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注意到，“雙減”后的課后服務質量的熱度，從地方兩會一直持續到全國兩會。
早在地方兩會召開期間，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安徽等地的省級兩會代表、委員也在討論這一話題。
比如江蘇省政協委員、蘇州人民商場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包曉健就發現，2021年9月以來，蘇州市課后服務教師請假現象呈增加趨勢。此外，在“課后服務中提升學生綜合素養”這一需求下，學校藝術和體育教師滿負荷運轉，藝術、體育教師緊缺的問題凸顯，難以滿足學生的迫切需求。
包曉健認為，活動經費不足、課后服務質量難保證也是問題。“目前蘇州每個學生每學期的課后服務經費是300元，如果按每學期20周、每周5天在校，人均一天只有3元。按每班40人計算，每班一天的課后服務費用只有120元，這樣的數據，老師的積極性不高，也很難找到優質的校外資源來豐富學校的課后課程。”他建議，應制定學校課后服務經費保障辦法，加大財政投入與家長適當承擔雙管齊下。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不少政協委員把關注焦點放在了“雙減”后的校內課后服務上。
全國政協委員、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戴立益把《關于積極應對“雙減”后教師負擔大幅增加問題的提案》帶上了全國兩會。他羅列3項針對教師負擔的調研報告——一是新教育研究院院長、全國優秀教師李鎮西領銜開展的調查，收集到有效的樣本數據總數為6653份，覆蓋了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二是一家教育媒體面向9443名教師做的調查；三是一家教育機構面向3000多名英語教師開展的問卷調查。
前述調查均指向一個重要問題：“雙減”后，教師負擔大幅增加。戴立益在這份提案中指出，選擇“教師評優評先考核無變化”的受訪教師占比90.86%；選擇“教師晉升標準無變化”的受訪教師占比95.22%。全國各地的評價制度并未隨著“雙減”政策的出臺及時作出調整。
他建議，“雙減”應成為各地、各學校的“一號工程”。第一，建議提高教師待遇或增加教師編制；第二，廣泛引入社會力量參與課后服務，減輕教師額外負擔；第三，完善教師評價標準和評價方式。
“課后服務主要是安排學生完成作業、自主閱讀、體育、藝術、科普活動、勞動實踐，以及娛樂游戲、拓展訓練、開展社團及興趣小組活動、觀看適宜兒童的影片等。這些安排可以與社會資源合作，包括高校、培訓機構、圖書館、少年宮、美術館等等，也可以包括一些培訓企業。”戴立益說，這樣做也有利于培訓企業健康轉型發展，構建以學校為主導的、各方力量協同育人的新格局。
全國政協委員、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章義和也關注到了相關問題。最近半年，他頻繁調研了上海的各大中小學校后發現，部分學校努力加強課外資源建設，為學生提供有意義的課后服務，減負不減“質”；但更多學校的課外服務存在形式單一、內容單調的問題，難以促進學生的高素質發展。
“究其原因，一是長期以來校內的課外服務不受重視，多數學校將課外服務設置為習題課或自習課，‘雙減’實施時間不長，積習一時難改；二是校本資源不足，優質社會資源的利用渠道狹窄；三是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的服務引進缺乏組織指導，服務質量難以保障；四是過度依賴本校學科教師資源，不僅增加教師負擔，且降低了課后服務的專業化水平。”章義和說。
為此，他也建議組織遴選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參與校內課外服務的建設工作，并制定資質標準。
章義和認為，從北京、上海等試點城市來看，引進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參與課后服務是一個重要選項。他說，“當前各地教育局與學校引入社會機構進校服務的比例與速度遠超預期，課后服務社會化即將成為一種新模式。為防止新模式所帶來的風險，教育行政部門應盡快制定進校課后服務機構資質標準，組織公開申報，并遴選、公示進校課后服務機構白名單。”
章義和說，省市級教育行政主管部門還應同時引入第三方評估機構，對社會機構進校課后服務的質量和滿意度進行評價，對于服務質量不達標或有惡性事件發生的機構，堅決予以清退。
此外，有的民主黨派也把關注點放在了“雙減”后的課后服務質量上。民進中央提案建議，在安排學生集中完成作業、自主閱讀、學習交流，參與體育、藝術、科普、勞動教育等活動基礎上，滿足學生的個性化需求，培養學生的特長，對有天賦的學生進行英才教育。
民盟中央提案建議，訂立課后服務目錄和服務準入標準，動態遴選服務項目，不斷擴充課后服務資源庫。建立國家義務教育線上教育資源公共服務平臺，提供網絡課程資源；他們還建議，構建“兼職教師庫”，招募志愿者、社會公益團體、高質量非學科類“白名單”教育培訓機構；民建中央建議，建立學校課后服務供給調配平臺，形成區域內統一的高質量體系化的課后服務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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