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歲末，討薪難的新聞漸漸多了起來。據報道，湖北42名農民工在遼寧本溪市討要被拖欠了兩年的工資。700多天里，他們從省到市再到區里，走了一圈又一圈，如今依然游走在討薪“馬拉松”路上。
這樣的故事人們并不陌生。來自湖北的這批農民工，他們從事的工程涉嫌層層轉包，結果中間環節出問題，“二傳手”杳無音訊，欠薪就成了“無頭債”。轉包的問題三令五申禁止了多年，還是不時出現，本身就是對監管部門履職的一種反面拷問。
更令人氣憤的是，有關部門面對討薪者呈現出的態度與作為。勞動監察支隊、信訪局、市政府、區政府、區公安分局、區信訪局……省、市、區8個主管部門竟然玩起了踢皮球，“這事不歸我們管”“回去等消息，時間不能確定”等說法，讓農民工們遭遇了一重又一重“彈簧門”。在本溪市明山區勞動保障監察大隊，公職人員甚至聲稱：市長都管不了，我們能管得了嗎？
經歷了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強勁蕩滌，這些部門推諉拖延的做派依然如此嚴重。種種作風頑疾，是加劇討薪困境的重要推手；相關部門的集體不負責，更讓那些權利救濟條款成為了擺設。
也許，湖北農民工的討薪難問題在媒體報道后，會形成不小的輿論倒逼壓力，從而引起有關領導重視，使這一事情多少有個結果。但令人擔憂的是，類似推諉與冷漠，究竟存在于多少職能部門之中、工作人員身上？由于他們的不擔當、不作為，把多少農民工的維權渠道生生給堵塞了？
討薪“馬拉松”的案例值得警惕，它說明欠薪頑疾依然沒有根治，甚至有惡化的風險。近年來，隨著“欠薪入罪”等治理舉措的推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總體上得到遏制。但在一些地方，高發、多發的態勢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建筑業欠薪仍突出，且向制造業蔓延，像湖北這群農民工這樣，跨區域、跨省去維權，更是難上加難。
由此帶來了一種現實的反差。一邊是國家不斷加大解決欠薪的力度，一邊是農民工無助無奈的身影依然存在。之所以會這樣，既有一些部門不干事、不盡責的原因，也說明事后維權成本高、難度大，從農民工到社會都需付出不小的代價。
破解討薪難，不能總是末端治理，關鍵還在于實行更有針對性的制度救濟。比如，推廣覆蓋全行業的工資支付保證金制度，讓用人單位在開工前就足額繳納工資支付保證金，從一開始就化解欠薪風險。當然，源頭治理的辦法，也需要統籌考慮，在各方利益的依法博弈中，尋求維護勞動權益的最佳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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