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患者墜亡妻子訴醫院
2010-2-26 生活新報
原定于昨日審理的胡麗（化名）訴個舊市傳染病醫院監護不力致丈夫墜樓死亡案，因故臨時擱淺。但這對艾滋病夫妻的故事，仍值得我們一聽。去年8月，胡麗的丈夫秦通（化名）在個舊市傳染病醫院墜樓死亡。胡麗說，過去的日子，她和丈夫活得艱難，“一個艾滋病人的生命渺小如螞蟻，丈夫的死沒有獲得尊嚴。”
通過注射毒品 都染上艾滋病
艾滋病夫妻的生活是艱辛的，“找不到工作，干不了重活，誰也不要我們。”
31歲的胡麗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蒼老不少。她說，如今世界上只有自己一個人了，她不敢出門，怕看見認識自己的人，“過去不管我去哪里找工作，過不了三天就會被辭掉。仿佛個舊市的每個人，都知道我曾經吸毒、患有艾滋病的事。”關于人生的“淪落”，胡麗認為和自己10歲就失去母親有關。
1997年，在個舊市大屯采選廠，她認識了大自己5歲的秦通，但那段時間，兩顆心并沒有碰撞。胡麗沒有想到，當年那個看起來健康帥氣的男子，會在10年后成為自己的丈夫。“我貪玩，不想干活，太苦，于是離開了廠里。”緊接著，秦通也離開采選廠去了昆明，在父母的安排下學習廚藝，之后去麗江開了一家飯館。兩人一別便是7年。在這7年當中，胡麗在昆明大板橋勞教所度過了3年。2005年，在大屯鎮集市，兩人又遇見了。“我們聊過去的幾年都去了哪，聊為什么會吸毒。”胡麗說，交往中，兩人毫不掩飾自己的吸毒史。“在注射毒品的過程中，我們感染了艾滋病。”
“2006年，我們就把毒戒了。”兩人最終還是決定結婚，婚禮是在秦通的老家普洱舉行的，參加婚禮的，幾乎沒有胡麗的什么親戚和朋友。“我們都是艾滋病患者，結婚前我們就商量好，以后肯定不能要孩子，我們約定，路再難走，也要一起走。”胡麗說，盡管和丈夫結婚才兩年多，但他們感情融洽，非常恩愛。一對艾滋病夫妻的生活是艱辛的，“找不到工作，干不了重活，誰也不要我們。”
去年七八月份，秦通的病情惡化，到個舊市傳染病醫院接受治療。不幸的是，同一時間段，胡麗的父親也病倒了，“父親患有癌癥，癌細胞轉移到了腳上。”
警方調查認定 確系跳樓死亡
胡麗不相信丈夫會尋死：“他去4樓開窗戶，只是為了看我回來了沒有。”
最終，秦通的肺結核得到了控制，兩人還約好8月20日就去昆明，昆明有個熟人開了個燒烤鋪，“我們可以幫忙擦桌子。”2009年8月19日20時，在個舊市傳染病醫院5樓，秦通打完吊針后叮囑胡麗說：“趕快去醫院看看你父親，快去快回。”胡麗說，當時丈夫的情緒很穩定，看不出任何異常。20日凌晨2時25分，胡麗照顧完父親后，回到個舊市傳染病醫院，發現丈夫不在病房內。胡麗和兩名值班醫生、一名值班工作人員和一病友在各樓層尋找秦通，“每個角落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最后一行人走到4樓，發現開水房的窗戶開著，醫生從窗戶處用手電筒往下照，發現了大樓下秦通的白帽子，便發出了一聲驚叫。隨后，胡麗哭著往樓下跑，并撥打了120。“我拉著他的手，叫他的名字，他不理我。”
凌晨3時30分，個舊市傳染病醫院出具了秦通跳樓死亡的通知單。個舊市建設路派出所的民警隨后也趕到現場進行了調查。
2009年11月23日，胡麗和秦通的父母以醫院監護不力為由，向個舊市人民法院遞交了民事訴訟狀，請求法院判令醫院支付喪葬費、死亡賠償金和精神撫慰金共計20余萬元。在起訴狀中，原告稱：秦通到醫院治療，被告應在自己的責任范圍內保障患者的人身安全。秦通接受的是特級護理，按照規定，值班醫生該全面及時了解患者的情況，但當晚值班醫生卻不知道患者行蹤，存在明顯不負責任的情況。
建設路派出所所長王浩介紹，警方當時根據現場勘查，確定秦通系跳樓死亡而非意外死亡。而胡麗不相信丈夫會尋死：“他去4樓開窗戶，只是為了看我回來了沒有。”
醫院回應此事“和我們無關”
“他們的心理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具體表現在厭世、輕生。”
此案原定于昨日開庭，卻因主審法官出現身體不適，于前日下午突然通知延期審理。
個舊市傳染病醫院院長文繼昆介紹說，個舊市傳染病醫院總共住了500多名艾滋病患者，這些艾滋病患者的心理狀態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心理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具體表現在厭世、輕生，沒有勇氣活下去，甚至報復社會。”
文繼昆說，秦通之死和醫院毫無關聯，“他是自殺，警方已經作出了結論。秦通不是小孩，也不是精神病患者，能辨別自己的行為及行為產生的后果，醫院不能干涉他的人身自由。”文繼昆說，秦通生前在醫院接受的是2級護理而非特級護理，2級護理是每隔4小時就對患者進行生命體征的檢測，而特級護理是全天都對患者進行檢測。”
文繼昆說，本來出于人道主義的考慮，院方還打算對死者家屬進行一定程度的補助，但如今既然走上了訴訟程序，那只好聽從法院判決，他說，院方有警方的自殺結論鑒定等證據，這些證據可幫助院方在該事件中免責。
胡麗說，自己也是艾滋病人，她知道，尊嚴是多么的重要，“丈夫死了之后，有人說，我這么做是為了向醫院詐錢，這樣的說法我受不了！”她永遠都記得，因為給丈夫和自己治療，家中的積蓄已掏空了。“本來6萬元就可以幫父親做手術救命，當時我向親戚借錢，親戚叫我和我父親去死。”去年12月2日，胡麗的父親也撒手人寰。
現在，胡麗靠政府發放的每月255元的低保度日，婆婆家每月接濟給她一袋米一桶油。“我丈夫死得很清白，我也會堅強地活下去。我想通過官司告訴外界，艾滋病人是多么受人歧視。”
生活新報 記者 劉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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