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村莊與艾滋病作斗爭
撰文：闞磊
李倫有著燦爛的微笑，她代表的是中國抗艾滋病斗爭中一股強大的新生力量。
在多山的云南省，李倫翻過一座座山，挨家挨戶地走訪臨滄市臨翔區的居民。李倫正在向人們傳播控制艾滋病風險的知識，不僅是在他們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中，而且是在整個社區。
有時，李倫要步行三個小時才能到達深山中的某個村莊，她說她只是“在試圖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更有意義。”
李倫并不是在孤軍奮戰。她曾經是一名鄉村醫生，有一個自己的小診所，但現在她是基層艾滋病教育和預防項目“傳染病完全控制計劃”(TCE)的一員。這是一項由國際非政府組織“互滿愛”人與人 (HPP)開發的計劃。
傳統中國文化中對于討論性話題的禁忌限制了父母和子女談及這個話題的方式，以及成年人尋求相關信息的自由度。在開始大規模基層工作之前，TCE實地官員要接受為期一個月的培訓課程以及現場演練，以便掌握與當地人討論安全性行為和艾滋病話題的技巧。這個培訓對項目的成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TCE模式”(HPP在非洲開發的模式)已經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加以變通，并通過與亞洲開發銀行(亞行)合作在云南省進行了試點。試點項目由瑞典政府資助，以亞行提供“在亞太地區抗擊艾滋病”的區域技術援助的形式，并通過一個當地艾滋病預防可持續網絡子項目具體執行。項目實施機構是由云南省扶貧辦外資項目管理中心和HPP聯合組成的項目辦公室。其他合作伙伴包括中華預防醫學會(CPMA)，省級和地方各扶貧機構、衛生局、計劃生育協會和婦聯。
從2007年3月起，李倫已經走訪了1，000多戶家庭，與將近5，000人進行了交談，正在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著她從小長大的社區。
臨滄市位于云南東南部，轄區內有八個縣，是17個少數民族的聚居地。流行病是沒有國界的，因此這里成為中國和緬甸的關鍵邊界區。臨滄是毒品走私到中國的主要入口(這也是艾滋病流行病的主要風險因素)。截至2006年底，在臨滄220萬的總人口中，登記在冊的艾滋病感染者就有3,637人。去年，48%的新感染病例是通過性傳播，33%是通過血液傳播，主要是由于共用針頭。
政府日漸認識到需要采取果斷行動來遏制疾病的蔓延。但是，由于財政和人力資源的缺乏——尤其是在縣和村級的基層組織和更貧困的地區——形成了關鍵的制約。因而需要新的機制和合作模式來遏制艾滋病的傳播。
“尤其是自2003年底以來，在領導最高層的支持下，中國政府開始采取協同行動來應對艾滋病, ”亞行駐中國代表處社會發展經濟學家宋思年表示，“與此同時，這場戰斗的前線是社區和個人，而他們很難獲得來自政府資源的幫助。
然而單純的民間行動存在著局限性，比如在可持續性和項目推廣上的挑戰。宋先生表示，這個項目采取了新的措施，把公民社會發展成為政府主導項目的合作伙伴。
“TCE模式”基于“只有人們自己才能把他們自己從傳染病中解救出來”這一理念。臨滄的試點采取一種互動方法，讓地方實地官員動員、教育和培訓當地社區，為普通老百姓提供服務。
“他們的方法受到了群眾的普遍歡迎，尤其是像性工作者、靜脈毒品使用者和農民工等高危人群，”臨滄扶貧辦的周狀生主任說，“這些人在向實地官員傾訴他們的個人顧慮時不會感到尷尬。”
中華預防醫學會副會長和秘書長蔡紀明博士(中華預防醫學會是總部設在北京的非政府組織，與亞行合作在云南和在新疆的姐妹項目進行試點)，同意這種說法，他表示：“在中國大陸的艾滋病預防和控制中，非政府組織是必不可少的一股力量。在很多政府當局不便直接介入、具有敏感性的衛生教育領域中，非政府組織能夠發揮有效作用。”
這些試點也不是在孤軍奮戰。根據《中國日報》的報道，去年12月中國發布了第一輪公益廣告，在機場、公交車、火車和網絡上反復播放由三部中國社會名人代言的宣傳片，倡導通過使用安全套和進行安全性行為與艾滋病做斗爭，這標志著政府對于這一問題的一種重要的新態度。
來自衛生部的最新數據顯示，不安全性行為是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中國現在有70萬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比2005年的65萬有所增加。據報道，去年估計的5萬艾滋病新增感染者中有一半以上是通過不安全性行為被感染的。大部分患者年齡在20到39歲之間。
包括亞行支持的臨滄試點在內的舉措旨在通過幫助中國探索如何動員公民社會參與到抗擊艾滋病的斗爭中來，從而遏制艾滋病的蔓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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