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女生在寢室遭同學圍毆嘴被撕裂，打人者稱對警車免疫”的校園暴力事件，成了熱搜新聞。據媒體報道，北京某民辦學院的兩名女生，在宿舍遭多名女同學毆打。事發后，打人的女生小飛（化名）被警方帶走接受調查，她在微信朋友圈發布警車及警察照片，并配有“對于坐警車已經免疫”等調侃性文字。
未成年人以如此“泰然”的方式施暴、如此“老道”的方式評論警方調查，是“被打少女一共縫了30多針”的新聞內容之外，更令人脊背發涼的事情。據稱，這位主導施暴的女學生，此前已經受到學校處分，但在如此嚴重的暴力事件發生后，校方仍建議“雙方協商解決”“作為中間人為雙方進行協商”。
校園暴力近年來屢見不鮮，應對措施也在不斷升級。這起校園暴力事件，正好表達了同期新聞“防治校園暴力意見擬下月出臺”的緊迫性。值得追問的是，依托于主流教育體系落地的防治暴力意見、鋪展于公辦中小學的防治暴力專項行動，到底有沒有對社會辦學的事實約束力？
到2015年，我國的各級各類民辦學校已經超過16萬所，招生1600多萬人。從各種信息交疊而成的生存圖景看，它們中至少有相當一部分，承載了從主流教育體系中脫離出的青少年群體，即沒有按照“中考—高考—公立大學”這個傳統路徑成長的群體。這客觀上使民辦學校遇到的教育對象更為多元化，要應對的教育個案更為棘手，有更多包括校園暴力在內的問題存在的可能。
當前，民辦學校常常處于監管缺位的狀態中。辦學標準參差不齊、教育對象最為多元的地帶卻沒有得到有效監管，未成年施暴者調侃“對警車免疫”的景象出現，也就不那么令人費解了。
管理本身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重視，不看不問、少看少問并非尊重寬容，而是將對象邊緣化。頻頻和“暴力”掛鉤的民辦學校新聞也許是種呼喚——防治校園暴力需要完整的教育地圖，同樣應該將民辦教育置于防暴的放大鏡之下，而對社會辦學的日常性督導、監管也該被賦予更高的效能。（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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