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正式開業
2012年10月12日
10月，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進入正式開業的首期運營期，預計醫院門診量將由試業期的300人次/天提高到800人次/天，住院部門也將投入運營。
然而該院住院診療的收費標準仍不見出臺。作為一家開設在深圳、面向內地醫療市場的三級醫院，其收費不可能完全與香港的大醫院接軌；另一方面誠如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顧昕教授所言：如果沿用內地政府所定的價格體系，這家醫院將徹底變成又一家內地大醫院。
挑戰還不止于此。港大深圳醫院雖被納入深圳市公立醫院服務體系，其與深圳市衛生行政部門之間卻又隔著一個港方的管理團隊；整個管理團隊的薪酬雖由深圳市財政打包支付，但具體的分配方案和支付又由香港大學決定。上述復雜的委托代理關系難免會影響權利義務的行使，比如最直接的問題是：院長聽命于誰？
此外，院方提出的預算和采購管理改革能否推行，港方和內地醫務人員同工不同酬的局面如何應對等，都使這家被樹為醫改標桿的特殊醫院充滿不確定性。
價值體系難以扭轉
港大深圳醫院常務副院長葉炯賢介紹，對于專科門診和住院診療服務的收費標準，院方曾提出仿效門診收費的辦法，以病種為依據打包收費。考慮到現實操作的種種困難，現在改為分兩步走：基本診金部分打包，其它項目按實際發生收費。
但收費標準的制訂頗費思量。作為一家面向內地醫療市場的醫院，港大深圳醫院顯然無法在價格上與香港接軌。葉炯賢確認，大部分業務仍將執行內地的收費標準，特需服務部分將另外與政府溝通。
顧昕教授指出，如果大部分醫療服務仍然按照內地現行的價格體系來收費，港大深圳醫院將很快變成另一家內地大醫院。“現行醫療服務價格體系的特點是，體現醫務人員勞務價值的收費標準都很低，醫院只能以藥養醫”，顧昕說。
港大深圳醫院希望通過擬議中的采購管理改革，從源頭上杜絕灰色操作。葉炯賢透露，院方的設想包括“廠院直銷”、全球采購，以及借鑒香港醫管局的標準，在其招標價低于內地時進行跟標。“廠院直銷”也是深圳醫改方案中所提出的措施。對此早有專家指出，這種試圖“取消流通環節”的做法違反了經濟規律。在深圳市鹽田區以往的試點中，這一做法也遭到藥品生產企業的不合作。
對于跟標香港醫管局的做法，專家認為根本沒有必要：對于港大深圳醫院這樣的大客戶，如果能夠獲得自主采購權，內地很多大型醫藥經銷商完全能夠提供不低于20%的讓利，其所配送藥品的實際價格不會超過香港醫管局的實際采購價格。
這里的關鍵是醫院要擁有“自主采購，自主議價”權。內地一些政府主導的集中招標采購中，事實上就采用了這樣的做法，但有關表述尚未得以見諸醫改文件。
港大深圳醫院自己設計的贏利模式是：用40%特需服務來維持其60%的基本醫療服務。曾參與過該院論證、選址、公示到籌辦全過程的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在其博客中表示，“沒有一個國家是這樣‘公私合營’，用40%的VIP服務來維持其60%公益性，可維持否？”
拋開法理上的爭議不談，這一模式本身能否維持也存有疑問。深圳市政府已明示將逐年減少財政補貼，希望醫院五年后能夠自負盈虧。要以相差不多的收費水平，維持明顯高企的人力成本和限制病人數的高質量服務，這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或將成為“人才孤島”
港大深圳醫院采取全員聘用制，來自香港和內地的人員都有。這種“混編”結構帶來的一個問題是“同工不同酬”。
據了解，港大深圳醫院一正四副共五個院長，其中常務副院長由內地委派，包括院長在內的其余四位是港方人員；9個部門總經理中有一位內地人才；現有員工包括106名暫以多點執業方式前來工作的香港醫生，和約50位內地招聘的全職醫生。
院方確認，港方人員的薪酬將按香港的標準來定，而內地醫護人員的薪酬無法達到相同水準。這勢將形成事實上的“同工不同酬”，且與院方提出的“以崗定薪”相矛盾。
另一個問題是，以上述薪酬水準，醫院招不到想要的人才。“我們提供2-3倍于內地醫生賬面工資的薪水，也就是年薪30-40萬”，葉炯賢說。但曾長期在內地醫院工作的他深知，這對于內地同行缺乏吸引力。
港大深圳醫院籌建時，曾從本地醫療系統抽調了一批人手，但他們最后都回歸原單位。除了收入上的差距，脫離事業單位編制及其職稱體系，也讓內地醫務人員有所顧慮——港大深圳醫院參照香港的做法，醫務人員分為顧問醫生、副顧問醫生和住院醫生三級，來這里工作意味著放棄原來的職稱，而萬一有變就回不去了。
“我們最需要的是‘中堅層’，博士畢業、有10年左右工作經驗”，葉炯賢說，但這批人恰恰是顧慮最多、最不愿意脫離現行國有體制的。
記者獲悉，目前港大深圳醫院的內地醫生主要來自于二線城市的三級醫院，沖著較高的薪水、或為解決夫妻分居問題而來；100位護士基本上都是編制外人員。
這樣的人才結構顯然不符合港大深圳醫院的期望。“如果沒有配套改革的話，我們將成為‘人才孤島’”，院方人士直言。
治理結構有待厘清
葉炯賢表示，有關專科門診和住院診療的收費方案，院方還在與深圳市衛人委、財政、人社、物價等部門溝通。顯然，盡管在港大深圳醫院15席董事會中，內地董事占了8席，且這8席中有5位政府官員，但醫院董事會仍然不能自主決定服務收費等經營管理事務。
反過來，政府部門與醫院之間又隔著香港大學——當初關于舉辦港大深圳醫院的合作協議，就是由深圳市政府與香港大學雙方簽署的。
記者所獲2011年6月17日簽署的協議文本明確了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其中深圳市政府“主導醫院董事會工作”，香港大學則是“參加醫院董事會”。
另一方面協議又規定，香港大學“向醫院提供醫療、科研、教學方面的管理和業務技術支持”。這表明，深圳市政府與香港大學間存在事實上的委托管理關系。
院方人士確認，深圳市政府請香港大學代為聘用醫院管理團隊，其薪酬由深圳市財政打包支付，報人社局備案后，通過第三方公司打入港方賬戶，具體的分配方案則由香港大學決定。
也就是說，港方的管理團隊從深圳市政府那里接受聘書，向董事會負責，從香港大學支取薪酬。在這個復雜的架構下，以院長為首的管理團隊究竟聽命于誰？道理上講，如果其聽命于港大深圳醫院董事會，后者應該直接支付報酬；如果薪酬由港大支付，則港大才是真正的“老板”。
另外，5位政府官員董事，到底代表政府還是以個人名義參與董事會工作？內地8位董事的工作接受誰的監督？
院方人士表示，目前的狀況只是過渡時期的人事安排。但未來治理結構將如何理順，記者尚未獲悉任何線索。現有狀況下，被寄予厚望的港大深圳醫院，或暫時難為內地醫改提供鏡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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