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抑郁癥患者在走廊散步。（網(wǎng)絡圖片）
2014年10月的一天，沈鴻（化名）退出了自己用了近3年的微信賬號，換了一個新的賬號登錄，他還給自己起了個新網(wǎng)名。這個微信號上的好友，大都是他的“郁友”——這是得了抑郁癥的人們對彼此的稱呼。
大約六七年前，沈鴻的情緒變得不太穩(wěn)定，有時很容易發(fā)怒，常常跟家人吵架，有時又情緒低落，提不起精神。那時他并未意識到自己有什么變化。直到2014年，沈鴻遇到一起突發(fā)事故，他的身體多處受傷。不僅如此，他積壓多年的情緒也都被悉數(shù)“帶了出來”。
他變得更容易發(fā)怒，更頻繁地和家人吵架；班也不上了，因為他連出門的動力都沒有。沈鴻隱隱地意識到了什么，“當時大概知道是抑郁癥了，只是不想確認而已”。
在那時，“抑郁癥”對沈鴻來說還是一個尚顯陌生的名詞。“知道它，但是從來沒想到會發(fā)生在自己身上”。
拖了幾個月，沈鴻終于走進醫(yī)院。在老家的一所中醫(yī)院里，醫(yī)生的診斷證實了沈鴻的判斷。
拿著醫(yī)生開的藥，沈鴻成為被確診的抑郁癥患者中的一員。根據(jù)統(tǒng)計，在中國，像他這樣有病歷記錄的抑郁癥患者，超過3000萬人；加上未就診的人群，估計有9000萬人和他同病相憐。而這個群體，還在以每年10%的速度擴大。
難以被人理解的病
“我會在朋友圈發(fā)一些自我鼓勵的話，別人一看朋友圈就會知道你有病。”沈鴻不愿讓自己的抑郁癥公之于眾，他干脆申請了一個新賬號。舊微信號上的一百多個同學朋友、親戚、同事，隨之不再聯(lián)系了。
確診之后，沈鴻很少向人主動提起自己的病。家人中，只有父母和幾個關系親密的親戚知道，他更是從來沒跟同事提過。“因為覺得不好意思。”至于為什么會感到“不好意思”，沈鴻只是含含糊糊地說，“就是那個‘病恥感’嘛！”
按照4%～8%的抑郁癥發(fā)病率計算，沈鴻估計，他所在的公司里說不定還有五六個人和他一樣，正在偷偷地吃藥。這種“不好意思”“病恥感”，普遍存在于抑郁癥患者身上。
產(chǎn)生“病恥感”的一個原因，就是周圍人們對抑郁癥的誤解，乃至不解。沈鴻患病后，有個親戚覺得他是“中邪”了，硬拉著他去看“神婆”。還有人直接對沈鴻說：“你就是沒病裝病！”
這種指責讓沈鴻覺得難受。同樣令他難受的是，很少有人能真正體會到他的感受。
就連父母也難以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痛苦。“他們覺得抑郁癥沒啥大不了的，認為‘你只要想開點就行了’。”回憶起當年的場景，沈鴻還顯得無奈，“這樣說一點用都沒有，真的一點用都沒有。”他又重復了兩遍。這樣的勸說不僅沒用，還可能帶來相反的效果。有朋友勸他說：“你要堅強點。”沈鴻覺得簡直不可理喻：“我都這樣了，你還讓我堅強？怎么可能堅強的起來？”
后來，父母慢慢接受了抑郁癥，也開始對沈鴻表示理解。但沈鴻覺得，其實家人從來沒有真正意識到這個病有多嚴重。“沒得這個病，就沒法感同身受。”
另一位抑郁癥患者朱舒（化名）試圖向記者描述自己患病時的狀況，但沒說幾句，他便放棄了努力：“沒有過那個經(jīng)歷，說出來你是不會懂的。”
藥，還是“不藥”？
拿到藥后，沈鴻只吃了不到一個月，便擅自停了——他被網(wǎng)上看到的藥物副作用嚇到了。“有人說有成癮性，就不敢吃了。”但事實上，回龍觀醫(yī)院醫(yī)生武雅學指出，抗抑郁藥物并沒有成癮性。
停藥后，沈鴻的情況又像以前一樣糟糕。他想再去看一次醫(yī)生，卻發(fā)現(xiàn)自己連門都出不了。“就是沒有動力。”他解釋說。盡管這個解釋聽上去相當抽象。
在父親的陪同下，沈鴻去了離家不遠的回龍觀醫(yī)院，這也是北京有名的精神類專科醫(yī)院。看到沈鴻的情況，醫(yī)生建議他住院。沈鴻堅決不同意，他的第一反應是：“怎么突然把我和精神病劃在一起了？”
醫(yī)生給他開了藥，加到最大劑量吃了一個月，沈鴻感覺好轉了，但還是無法開始工作。此時，他已經(jīng)半年多沒有上班了。
在吃藥的同時，沈鴻也在積極尋找其他治療手段。他在網(wǎng)上找了心理咨詢——線下的咨詢太貴了，每小時幾百元乃至上千元的收費都屬正常。
后來，公益組織“陽關愛尚”的發(fā)起人長風給他發(fā)了一個鏈接，關于回龍觀醫(yī)院招募正念療法的被試，沈鴻覺得試試也無妨。
看到正念療法的通知，朱舒也不假思索地報了名。“這個醫(yī)生既有醫(yī)學背景，又有心理學背景，很難得。”朱舒剛患抑郁癥時曾經(jīng)做過心理咨詢，覺得對自己很有幫助。
為了這個抑郁癥正念療法的實驗，武雅學和同事花了一年的時間做方案。
武雅學一直對心理學感興趣，2012年，他參加了一位臺灣導師組織的正念培訓。培訓結束后，武雅學繼續(xù)在生活中做正念練習。他的感受是：盡管還是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但是不像以前那么疲倦了。后來，在給其他醫(yī)生、護士做培訓時，武雅學加入了正念課程。大家的反饋是，感覺很放松。
武雅學便考慮也讓抑郁癥患者嘗試做正念練習——在看門診時，時常遇到抑郁癥患者表示不愿服藥，尤其是輕中度患者更希望采用非藥物治療。
2015年12月，武雅學和同事組織的正念小組開始上課。在一個教室里，十位參與者圍坐成弧形，他們聽著武雅學的指導，靜靜體察自己的呼吸、逐個部位放松身體。此后的7周里，每周六早上各上一次課。
盡管來一趟回龍觀醫(yī)院要花1個多小時，朱舒還是堅持了下來，“特別享受這個過程”。
8周的課程，沈鴻沒缺席過一次。“每周都盼著周六。”沈鴻說，他也喜歡跟大家一起交流感想。從事科研工作的沈鴻是個認真的學生，在上下班的地鐵上，他也按照老師指導的方法做正念練習。
“感覺心理上強大了，不像以前那樣容易鉆牛角尖了。”沈鴻自我評價道。
“心理治療，一向被認為難登科學的大雅之堂。”武雅學對此感到很惋惜，“其實不是心理學有問題，而是科學的評價體系有問題。”
沈鴻開始在服藥上跟自己討價還價。正常應該一天服4粒藥，他試圖減為3粒半、3粒乃至兩粒。有時候工作一忙、忘記吃藥，沈鴻也就“糊弄”過去了。
但是身體沒有被他“糊弄”。春節(jié)期間，沈鴻發(fā)現(xiàn)自己又開始易怒、跟家人吵架，“整個人都不好了”。
再去醫(yī)院時，他被醫(yī)生訓了一頓，沈鴻開始乖乖地足量用藥，他的精神狀態(tài)也隨之改善。
沈鴻可能不知道，對于抑郁癥的治療，醫(yī)學家和心理學家已經(jīng)論戰(zhàn)了幾十年。前者認為，抑郁癥是身體疾病；后者認為，其實是心理出了問題。到近些年，兩個流派才終于呈現(xiàn)出并肩作戰(zhàn)的趨勢。
尚善基金會理事長伍華表示，尚善正在努力促進協(xié)同治療，讓心理專家和醫(yī)生全方位地幫助抑郁癥患者。
沒有盡頭的路
到目前為止，對于抑郁癥的發(fā)病原理，醫(yī)學界和心理學界依然缺乏共識。
在抑郁圈里，沈鴻應當算是個幸運兒——他很快就找到了適合自己的藥物。醫(yī)生告訴沈鴻，有些病人換了好幾種藥還是不見效。
同樣一種藥、同樣的癥狀，有的患者吃了癥狀消失，有的患者吃了則無作用，甚至像財新傳媒副主編張進經(jīng)歷的那樣，“效果一個都沒有，副作用一個都沒落下”。
張進曾在2012年患上抑郁癥（確切地說是“雙向情感障礙”——記者注），經(jīng)過近一年的輾轉，他的癥狀終于逐漸消失。張進對這個折磨自己數(shù)月的疾病，產(chǎn)生了研究的興趣。
經(jīng)過一年多的苦心鉆研，張進成了“郁友”眼中的抑郁癥專家。對于各種各樣的治療手段，張進表示持開放態(tài)度：“只要能讓患者感覺好，為什么不試試呢？”從他的微信公眾平臺“渡過”發(fā)布的文章，也能看出治療手段的多樣性：《對抑郁癥用藥利弊的完整表述》《從糖尿病看抑郁癥，兼談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學佛助人，我的康復之路》……
據(jù)張進觀察，在治療抑郁癥上，再高明的醫(yī)生也不敢打包票，而不那么高明的醫(yī)生也可能治好。對于不少抑郁癥治療機構的宣傳，伍華則感到憂心忡忡，他說：“甚至可以說，只要是說‘百分百能治好抑郁癥’的，那就百分百是個騙子。”
在治療抑郁癥的路上，運動、寫作、正念、宗教……每一條小徑都有人走，也都有人走通。
不幸的是，患抑郁癥12年間，長風嘗試了除了電擊、開顱手術之外的一切方法，但都沒能幫他走出抑郁。有幾年，他一邊以陽光、積極的態(tài)度示人，一邊獨自承受壓在心底的情緒。吃過許多苦頭后，他干脆想通了：“就把抑郁當成一種狀態(tài)，不再當成病了。”抱著這種態(tài)度，長風反而感覺好轉了。
2012年，長風感覺自己走出抑郁了，但是他從來不曾宣稱自己“康復”了。在抑郁圈，有種近乎殘酷的說法：“抑郁癥不復發(fā)，那就不叫抑郁癥。”
最近，沈鴻在考慮回歸自己的舊微信號。在跟抑郁癥對抗了幾年后，沈鴻現(xiàn)在覺得：“誰還沒點兒病呢？近視，不也是一種病嗎？”沈鴻指了指自己的眼鏡說，“但是誰也沒覺得近視有啥不能接受。”
在帶領抑郁癥患者做正念訓練的過程中，武雅學對這個病有了更多哲學上的思考：“面對生老病死的自然規(guī)律，要順應它，不要去對抗這些自然法則。在認識了無常的基礎上，去施加我們能做的東西。”
?京公網(wǎng)安備11010200042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