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末，吉林德惠市中心血站多次采集艾滋病感染者的血液，輸血者農婦王紅因之感染上艾滋病。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沈亮，實習生 漆菲 李俊杰
■2008年，單采血漿術在進入中國三十年后，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獨立的全國性法規——《單采血漿站管理辦法》（2008年3月1日施行）。
三十年里，這一特殊行業，曾因采血之亂引發中原的艾滋之禍，而令人聞之色變，也因隨后驚心動魄的治理舉措為人矚目。本報以一座貴州血漿站的真實變遷為縮影，試圖還原這一中國公共衛生領域由亂及治的罕見圖景。
■2008年，也是科學家劉雋湘逝世第9個年頭。1999年，公眾視野里幾乎忽視了他的離去，唯一的訃告刊登在一份發行千份的專業學術刊物《中華微生物學和免疫學雜志》上，他的單采血漿中國推廣第一人的身份亦就此塵封。彼時中原的艾滋之禍正盛，人們無從得知83歲的劉雋湘在彌留之際是否曾有一絲的后悔，最后的歲月里，唯見其以花甲之齡跑遍河北、河南、山東，奔走在各地血漿站間，身邊的助手感覺到他的憂心忡忡。這是一位科學家最無奈的悲劇。
1978—1992 誰打開了“潘多拉魔盒”？
科學家的夙愿
小心，小心，上面掛的是血瓶子，下面放的是手銬。
1963年，時任衛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劑室主任的劉雋湘與學生陳醒明合作研究綠膿桿菌的免疫血清，這種桿菌是燒傷病人的最大威脅。
“對燒傷病人而言，與輸全血相比，輸漿急救是更好的方式，因為不用配型，也沒有用量控制。”陳醒明回憶，劉雋湘當時感嘆道：“我們應該發展人血漿。”“他這個人很有超前意識，有時會提出些領導尚不能接受的觀點。我每次進他的辦公室，他都在閱讀各種材料，非常關心國外的先進技術。”陳醒明說。
這種單采血漿術，是指將獻漿員的血液抽出后，分離成血漿與血球兩部分，紅血球回輸到獻血員體內，血漿用于制作生物制品。
上世紀60年代，臨床上血制劑的應用日廣，對原料血漿的需求迅速增長，采漿術開始在美國被廣泛應用，到了70年代，在歐洲也成為常規方式。
“文革”期間，劉雋湘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那時他說話沒人肯聽，更別說什么從國外文獻上看到東西。”陳醒明說。
但科學家的夙愿未丟。1978年，“文革”結束后兩年，劉雋湘便成立了研究組，專門負責這一課題，開始推動引進單采血漿技術，他已經63歲了。也在這一年，世界衛生組織公布了《血液采集、加工和血制劑規范》，對采漿術作出若干解釋，正式認可。
研究開始時，曾有人提醒他們：小心，小心，上面掛的是血瓶子，下面放的是手銬。“研究組由臨床、血液、化驗、技工等方面的專家組成，從兩三位義務獻漿員開始試驗，一直增加到百來人。因為有國外成熟的采漿技術，我們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實驗進展順利，得出的結論是：在按規定程序操作的條件下，單采血漿術對獻漿者無害。安全。”參與了此項研究的另一位同事金國棟回憶。
之后，衛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向衛生部正式提出建議：使用該技術采集原料血漿。
1979年建議獲得了衛生部批準，開始試行。衛生部原副部長、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楊純非常支持，他說：“勢在必行。”
最早的擔心
“我很擔心采漿不按嚴格的程序操作，發生意外情況。”
1979年，單采血漿術由天津中心血站試行，很快就在全國范圍被迅速推廣。
初期的獻漿員來自大專院校，后來開始慢慢向社會征集。各級紅十字會和血液中心在媒體上競相宣傳采漿政策、原理以及國內外獻漿員的先進事跡。
獻漿者很積極。“那時有償獻漿的營養費幾乎是一個月的工資，比較有吸引力。”金國棟回憶。
還是這一年，艾滋病病毒在美國潛入人體，但還無人知曉。
彼時的中國正積極地擁抱著新的科學技術。最先是北京、成都、武漢等生物制品研究所都設立了血站，之后由河北擴展到山東、河南，不久中原地區血站也大多具備了采漿功能。
1982年7月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單采血漿經驗交流會時，全國已施行了采漿術14萬余人次。待到1984年第二次經驗交流會時，數字已飆升至56萬人次以上。1985年更是達到了80余萬人次。“從研究時開始，我們最擔心的就是異型輸血，對每個血漿站都在強調，可謂苦口婆心。”金國棟說，但在80年代初，各家血站依然發生過此類問題，金就曾親自為血站搶救過獻漿員。“疏忽大意。”他說，“異型輸血多發生在快下班的時候。曾有一例是女護士急著回家給孩子喂奶，讓同事幫她回輸最后幾袋紅細胞，結果搞錯了血型。”
于是，各家血站都開始想辦法調整規范：有的提出在血漿站內掛上明顯大牌子；有的提出在獻漿員的帽子上清楚標示。最終的方式是，讓獻漿員在自己的血袋上簽字，回輸后自行確認。
1983年，艾滋病病毒感染了第一位中國公民。被感染者是血友病患者，注射了來自美國的血液制品“凝血八因子”。
剛剛改革開放后不久的中國，臨床使用的血制品幾乎全部依賴國外進口，但漸漸被艾滋病威脅的歐美血制品令中國衛生部門憂慮。
反應不可謂不快。1984年——此時艾滋病病毒尚未被國際醫學界正式命名，衛生部、外經貿部、海關總署就已幾次聯合下發通知，禁止或限制進口血漿、人血白蛋白等血液制品。此時的目標是：將艾滋病御于國門之外。
“獻血（漿）是公民的光榮的社會義務，特別是我國有十億人口，血（漿）必須自給自足。”劉雋湘此間也曾如是呼吁。
國內臨床的血制品瞬間短缺，“血漿經濟”被快速加熱。但那種理想狀態下的安全，與被經濟利益挾持的現實漸相背離，不安全因素隱現。
1984年，在全國第二次單采術經驗交流會上，通過了《單采血漿術規程》，這是我國采漿領域第一部規范性文件。
同一年，劉雋湘等人受衛生部委托對8個省的22個采漿站進行調研。“因為不大放心，劉雋湘也希望到全國去看看血漿站的情況。”金國棟說。
調研結束后，劉雋湘和嵇幼初主編了《血漿單采術手冊》。在這本280頁的小冊子中，編寫者對血漿站和獻漿員做出細致的規范。
“我很擔心采漿不按嚴格的程序操作，發生意外情況。”金國棟記得劉雋湘回到北京后曾說。
那本手冊中寫道：“有些站雖然建立較早，但因當時經驗不足或條件困難，可能存在某些缺點，也應根據規定的要求加以整頓。”
可惜，這一和緩的措辭，從血漿站誕生之始，就被利益驅動下的操作者忘于腦后。
時間進入到90年代，“血漿經濟”遵從利益的邏輯突飛猛進。多個省份開始大規模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和設備，興建血漿采集站和血液制品企業。在部分地區，“血漿經濟”被視為帶領農民脫貧致富的第三產業。
暴利時代即將來臨，而農民體內溫熱的血漿正在成為一座取之不竭的富礦，危險的種子也悄然埋下。
1992—2006 暴利時代的治亂邏輯
以血致富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1992年，西南小城貴州省惠水縣也為血漿站的“錢景”動了心。
當時的惠水縣政府沒有資金投入，縣醫院就以職工集資入股的方式湊了十幾萬元，作為啟動資金，義無返顧地擠進了血漿行業的暴利時代。
“建站名義上須經當地衛生行政部門的許可。在當時，這并不難。申請批得挺快。”昔日站長黎鵬發說。
“利潤以入股分紅的方式分配。”現任縣衛生局副局長的周前云回憶說，“那些首次入股時還持懷疑態度的職工，很快就變得積極起來。”
創辦之初，作為縣醫院下屬科室，血漿站占用了醫院兩個房間。空間有些狹小，獻漿員常常站滿屋子和院子。不出所料，血漿站利潤豐厚，在其他科室人均月獎金只有一百元的時候，血站工作人員就可以分到四百元。這四倍的獎金差距是一個磁場，吸引醫院其他科室的醫生、護士分撥來干，以便利益均沾。
“當時沒有特別針對性的培訓，會扎針、抽血的護士就行。”周前云說。各縣采來的血漿由貴州省統一定價、銷售給廠家。
“客觀地說，血漿站對地方經濟是有貢獻的。”周前云說，就以惠水為例，雖然給予獻漿員的營養費最初僅為50元，但對當地人尤其農民而言都比種田劃算。那些挑進縣城來賣的大頭菜，一斤只掙一毛錢。
2007年，為了穩定漿源，營養費提高到每人140元。這是獻漿員都會算的一筆賬：除去來往車費，一次可余100元，一月兩次，一年就是2400元——比當年貴州省農民人均純收入還略高一些。
于是，有些省份早年一開始就將“血漿經濟”視為帶領農民貧困人口脫貧的動力產業，也就不足為奇了。
據撰寫《河南艾滋病五年調查報告》一文的北京佑安醫院醫生張可回憶，在1990年代中期的河南，這是場“以血致富”的大運動，從15歲到60多歲的農民紛紛加入進來。50歲以上的人，為了參與獻血，把白發染黑；年齡小者，謊報年齡。當時農民流行的口號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有的縣城里最熱鬧的地方就是血漿站，門前人山人海，多則千人。工作人員不間斷地抽血，獻漿員徹夜不息地排隊等候。
“無人知道災難已悄悄隱藏在他們身邊。”張可說。
手工采集之亂
“那時做這行要靠人性和道德。”
唾手可得的財富不僅刺激著那些農民身份的獻漿員的積極性，也讓血漿站多少無所顧忌。所謂規范掌握在個人手里。“那時做這行要靠人性和道德。”惠水縣衛生局副局長周前云說，站長能穩得住的地方規則相對明確，混亂些的早就蓋起了幾棟小樓。
自采漿術進入中國到1998年之間，全國的采漿站大多是手工采集技術。手工采集的隨意性，恰是暴利滋生的有利土壤之一。
每次的采集量都操控在護士手中。雖然按照規范一次采漿不得超過600克，但多采200克也只有天知地知。在違規超采外，頻采也未被控制，有的獻漿員會在一周內多次賣漿。
不僅如此，用于分離血漿的離心機的轉速也由人掌握，機器的轉速越高，分離出的血漿就越多。而因為機器轉速過高而破碎的紅細胞被輸回人體后，不僅無用，還會給腎臟加重負擔。
劉雋湘編著的那本《血漿單采術手冊》已經分發到各血站，但“當時政府管理意識不強，根本無法對各家血站進行有效監控”，周前云說。
“那時做血漿真是比賣毒品還要賺錢。”現任惠水血漿站站長的陳昌建當時在貴州省血液中心工作，常去各縣的血漿站調血漿，“有些600克容量的血漿袋被漲得鼓起來，摸著嚇人。”
地方政府的急切心態某種程度上助長了越規的行為。1992年，河南省衛生廳與省紅十字血液中心簽訂承包經營合同，目標竟陡然超過歷年最高水平兩倍之多。
而其下轄各地，疾控部門、衛生部門、醫院，藥廠，甚至個人開辦的，或合法或非法的血漿站，雨后春筍般涌現，1993年時駐馬店地區33家，而信陽地區則上百家之多。
手工采集帶來的不僅是鈔票，更有風險。
按照規范要求，離體的血液不可以多人混合，否則，丙肝、乙肝、瘧疾等病毒在混合血回輸過程中的傳播風險很大。
“但部分血站常年混合操作，只為便捷操作，降低成本，榨取最大利潤。”一位血漿站的老員工說。
僅僅過了一年，1993年的河南省，瘧疾疫情已經在提示采漿混亂。當年8月6日《河南衛生報》披露：“今年上半年全省報告瘧疾301例，是去年同期69例的4.36倍。”
20天后，河南省衛生廳發出了《關于加強血站、單采漿站傳染病預防工作的通知》，以防止瘧疾病毒通過采漿傳播。
而一年之后，令他們更加憂慮的傳染病將不再是瘧疾，而是致命的艾滋病病毒。
艾滋秘密
“超過89.3%的患者在1995年感染。”
最早的警訊發生在離惠水小城千里之外的安徽阜陽。
1994年9月，上海萊氏生物制品公司反饋安徽省阜陽地區獻漿員李某的血漿為“HIV+”，但是，當地血站的工作人員不知HIV為何物，未引起任何重視。11月，該公司的抽檢報告中，再次出現：李某，“HIV+”。
衛生部的一個研究小組隨后進入安徽阜陽地區調查，最終將感染途徑鎖定在當地的單采血漿站。這可能是第一份證明艾滋病與血漿站間存在關聯的正式報告。
同年，河南省周口地區防疫站的王淑平也首次在獻漿員中發現HIV感染者。但是，河南省衛生廳并未承認王淑平的調查結論，王淑平因此失去了工作。
事后看來，危險的種子早已埋下。至少在1995年之前，全國的血漿站基本沒有任何艾滋病檢驗程序。“那時我們在做血液檢測時，雖然也穿工作服、戴手套，但主要是為了預防肝炎。根本不知道艾滋病如此之近，現在想想還會后怕。”河南省鄭州市疾控中心蘇惠存說。
遺憾的是，各地政府對采漿過程中的艾滋病感染諱莫如深，大批HIV感染者藏匿于人群之中。
1996年，河南中醫學院退休教授高耀潔遇到一例因輸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婦女，因而發現了這個被遮蓋的驚天秘密，從此為之奔走呼號。
待到張可發現河南省的艾滋病感染情狀已是1999年。那時他剛剛調入北京佑安醫院的艾滋病病房，本打算“清閑五年”，卻被前來求醫的患者帶入這場災難。
張可去過近100個村莊，地域遍及河南省黃河以南的大部地區。
當他站在河南的田間地頭時，“病人總是越看越多，緊緊圍在我的旁邊”。他只好說，先看重病人，輕一點的以后再說。他有時一天看病三百多人。
“河南的艾滋病來自周邊省份。因為河南省那時的血漿站最興旺發達，自然也就成了重災區。”張可認為。
因采漿而感染HIV的高峰期最終被鎖定在1995年，在其后撰寫的《河南艾滋病五年調查報告》中，張可的數據顯示，“超過89.3%的患者在1995年感染”。
同年4月，河南省、安徽省、河北省衛生廳緊急接連下令關停所有單采血漿站。但是，這些警告與措施都未能防止艾滋病傳染高峰的來臨。曾有一位漿站工作人員告訴張可：他們漿站是1993年看到別人掙錢后才剛建的，雖然當時確實已經有通知不讓再開辦漿站，但由于單位投資太大，沒有收回來，只好堅持開下去。
“當時部分政府血站關閉，但由于利益巨大，大量的地下采漿站冒出來了。”張可說。已經嘗到利益甜頭的獻漿百姓們，轉而投奔非法漿站門下，局勢更加混亂。“假如在王淑平發現時的1994年就立即停止有償獻血，并進行有效的防治工作……”張可在他的調查報告開頭寫道，可惜，現實不能被假設。
幾乎同時，晚年的劉雋湘與他的同事金國棟也下到血漿站，跑遍河北、河南、山東。“我們這些技術人員沒有權力，只能常用晚飯后的時間給護士們講講課。”金國棟說。
由亂轉治
機器采集取代手工采集，增設艾滋病檢測，血漿站真正獨立
艾滋事件尚隱匿在公眾視野之外，卻已讓衛生系統內部上下震動，單采血漿站在艾滋病最肆虐的1995年不得不步入由亂轉治的拐點。
從1995年開始，各省頻頻下發規范文件，三令五申地重復著：“查處單采血漿站不按規定對供漿員進行體檢、化驗、頻繁或過量采集血漿的行為；查處單采血漿站擅自采集血液或向醫療機構直接供應原料血漿的行為……”
這也足見當年的亂相種種。但偌大的中國，各地血漿站的管理情況依然參差不齊，通過采漿而致使傳染病傳播的風險并未斷絕。更大的貽害則已轉至地下采漿站。
1996年，河南省衛生廳和公安廳聯合對一批血頭、血霸進行嚴厲打擊。“公安系統強勢介入后一年左右，地下血漿站被慢慢肅清。”蘇惠存說。
一紙紙嚴苛的紅頭文件，一場場浩蕩的重拳打擊外，對血漿站全行業更精細的技術層面的改造措施，由國家層面直接布置。
這一年，惠水血漿站增加對艾滋病的檢測項目，緣于衛生部此前緊急下發的通知。
第二年，同樣響應國家要求，惠水血漿站又建立了危機管理的程序：誰來獻漿，誰來采集，測試數據都被詳細記錄在案。全國亦是如此。而在此之前，即使發現了血漿中帶有傳染病毒，也無法追溯到源頭。
1997年底，在衛生部門的要求下，惠水等部分采漿站又開始推行機器采集。手工采集的歷史由此終結，暴利的一頁翻過去了。
進入機器采集時代的惠水血漿站效益銳減，掙扎了近一年。1998年采漿量僅為0.8噸。“成本懸殊。”現任總經理陳昌建說，機采的耗材由生物制品公司提供，每人次為50元，比原來增加了40元。
對于那些在手工采集時代常多采200cc的血漿站來講，作弊越來越難。
元氣尚未完全恢復，1999年，國家要求血漿站從縣醫院分家出來，變更為衛生部門的下屬事業單位。“醫院管全血，血漿站獨立后只管采漿。”周前云說，“作為入了股的醫院職工肯定不太愿意，但也沒辦法。”
縣衛生局管人事的副局長黎鵬發成為獨立后的第一任站長，“叫我去是為了工作方便，以前上到醫院領導下到職工的人事問題都是我管，這樣漿站和醫院間的摩擦就少些”。他將原來集資的全部股份退掉，向醫院借了30萬元作為最開始的資金。血漿站除了還在租用縣醫院的房間，此外再無關系。
艱難的日子很快就熬過去了。2000年，衛生部門規定生物制品公司只能從對口的血漿站調漿，企業馬上就為血漿稀缺犯愁了。
2001年春節，時任站長黎鵬發被河南華蘭公司的老總請到貴陽，商量提高產量，希望當年就能采到30噸。此后惠水血站貼出通知，固定每周四吸納新的獻漿員，產量開始逐年恢復。
獨立后的血漿站在現址買了地，蓋起了兩層的樓房。“兩個采漿大廳基本夠用，年采漿量也恢復到80噸左右。”黎鵬發對此表示滿意。
日子又平穩下來，卻也無法再和暴利時代相提并論了。
2006—— 轉制之艱與新生之惑
2006年，國家層面終下決心。當年4月，衛生部等九部門共同下發《關于單采血漿站轉制的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要求縣級衛生部門與下屬單采血漿站脫鉤，將血漿站轉到血液制品企業門下。
這被業內稱為釜底抽薪之舉，地方政府的監管角色被樂觀期待為能擺脫利益的糾葛而真正回歸。
這還是一場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一場轉制就是一場戰爭。”在塵埃落定一年之后，貴州省惠水縣衛生局局長李東風依然感慨良深。
《方案》為轉制設下最后期限：2006年12月31日。但各地在操作上多有延遲，但最遲2007年底，單采血漿站依附政府的時代結束了。
談判
最終歷經九輪21次談判，“雙方咬得很死，但又面帶微笑”。
李東風并不想賣，轉制之前，血漿站的部分利潤會直接用于衛生系統。他將血漿站比作投入過多心血的孩子——特別是這個孩子還能帶來不菲的收入。但“沒有商量余地，《方案》的要求一刀切死。”惠水縣分管衛生系統的副縣長楊鳳玲說。
按照《方案》要求，采血漿站向血液制品生產企業實行有償轉讓。惠水血漿站為此專門請貴陽一家評估公司對資產進行了整體評估，接著便是與購買者河南華蘭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談判桌上的交火。
2007年間，最終歷經九輪21次談判。“雙方咬得很死，但又面帶微笑。”李東風說。
衛生局首先開價3000萬。“這是戰略，要為日后的退讓留好空間。”楊鳳玲說，“這3000萬是在資產評估的基礎上，加入了未來30年土地可能的升值，以及血漿站可能利潤。”
3000萬，大大超出了華蘭的預計。來惠水赴戰之前，華蘭一馬平川已收入鄰近5家，僅花了1800萬。
這是場不對等的較量。按照《方案》規定，一家血漿站只能被指定好的企業“一對一”接收，超時未完成轉制的，其《單采血漿許可證》將被注銷。這條規定強制各家血漿站快速完成轉制，但也大大壓低了血漿站的談判空間。惠水縣所屬的貴州省黔南州六個血漿站都被指定給華蘭公司。
華蘭給出1100萬的價碼。這已經遠高于其他血站，2006年正是惠水血漿站的巔峰狀態，當年的采漿量比任何兩家的總和還多，近80萬噸的采漿量，在全國都名列前茅。
“看著華蘭一路收購過來，感覺前面幾家都是被蒙著走，可能因為沒經驗，也可能是對國有資產不上心，沒怎么談就賣掉了。”楊鳳玲說。
惠水談判桌上的交鋒越來越多。“沒有進展的時候，雙方也會給彼此找個臺階。”畢竟沒有誰希望談崩掉。2007年4月30日，最后期限到了，還在僵持。“華蘭的董事長看上去瘦了上十斤。”李東風覺得。第二天，終以惠水咬定的1800萬成交——這相當于其他5個血漿站價格的總和。
楊鳳玲將其視為惠水的勝利。但作為分管衛生的領導，失落難免，“好在稅收企業無法帶走”，但已然不再屬于他治下的衛生系統。
流動
專業人員流動太大，這已成為全國血漿站轉制過程中必然經歷的隘口。
血漿站的職工也在左右權衡：離開，還是留下。
在他們看來，只有繼續擁有政府內的事業編制才算安全，“再大的公司若出了問題，說倒就倒。”有員工說。
轉制塵埃落定后的2007年10月，除了陳昌建和一位會計，原來編制內的老職工都走了。他們寧愿放棄血漿站每月多出的一千多元獎金。
改制后，被稱為陳總的陳昌建重新招了護士20名，但“業務把關的人還是不太好找，有醫師執照的更青睞縣醫院或縣疾控中心”。
按照國家規定，血漿站的檢驗醫生中獲得中級職稱的至少要在30%以上。“我們還達不到。”他坦陳，現在的業務骨干中一些是退休人員，另一些是他從縣衛生局借的。為了安定人心，陳昌建為職工增加了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每月的繳納基數提高了近100元。但今年9月份，又有一人選擇了離開。
專業人員流動太大，這已成為全國血漿站轉制過程中必然經歷的隘口。
不過，也有人更看重血漿站。那些在縣醫院工資為450元的臨時工在這里可以收入1500元，還不用再上夜班，但他們的專業技能欠缺。
2006年，廣東佰易藥品有限公司生產的血液制品被查出攜帶丙肝病毒，病源調查一直追蹤到轉制后劃歸佰易藥業的連山血漿站。當時一位連山縣醫院的工作人員說，血漿站的正式職工調回縣醫院，留在站里工作的基本上是臨時工，大多沒有經過專業培訓，更談不上具體的操作技能。
下滑
能否有償賣漿和無償獻漿，兩條腿走路？
因為轉制談判中的摩擦，有些血站出現短暫停業。“黔南州各家血漿站的采漿量都有下滑。”陳昌建說。
不少血液制品行業人士認為，無所顧忌采血漿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采漿行業逐步收緊、規范的監管政策，以及血漿站轉制的微震，是引起下游血液制品產量的波動的主要原因。
最近，又有朋友來托陳昌建尋找人血白蛋白，這在市場上已是一支難求。即便是華蘭的員工要用，也必須等待老總的簽字，而每次只批兩瓶。
血液制品“凝血八因子”也屢屢告急。沒有凝血八因子，血友病患者只能在失血的痛苦中死去。
但是，在產量與安全間權衡，國家的政策顯然側重后者。在此基調下，“地方官員也怕出事，將血漿站推給企業，進可放手監管，退可減輕身上的壓力。”一位衛生系統內部官員說。
“貴州省25個血漿站就是25顆定時炸彈。請大家多負些責，讓我安穩退位。”貴州省衛生廳一位領導曾說。
而按照最新司法解釋，從2008年9月23日起，非法采供血液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今年3月1日施行的《單采血漿站管理辦法》，更是對血漿站資格、采漿規范等方面做出新的嚴格要求。
采漿量下滑的另一層原因來自獻漿員的流失：外出打工、計劃生育、人口老齡化都是干擾獻漿人數的重要因素。
為了穩定獻漿隊伍，華蘭公司新增了優惠措施，譬如那些連續8個月獻漿次數8次之上的人，若家里孩子考上本科院校，則一個人可以領到一次性補助1000元。但收效仍不明顯。
武漢市血液中心成分科主任陳涵薇曾與相關部門探討過采漿量的問題，“當時有位湖北省衛生廳的官員說希望單采血漿可以‘兩條腿走路’”。其中一條腿是有償賣漿，在每次支付的營養費之外，政府再多拿30-40元給他們辦一個醫療保險，提高農民的獻漿積極性。另一條腿是像獻血一樣無償獻漿，每參與一次，將來就可免費用血。
當然，“‘兩條腿’的設想還只是一種期待，并沒有推行的跡象。”陳涵薇說。現在的體制依然是：獻血義務，獻漿有償。
安全
轉制結束并非安全問題一勞永逸地解決。
在惠水血漿站成為華蘭公司的生產車間后，“管理模式并未發生太多改變，”陳昌建說，“就像原來一樣，耗材和試劑是公司配的，我們計件生產。”
但對于血漿站來講，改制之后就無所謂“利潤”二字。“轉制政策的初衷是，將政府還原為監管角色。衛生部、省衛生廳和縣衛生局都會對血漿站定期或不定期的進行抽查。”李東風說。
但轉制是否最終能提高血液制品的安全性，如今仍有爭議。
武漢中南醫院的醫生桂希恩就持否定意見。桂希恩在1999年發現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后，曾對血漿站做過調查。“血是神圣的，也是干凈的，如果把血和企業利益放在一起一定有問題。”他堅持獻血、獻漿都應全部改為義務行為。
但在惠水，血漿站的歷任站長都認為：雖然血漿站賣得很不情愿，但理論上確實對加強監督保障安全更加有利。
不過，轉制結束并非安全問題一勞永逸地解決。廣東佰易旗下的連山血漿站也完成了轉制，但卻沒阻止衛生事故的發生。
一位業內人士承認，掌控采漿站的企業若真有作假的意圖，實施起來并不困難：“雖然現在都已是人手一張IC卡，只能每兩星期來刷卡一次。但只要多增加一臺電腦，把服務器的時間修改過，采漿量就可以翻倍。再或者，同一位獻漿員，今天用他的真實姓名，明天用一個留有存檔但多年未用的名字，也可以蒙混過關。這些方法行內人都明白。”
不過，他也承認，“政府管理更嚴格，當然會相對安全，因為這使作弊的風險越來越大。”
他指的顯然包括，2007年，衛生部再發文件，明令要求單采血漿站建立3項監管制度和措施，包括單采血漿站要設立監督公示欄，采用視頻監視系統，實現采漿過程全程視頻監控，還力主逐步建立計算機網絡監管平臺，實現對所有采供血機構的遠程動態監控。
“讓陽光照進血漿站的每一個角落。”
來源：21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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