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三明在線
衛生部有關人士說，經靜脈吸毒感染艾滋病是目前我國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數據顯示，現有感染者2／3都是由此途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一些大中城市吸毒人群的艾滋病感染上升較快。另外，我國經性接觸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速度也在不斷上升。
盡管在我國目前已經檢查出來的艾滋病感染者（HIV陽性）中，通過血液傳播（吸毒中的共用注射器以及賣血和輸血）的人占大多數，但是在許多普及宣傳材料中，仍然把性傳播列為第一重要的傳播途徑；在我國正式的疾病分類里也把艾滋病歸入“性傳播疾病”。
其實，性傳播的可能性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
1、傳播渠道有多少，也就是，究竟有多少人有過“多伴侶性交”；
2、渠道中的傳播機會有多少，也就是在“多伴侶性交”中，安全套使用率是多少。
本文就是要剖析這兩個問題。
一、“多伴侶性交”的情況
●在20－64歲的人里，到2000年8月為止，曾經有過任何一種多伴侶性交的人，占13．2％－16．2％
●中國的成年女性在客觀上成為了阻擋艾滋病的堤壩
●在有過多伴侶性交的人里，平均有過3．49個其他性伴侶
“多伴侶性交”是指：某人在一生中，曾經與一個以上的性伴侶發生過性交合（陰道性交與肛門性交）。
多伴侶性交是“艾滋病時代”的新概念。它只認一個死理：單伴侶沒事，任何一種多伴侶都有風險。
因此，它必然把合理合法的再婚者也納入“多伴侶”；它不考慮雙方的性關系是否符合道德，這必然把那些只跟一個人有過所謂“婚前性行為”的人排除在外；它必然包括同性性交在內；它并不支持禁止“三陪”、“看黃”等等，只要其中沒有發生性交合。
那么，中國當前的“多伴侶性交”的實況究竟如何？
1、在20－64歲的全體中國人里，到2000年8月為止，在14歲以后的一生中，曾經有過任何一種多伴侶性交的人，只占13．2％－16．2％。
前一個百分比是按照嚴標準來統計的，僅僅包括那些自己承認過，而且再次或者多次確認過的人。后一個百分比則是寬標準，包括所有那些至少承認過一次的人。
2、按照嚴標準來統計，在有過多伴侶性交的人里，有74．0％的人僅僅有過不超過3個其他性伴侶。不超過5個其他性伴侶的人則達到85．9％。因此，這些人平均起來，只有過3．49個其他性伴侶（標準差＝5．35）；中位數則僅為2個其他性伴侶。
這意味著什么呢？
第一，美國1992年進行的全國成年人總人口隨機抽樣調查發現：從18歲開始，一生中曾經有過一個以上性伴侶的人，高達71％之多；而且有過5個（含）以上性伴侶的人高達41．5％。
僅僅在該調查開始之前的5年里，就有38．7％的人有過一個以上性伴侶。即使在此前的12個月里，也有16．9％的人發生過多伴侶性交。也就是說，美國人的一年就超過了中國人的一生。
盡管如此，以勞曼教授為首的該課題的研究者們仍然認為：由于性傳播所必須通過每個人的“性的社會網絡”，而這些網絡其實并沒有普遍“連線”，而且足以“內引外聯”的“橋梁人群”也不夠多；因此，對于性傳播可能性的任何夸大都是誤導，都是為了要錢。
第二，對于中國女性來說，除了再婚以外，多半不可能發生多伴侶行為，這是她的一種根本價值觀，其作用強度大于她所在社區的性文化的潛移默化。
男性卻相反。他所在的社區具有什么樣的性文化，對他的作用強度遠遠超過了自我性觀念的作用。也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女性更像“原教旨主義者”，男性則更像是“機會主義者”。
這足以回答一個至關重要、卻被宣傳者們有意無意地忽視掉的問題：中國的艾滋病為什么這么少？
就是因為中國的成年女性在客觀上成為了阻擋艾滋病的堤壩：一生中發生多伴侶性交的女人只有5．5％－8．2％；尤其是：這個堤壩更加不為周圍的風風雨雨所動。
因此，即使所有發生過多伴侶性交的男人，統統都有艾滋病，而且百分之百地傳播給了他們的身為普通女性的伴侶（這兩條實際上都不可能）；那么，從這些女人里再次傳播給其他男人的時候，按照嚴標準計算，艾滋病就已經只有原來的5．5％了。
如果這5．5％的男人仍然是通過女人來傳播，那么第三次傳播給其他男人的可能性就只有第一次傳播時的千分之三。也就是說，在中國目前的“性的社會網絡”里，女性不僅在生物學意義上是性傳播的最主要受害者，而且客觀上為整個社會換來了目前極低的艾滋病感染率。
倘若中國女性中有過多伴侶性交的比例也達到總人口的平均數，那么中國的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就會是現在的2．4倍。如果“男女都一樣”，那么就會是3．8倍。
二、男人接受性服務的情況
●如果只看城市男性的話，35歲以下的人里大約8個男人里就有一個嫖客。其中，25－29歲的人最多，大約6個男人里就有一個。
●男性廠長、經理、老板們嫖娼的可能性（發生比率）是城市中的男性體力勞動工人的10倍，是各種農村男勞動者的22倍。他們同時最可能成為性傳播的最主要的“橋梁人群”。
●在各種多伴侶性交中，商業化的性交易（嫖娼賣淫）一直被認為是最容易傳播艾滋病的。（盡管中國的預防工作在這方面投入得較少。）那么，社會實況究竟如何呢？
在20－64歲的男性總人口中，承認自己在一生中曾經與性服務小姐（暗娼、性工作者）發生過性交合的人占6．4％。按照年齡組來看，35歲（含）以上的男人中，只有3．6％的人這樣做過；而35歲以下的男人中卻達到11．9％。其中最高的是25－29歲的人，高達12．7％之多。
如果只看城市男性的話，那么35歲（含）以上的人里只有5．5％接受過性服務，而35歲以下的人里卻有12．5％之多，也就是大約8個男人里就有一個嫖客。其中，25－29歲的人也是最多，高達16．5％；也就是大約6個男人里就有一個。
可是，首先請不要忘記前面講過的道理：作為一般女性，嫖客的妻子或者女同居者，再次傳播給其他男人的可能性只有5．5％。
其次，請不要忘記：嫖客們不僅可能把艾滋病帶回家來，更可能傳播給性服務小姐。否則，那些剛剛走出農村的、未成年的、往往是在性產業里被“開處”的“小姐”，她們的艾滋病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為什么我們總是更容易把她們看成是第一傳播源，而不是第一受害者？
第三，嫖客里誰更加危險？男性廠長、經理、老板們。
按照主要職業來分類，那些形形色色的男性廠長、經理、老板們的嫖娼可能性（發生比率）是城市中的男性體力勞動工人的10倍，是各種農村男勞動者的22倍！可是，他們肯定會覺得冤枉，因為其中許多情況是為了“應酬”。那么誰被“應酬”了呢？恐怕更多的是那些可以出租權力的人。
這些男人之所以更加危險，更在于他們同時最可能成為性傳播的最主要的“橋梁人群”。這是因為，他們更容易倚權杖勢地與更多的“二奶”、“小蜜”、“情人”發生性交；甚至可以更容易地和更多地強奸手下的女性。
這種“性的階級霸權”表現為：他們平均有過6．41－6．27個其他性伴侶，是工人的1．95－2．60倍，是農民的2．87－3．37倍。
此外，調查數據還表明：在那些接受過性服務的男人里，有39．2％的人是發生在調查之前3個月以內，在6個月之內的占50．0％，在一年之內的占71．6％，在5年之內的占88．5％。
也就是說，在1998年8月－2000年8月之內，中國性產業曾經出現了急劇的增長，比此前5年之內的規模擴大了4倍還多，比自從性產業重現以來的規模也擴大了2．5倍。
可是，2000年的性病報告率反而下降了。除了數據不完全的因素以外，這是不是也在提醒我們：性傳播的可能性也許被夸大了？
三、安全套的使用情況
●與配偶或者長期同居的人過性生活是最安全的
●與性服務小姐的臨時性交是最不安全的
●在性產業中實行“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的管理，那么艾滋病的性傳播可能就不再是大問題
在我們的調查中，對于安全套的使用排列了4種情況：1、從未使用；2、較少使用；3、經常使用；4、每次都用。總的來看，安全套的使用率在中國人里仍然非常低。但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這樣一種排列順序：
與不同對象性交時使用安全套的情況
不同性交對象
每次使用者的比例
1、配偶或者長期同居者 14．8％
其中，雙方都是單一伴侶 14．0％
多伴侶者與配偶 18．8％
接受過性服務的人與配偶 23．7％
2、長期的其他性伴侶 20．4％
其中，與長期交往的 16．7％
性服務小姐或者“二奶” 與不是性服務小姐的人 27．2％
3、短期的其他性伴侶 30．1％
其中，與短期的其他性伴侶（不是性服務小姐） 23．0％
與短期交往的性服務小姐 41．1％
4、與性服務小姐臨時性交中 46．9％
5、在調查前3個月內與 小姐的臨時性交中 65．7％
圖表中的“長期”＝超過6個月；“短期”＝3－6個月；“臨時”＝短于3個月。
在上面這個表格里，中國人用自己的實踐表明了他們對于艾滋病風險的認識：與配偶或者長期同居的人過性生活是最安全的，與長期的其他性伴侶則不安全一些，與短期的其他性伴侶會更不安全，而與性服務小姐的臨時性交則是最不安全的。
也就是說，由于中國人在艾滋病風險越大的性交中，就越多地使用安全套，而且最近以來（1999年5月－2000年5月）更多地使用，所以艾滋病的性傳播的可能性，已經被再度地縮小了。正是這個因素，才使得2000年的性病報告率下降了。
如果這種良性狀態能夠繼續發展下去，例如在性產業中實行“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的管理，那么艾滋病的性傳播可能就不再是大問題。
因此，請不要僅僅依據現有的性病報告率，來推算性傳播的可能性。
請不要把艾滋病恐慌作為整肅性道德的最后武器。
技術小檔案 調查是這樣做的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進行的全國分層抽樣調查。作者為負責人。課題組成員還有：史希來、郭大平、王愛麗、蔡鑫、黃琦、黃盈盈。
隨機抽樣的方法是：按照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以非農業人口的比例為分層標準，側重東南沿海地帶，總共分為14層；以縣級地區為初級抽樣單位，抽取60個。縣以下使用PPS抽樣到居委會或者村，然后依據核實過的居民名單進行等距抽樣，而且涵蓋了當時當地的流動人口，抽樣誤差小于0．04。統計分析時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進行加權。
除了嚴守社會調查的通用規范之外，主要采用了3項新方法：
第一，我們沒有到別人的家里去調查，因為誰也不會在自己家里，甚至當著家里人的面，談論自己的性生活，更不可能說出任何一種非婚性行為。我們是通過預約，主要在下班后和雙休日，把被調查者請到我們所住的賓館房間里，關起門來，同性別地、一對一地進行調查。
第二，事先進行抽樣、上門預約的人，與最終進行面談的調查員相互隔絕，因此實現了最大限度的匿名化，而且向被調查者充分地說明與演示了這一點。
第三，我們使用了筆記本電腦進行調查（“電腦問卷調查法”是目前國際上調查敏感問題時的最佳方法）。也就是：把所有的問題都一個接一個地顯示在筆記本電腦的屏幕上，被調查者通過按鍵來回答。
一開始的不敏感的問題，都由調查員一邊問一邊操作電腦一邊教被調查者使用。等到關于“性”的問題開始出現時，就由被調查者自己獨自操作與回答了。這時，調查員坐到對面較遠的地方，由于筆記本電腦的屏幕（“蓋子”）的遮擋，不可能看到被調查者的任何回答，實現了最大限度的保密。
我們請文化低的被調查者帶上耳機，從電腦里聽到宣讀提問的聲音（備有4種方言）。如果被調查者仍然聽不懂，就由調查員來逐題解釋和詢問了。不過，這種情況我們只遇到千分之4。
我們的有效應答率是76．3％（3820個樣本），表明上述調查方法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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