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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艾滋兒童尷尬維權路：輸血感染訴訟難立案
◎法制周報見習記者 陳寧一 文/圖 發自河南
核心提示
河南地區因輸血問題，大規模感染艾滋病的時間約在1994年下半年至1996年。經過平均5到10年的潛伏期后， 21世紀前10年將成為感染者集中發病的時段。河南官方公布的數字是，截至2005年，河南省已感染艾滋病病毒者達11844人。
如今，我們再次將目光聚集在這個特殊的人群，以幾個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的孩子的故事，來記錄這個特殊人群的命運，關注他們的維權現狀。“每個人的不幸都使我們受到損失，因為我們就包孕在人類之中”。
2007年11月27日，一場特殊的訴訟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人民法院開庭。13歲的女孩小小（化名）以輸血感染丙肝為由起訴澠池縣人民醫院。小小更嚴重的病是輸血感染的艾滋病，但當地規定這種訴訟不得立案。
輿論認為，小小與澠池縣人民法院的糾紛僅是個開始，因為，1994年3月到1996年3月間，河南省澠池縣人民醫院多次使用焦作市衛校提供的血漿給患者輸血，其中部分血漿含有艾滋病病毒。
小小和小偉，就是與醫院發生糾紛的兩名艾滋病感染者。
小偉
到死都沒有實現賺錢買手機的愿望
2007年8月31日，小偉回家了。
在外打工數年后，這個19歲的年輕人回到了河南省澠池縣的家中。
此前，他在廣州被確診感染艾滋病。讓家人不明白的是，小偉怎么會患上這樣的病？“他是個性格內向的孩子，膽小，不怎么與外人接觸，但能吃苦。”說起兒子，老張長嘆一口氣。
經其他感染者家屬的提醒，讓老張記起來。1996年，小偉8歲的時候因肺炎在澠池縣人民醫院治療。期間，醫院曾給他輸過血。
10歲開始，小偉經常發燒，流鼻血。一輩子與泥土打交道的家人，“當時怎么都沒想過是艾滋病。”
小偉一家四口靠10畝地為生，年收入5000多元。2006年，初中未畢業的小偉決定出去打工掙錢養家。這一年他17歲。
小偉在廣州打工時身體狀況并不見好轉。他曾在給家人的電話中說過，“坐不住，坐久了臀部很痛。”
小偉經常感冒，卻瞞著家人。也不準同廠的老鄉把他生病的事情告訴家人。“在廣州看個感冒都比較貴。他舍不得。”
小偉花1000多元買的手機在宿舍里被偷了。這讓他很心疼。2007年，病痛折磨得實在受不了了，他終于答應回家，但“必須賺到手機錢和路費”才回去。
隨著時間的推移，小偉身體每況愈下，直到最后病倒。“我們趕到廣州，要把孩子接回去。臨走，他卻一再要求到廠里拿回自己的工資和押金。”
500元押金和340元工資，廠里要求本人去領。于是，小偉叫家人租輛車將自己送到工廠門口。“當時他已經站不起來了。但工廠還要他下車親自去領。”
最終，小偉拿回了屬于自己的840元錢。其中的340元，是小偉掙到的最后一筆工資，卻依然不夠買一部新手機。
19歲的他還不明白艾滋病意味著什么。在生命的最后幾天，小偉排泄不通。最后時刻，小偉依然說“要去大醫院治這個病，好了后還要出去打工掙錢。”由于家里實在拿不出錢，小偉沒能轉院。
11月7日晚上7時，小偉開始發燒，整個臉都是醬紅色。
第二天上午10時40分左右，小偉停止了呼吸。直到最后，他都沒能實現賺錢再買一部手機的心愿，帶著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走了。
小小
想當醫生，長大后研究醫治艾滋病的方法
在感染者中，小小算是幸運的。她在外地醫院治病，用的抗病毒藥是跟其他感染者不一樣的兒童用藥。
現在，小小的病情已經得到控制。不過，由于這個變故，曾經幸福美滿的小小一家一下子垮了。
小小家變賣了新老兩套房子，父親打兩份工賺錢。為了給小小治病，全家已經花去了20多萬元，家里的東西，能賣的都賣了。一家三口住在別人的房子里，一間房、幾張桌子和一個取暖箱就是現在的全部家當。
相對于經濟壓力，小小一家更害怕的是來自社會的壓力和不理解。“以前不了解這個病的時候，自己也害怕，在醫院不敢碰任何東西。”
記者采訪的時候，小小媽媽美珍總是有意地壓低聲音：“千萬不能讓別人知道了，不然我們都待不下去。”
現在的小小，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沉默、自卑，讓她陷入心靈的痛苦，不能自拔。
她曾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艾滋病這個突如其來的重大打擊，我一個年僅13歲的小女孩如何承受得了？我覺得天塌了。昨日一個健康、活潑的我永遠離開了人世，今天這個痛苦、自卑、膽怯的陰影將留存到這個并不歡迎我的世界。”
“我害怕極了，害怕自己會死，會離開爸爸媽媽，再也不能上學……我的病需要常年吃藥來維持生命，現在連家都沒了。哪有那么多錢供我吃藥呢？看到父母天天以淚洗面的痛苦表情，我真不想活在這個世上了。”
13歲的小小有一個夢想，她很認真地告訴《法制周報》記者，“我想做醫生，長大后研究出醫治艾滋病的方法，讓人們不再痛苦。”
現在，小小的母親時不時會感到慚愧，“孩子已經很久沒買過新衣服了。以前每年都給她買。”說這話的時候，她自己也穿著親戚送的棉衣和褲子。現在，小小一家和醫院協商簽下了一紙協議，一定程度緩解了今后治療費用的壓力。
過幾天，美珍要帶女兒去外地看病了。她買了兩張火車票，一張硬臥下鋪，一張硬座。
維權
艾滋病患者的艱難期待
對于這批感染者來說，他們正面臨來自社會與經濟的雙重壓力。
有的人選擇了默默妥協，有的奮起反抗。現在，有多少人曾在1994年至1996年間到澠池縣人民醫院輸過血，又有多少人感染了該病，仍然是未知數。
或許有些感染者還不知道自己得了這個病，而有的感染者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已知的感染者中的一部分人，或通過法律手段將澠池縣人民醫院告上法庭，或與醫院私下簽訂了協議，得到了幾萬到幾十萬元不等的賠償。
著名防艾人士桂希恩教授表示，目前輸血感染艾滋病者有三種維權路徑。第一是依靠國家規定的“四免一關懷”政策；第二是選擇法律途徑捍衛自己的權利；第三則是靠基金會得到經濟支持。
北京金瀚律師事務所周細紅律師也告訴《法制周報》記者，站在法律角度，在醫院輸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只要能拿出有效證據，是能通過法律手段要求賠償的。
不過，艾滋病人維權的現狀卻并不樂觀。北京愛知行研究所負責人萬延海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現在艾滋病感染人群的維權意識雖有所提高，開始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利，但從整體上看維權還處于一個低谷狀態。由于艾滋病維權與公民的基本權利相關連，患者個人開展艾滋病維權又非常困難，因而社會上出現了艾滋病維權的民間組織，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門雖然也想進行一些扶持，但還存在一些制度上的障礙。”
“令人鼓舞的是，現在新的抗病毒藥品馬上就要投入使用了。國家‘四免一關懷’的政策施行后，病人能夠免費使用抗病毒藥以及得到相關救助。可以說，現在艾滋病患者處境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改善。”一位專家表示。（文中艾滋病感染者及家屬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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