續擴散的大好時機。
結語：抵御艾滋病，一種理念，多種模式
今日的世界，各國、各地的情況不同。由此，我們認為：沒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有效的“良方”可以用來抵御艾滋病的傳播。我們應該尊崇良法和善治，反對惡法和傳統的單純靠政府領導的管理模式，在認同認可、尊重和保護人權，反對歧視的基本理念之下，使各國、各地有可能根據自己的情況，發揮本地各類不同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以共同抵御艾滋病，使感染者和處于弱勢的易感人群的狀況能得以改善。
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我們認為：中國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國不是南亞、東南亞，中國不是北美、西歐和澳大利亞，中國需要借鑒國外的經驗，但中國必須有自己的防治艾滋病的辦法，有真正適用于中國的艾滋病防治的積極策略。
在今天的世界上，每五個人就有一個生活在中國大陸，中國的艾滋病防治策略及其實施，會影響整個世界艾滋病防治的情狀。
主張、利益各不相同的中國人，和各國、各地的主張、利益各不相同的人們的攜手并進，是和諧世界得以生成的前提。
愿我們攜手并進，為著人類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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