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商網-華商報 2009-03-25 05:22
當義工多年，高敏的每一天總是在忙碌中度過
蔡旭麗(左)希望能將自己的遺體和器官捐獻的想法最終得到了丈夫支持
她是一位山東農村婦女，12年前來到深圳。一次偶然的機會，她參加了無償獻血活動。2000年，又加入了無償獻血的義工隊伍，開始了她的義工生涯。2008年，中國首個器官捐獻辦公室在深圳成立，她又成了那里唯一一個器官捐獻協調員。
在深圳，她先后獲得“全國無償獻血金獎”、“深圳十大杰出青年”、“深圳文明市民”、“最具愛心人物”等榮譽。
在奉獻和榮譽的背后，是她在深圳艱難圖存的生活。
和大多數南下的打工者不同，在深圳，高敏做了9年沒有任何酬勞的義工。
從一個山東的農村婦女到深圳市紅十字會無償獻血志愿服務隊分隊長，再到深圳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管理辦公室協調員，這聽起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在高敏身上卻發生了。
她是深圳市第一位參加無償捐獻機采成分血的女性、第一批志愿捐獻骨髓者，也是深圳市乃至全國無償獻血最多者。12年間，她獻血次數超過140次，總量超過12萬毫升。如果按照一個成年人6000毫升血液計算，她已經將自己身體上的血抽光了20次。
她的生活簡單得就像一條直線。每天踩著單車，穿越深圳市的繁華街區，往返于家與血站之間。
而今，身為器官捐獻協調員的高敏有了辦公室。因為生命終止的時間無法預料，她必須24小時待命。“把義工當飯吃。”有人這樣說她。
傳遞生命接力棒的人
高敏個頭不高，扎著馬尾辮，皮膚黝黑。和網絡上所能看到的照片一樣：“標志性”的白色T恤，別著一枚紅十字會的徽章，牛仔褲和白色運動鞋。
辦公室擺著兩張辦公桌和兩把椅子，工作人員只有高敏一人。
對于高敏來說，那是一個難得“閑”下來的上午。此前一個多月，她去過中山、到過東莞，其余時間基本上在深圳市各大醫院里奔走。“1月9日到現在，完成了角膜捐獻15例、遺體捐獻6例、多器官捐獻3例。”她正在整理捐獻資料，結果還令人滿意。
43歲的高敏在深圳也算名人。她在這座城市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她是深圳市乃至全國獻血最多的人，又是深圳市少有的工作上萬小時的義工。
如今，身為深圳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協調員的她，像這座大樓里的其他公務員一樣上下班，所不同的是，她不拿分文薪水。
一年多來，高敏已經不下百次地面對生離死別的場面。每個捐獻者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時，她都要趕過去，和家屬協商捐獻事宜，將所有的資料上傳給中國器官捐獻聯盟，在全國范圍內尋找合適的受益者。用她的話形容，這份工作就像是在完成一場又一場生命接力賽，而她是那個尋找和傳遞接力棒的人。
來深圳的12年，高敏一直住在妹妹高萍家，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擠著高敏和高萍一家3口。
1966年12月9日，高敏出生在山東省商河縣孫集鄉果子元村。1987年，高中畢業的高敏第一次來到深圳，曾干過流水線女工、紡織女工。
在山東老家時，高敏有了一次婚姻。1994年，兒子出生了。兒子出生沒幾個月，她離婚了。
1997年，高敏將才兩歲多的兒子丟給母親，再次南下深圳，給妹妹帶孩子。她沒想到，那次去深圳會使她的人生道路發生改變。
一切都是因為一次偶然的獻血。
妹妹家距離東門老街不遠。高敏沒事喜歡逛街。那里經常停著一輛捐血車，當時獻血的人并不多。
高敏在一篇自述里記錄了那段獻血經歷：“記得有一對母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位母親以母子共同獻血的方式來紀念兒子20歲生日。母親帶著兒子從獻血車獻完血走下來時，滿臉欣慰地對兒子說：‘你的這個生日過得高尚，媽媽為你驕傲!’”
一次，她和兩個朋友逛街時，提出了獻血的想法。當時，兩個朋友一聽都認為她瘋了!然后，撇下她離開了。高敏獨自一人走上獻血車，捐了200CC的血液。臨走，還留下了自己的聯系方式，說：“需要時再聯系我。”
3個月后的一天。她接到血液中心打來的電話：“現在B型血緊缺，你能否再來獻一次血?”從那兒以后，高敏成了血站一位固定的無償獻血者。2000年，她又加入了無償獻血的義工隊伍，開始了她的義工生涯。
“成名”后的煩惱
從那時開始，她開始像其他上班族一樣上下班，每天除了接送小外甥上下學，其余時間都在血站做義工。
因為沒有工資，在妹妹家吃住的她生活格外節省。每天只吃一頓飯，早上和妹妹一起吃，中午不吃飯，晚上回家就好一口大蔥。
認識高敏兩年多，義工朱克龍從來沒見過她吃飯。他很好奇，但高敏的解釋是：都是上中學時養成的壞毛病。那時候家離學校遠，需要帶中午飯;起初，她帶了幾次，但都被別的同學吃光了，后來干脆不帶。
沒有人知道是否真的像她所說的那樣，還是為了省錢。
最早在福田區的血站做義工時，每天往返的公交車費要8元錢，一個月要200多元。為了省下這筆錢，高敏買了一輛廉價的舊自行車，每天騎車一個多小時上下班。再后來，自行車騎壞了，一個志愿者離開深圳時將一輛組裝的自行車留給了她，她稱它為“山寨寶馬”。
從紅十字會到血站，步行大約需要十幾分鐘。其間，要穿過深圳市最繁華的東門步行街。高敏推著她那輛“山寨寶馬”，像是導游一樣，給記者介紹著那里每一個商場的特色。“經常來這里逛嗎?”“哪兒有時間啊!”她指著一個商場說，“大概有八九年沒進去過了。”“我就不需要買衣服。”她指了指自己，T恤是紅十字會發的，牛仔褲是二十三元錢買的，她備了好幾條。
一路上，她笑著跟人打招呼。保安、街邊的攤販、報攤的攤主、郵政局的工作人員似乎都是她的熟人。
在深圳，高敏先后獲得“全國無償獻血金獎”、“深圳十大杰出青年”、“深圳文明市民”、“最具愛心人物”等榮譽。高敏成了人人皆知的新聞人物。她曾做過幾場報告，當了附近一所中學的校外輔導員。
但“成名”的煩惱也接踵而來。“不就是獻血嘛，她能做到的我們也能做到，就那點事，還到處宣揚。”有人說她另有所圖，或者為了找一份好工作，或許是為了名利。起初，聽到這些時，高敏覺得心有點涼，“如果為了找份好工作，我用十年的時間是不是長了點?如果為了名利，我在十年間邊工作賺錢邊做義工，是不是更劃算?”
“我只想做一個心甘情愿為社會奉獻的人，并得到社會的理解和尊重，這是我的人生理想。可為什么想干點事就這么難呢?”
“她對誰都可真誠了，很難有人把一件事情做到她這份兒上。”深圳市血液中心配送科主任張艷艷說。8年前，她從甘肅來到深圳闖蕩，是血站的一名臨時工。當時，她認識了高敏，“她讓我看到，人與人之間還有這么單純的關系。”
深圳唯一的器官捐獻協調員
從無償獻血到造血干細胞捐獻再到眼角膜、多器官捐獻，深圳一直走在全國前列。2003年，我國首部器官捐獻條例——《深圳經濟特區人體器官捐獻條例》正式頒布實施;2007年，國務院491號令發布;其中，對人體器官捐獻的相關事宜做了法律規定。2008年，中國首個器官捐獻辦公室在深圳成立，高敏成了那里唯一一個器官捐獻協調員。她的器官捐獻協調員工作從去年2月25日開始的。
和高敏接觸的幾天里，她近乎絮叨地講述著一個又一個捐獻者的故事，講到眼圈發紅，聲音哽咽。“器官捐獻目前還需要媒體大量宣傳。”高敏說。每一個有特點的案例捐獻成功，她都不放過通過媒體宣傳的機會。
3月1日，31歲的蔡旭麗走完了短暫的人生旅途。“她是一個漂亮、很有氣質的女人。”高敏說。
2008年8月，蔡旭麗被診斷為“肝癌晚期”。痛苦過、崩潰過的她做了一個讓家人詫異的決定——捐獻器官和遺體。“人走了就什么都沒有了，如果還能給其他不幸的人帶來一點幫助的話，也就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蔡旭麗一遍又一遍地說服丈夫和家人。
2月10日，簽訂《器官捐獻志愿書》的那天，蔡旭麗的病情已經急轉直下。由于她是乙肝病毒攜帶者，高敏只能遺憾地告訴她，只能捐獻遺體。蔡旭麗在協議書上簽了字。
那天，高敏還特意給這一家三口照了張相。“2月21日，她還讓老公打電話給我，囑咐我不要忘了她的心愿。”
也有很多捐獻者愿意把她當朋友。高敏將每條短信都抄在小本兒上，已經寫滿了好幾個筆記本。“姐姐，我要捐眼角膜!給我回電話好嗎?”“我們這里醫療條件很差，醫生說孩子隨時都有可能走，呼吸機也沒有，今天我打了好多電話聯系，只有您熱情!”
高敏時常接到國內其他省份打來的電話。她說，是那些捐獻者讓她堅持走下去。
她的未來在哪里
高敏的兒子，今年15歲的“明智”，12年來只見了媽媽三次。
如果不是主動問到，高敏不會提到兒子。“他有姥姥、姥爺照顧著，我挺放心!”
2005年12月25日，第三屆深圳關愛行動晚會上。當主持人提到母親和兒子時，這個堅強的女人哽咽了……“我最想念的是我媽媽，在她花甲之年還為我拉扯孩子，我對不住她;我最牽掛的是兒子，他都11歲了，我卻不能盡一個母親的職責。”
她沒想到，主辦方已經將兒子接了過來。當兒子和老父親突然出現在舞臺上時，她終于忍不住落淚。“媽媽，我好想你!”那是她第二次見到兒子，祖孫三人抱頭痛哭。
如今，兒子已經讀初一，住在寄宿學校。她不常給兒子打電話，“太忙了，有時候就忘了。”
對于姐姐，高萍一直心存愧疚。“我當時不該讓她幫我看孩子。”她說。如今，面對公眾面前的“英雄”姐姐，還有遠在山東老家的父母和外甥，她內心有些矛盾。“你想這樣干到什么時候?孩子也大了，父母老了，你也應該盡一下做母親、做兒女的責任和義務。”每次面對這樣的問題時，高敏都會陷入沉默。
當記者將同樣的問題拋給她時，她回答得很干脆：“你看我都忙成啥樣兒了，哪兒有工夫想這個!”
當地一位媒體記者干脆批評她“太自私”。她笑了笑，搖搖頭，表示不認同。
高敏是一個不大愿意表露心事的人。妹妹高萍注意到，在人前是個樂天派的高敏時常坐在沙發上嘆氣。“她其實挺愁的!愁啥不太清楚，或許是事業、兒子。”
記者偶爾翻閱2006年1月11日的《深圳特區報》，上面一篇題為《黃貝街辦為“十杰青年”獻血冠軍排憂解難》的文章中提到：當時的高敏最大的心愿就是盡早入戶深圳，解決孩子在深就讀的問題。
文章中還寫道：當時的黃貝街辦雷厲風行，將關于解決深圳十杰青年高敏戶口調入深圳的報道呈報給上級部門。
但3年過去了，戶口還未解決。“快了!”高敏說。
高敏實際上是有夢想的。她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個真正的深圳人，然后和兒子在深圳相聚。
記者離開深圳時，高敏有些戀戀不舍。“等你下次來深圳，就不用住賓館了，等我有了房子，你就住我那里!”“真的嗎?什么時候?你打算從妹妹家搬出來?”“有這個想法，我也該有屬于自己的空間。”高敏說，但究竟何時?她也不清楚。最大的問題是，她只是個義工，沒有工資，房租、個人生活怎么負擔?將來，兒子來了深圳，她還能這樣做專職義工嗎?
高敏笑了笑，沒有回答。她似乎站在一個十字路口。
采訪結束的次日清晨，高敏接到一個電話后又匆匆忙忙地出了家門。下午，記者的手機上出現了一條短信，是她發的：“又做成了一例角膜捐獻，這是第290例!”
她又開始了忙碌的工作。或許，她在為自己的未來而努力。
來源：華商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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