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沒有想到一個運動不僅能讓人下崗、失去工作和沒有生氣，還能夠讓人吃人、讓人吃別人的嘔吐物，甚至讓人今夜還在但明早便成為被被子裹著扔到荒地的死尸。
“和空置而巨大的廠房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感”
王兵拍攝紀錄片的最初原因，和他最有名的作品《鐵西區》所表達出來的情緒一樣，來源對未來的彷徨。在拍攝紀錄片之前，王兵還未發現對未來的彷徨其實來源于對歷史的無知，他后來拍攝的一系列紀錄片作品，都在試圖尋找到暗處的歷史，并以此來揭開無人發現的傷疤，讓痛感引導現實。
王兵出生在西安的農村，出生的時候，正好趕上“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1967年。14歲時，王兵的父親突然去世，14歲的王兵根據當時的政策，無法拒絕的頂替了父親在設計院的工作，還未成年的他一下子代替父親成為了一家的經濟支柱。身處中國社會最為動蕩年代的王兵，一邊懵懵懂懂的工作，一邊努力給家里寄錢，當時他的姐姐正在上大學，急需王兵頂替父親賺來的工資。王兵的兒時經歷注定了他不想和歷史發生關系都不可能，王兵過早的步入社會，當時文革浩劫帶著余波剛剛結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被打倒，全黨開始否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上臺，他正運籌帷幄的準備實行實行一國兩制、改革開放的政策。
歷史似乎走向了光明正途，王兵也從父親的單位離開，想學習自己頗為喜歡的攝影。1991年，24歲的王兵離開父親的單位去沈陽電影學院攝影系進修。在沈陽這個因為歷史原因而成為工業城市的地方，王兵再次和歷史有了親密接觸。那時正巧是國企體制改革，大批的沈陽工廠工人被清退下崗，一時間工人的鐵飯碗紛紛落地。在沈陽上學的那段日子，性格孤僻的王兵“和周圍的人都非常不熟悉”。“沈陽又是一個工業城市，與我過去生活的地方差異比較大。我剛到沈陽的時候，情緒一直比較低落，經常去這些工廠和鐵路道口之間拍照片，以此來消磨時間”。王兵當時最喜歡去拍照片的地方便是后來讓他揚名的鐵西區，鐵西區是一個因為國企體制改革而逐漸荒廢的工業園區，王兵對這里空置而巨大的廠房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感。“這些工業區的外部形象給人一種象征性很強的感覺，那種大型工業的軀體，從過去的大工業激情當中，漸漸變得萎縮和衰弱。當你個人站在這其中，不由得使你自己感到自己也是這樣，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是什么樣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
和鐵西區一樣感到未來渺茫的王兵，1999年從學校畢業后，告別了沈陽和荒涼、冷寂的鐵西區，去了北京。在北京，王兵并沒有交上好運。他先后擔任了幾部電影的攝影，但這些工作都是像《變形記》那樣幫朋友的忙。“那時候的劇組并沒有什么細致、確切的拍攝計劃，所有東西都是很松散的，只是你劇組里缺少一個攝影師，于是朋友找到我。那時做攝影工作是很松散的，并不頻繁，也不快樂”。
在北京待了大概3年多的時間，王兵除了幫朋友的忙，同時也是朋友幫他的忙做了幾次攝影師之外，基本上處于無事可做的狀態。王兵在人潮洶涌的北京街頭，經常感到惆悵不已。他開始懷念一個人在沈陽鐵西區獨自拍攝照片的時候，蕭瑟的冬日的鐵西區，幾乎沒有幾個人的巨大廠房、綿延百里卻只偶爾有幾輛火車駛過的陳舊鐵軌以及工廠生活區內那些不知命運如何只能渾渾噩噩度日的青年，都反而讓王兵的心里涌起一絲溫暖。那時王兵常常站在鐵西區的廠房里，一言不發的看著這個已經死去的龐然大物。鐵西區似乎就是王兵當時內心世界的映射，它暗合著王兵的境遇和心理狀態。王兵拿著照相機拍攝這個巨大的廠房和廠房內的人，其實也是在拍攝自己，拍攝一個體制和一個體制下的人。王兵在北京的夜里輾轉反側，“鐵西區”這三個字讓長時間無所事事的王兵仿佛摸到了人生中的導線，他明白鐵西區里的故事“才真正是人的故事”。
他決定拿著攝影機回沈陽拍下這個故事。
《鐵西區》
“拍攝那些沒有看到自己存在的人們”
回到沈陽的王兵，身上最值錢的東西就是自己用來拍攝影像的DV。他來到沈陽后立刻就去了鐵西區，鐵西區的廠房比幾年前更加破敗和落寞，人們臉上的表情已經完全被失落和灰暗籠罩。和以前在鐵西區漫無目的的游走不同，王兵再次來到鐵西區，有目的性的重新轉了一下這個面積達到484平方公里的工業園區。
本來想為鐵西區拍個故事片的想法，在鐵西區這個突然變得紛繁和沉重的題材下，似乎變得無法實施。更讓王兵苦惱的是資金的問題，當時王兵的口袋里只有幾千塊錢，他沒有錢組建劇組，攝影器材也只有一臺精度并不高的DV。題材和資金的雙重問題，讓王兵為鐵西區拍攝一部故事片的想法走入了死胡同。如何把單薄的DV和體積龐大的鐵西區聯系起來，王兵左想右想，他發現只有紀錄片這一種方式能完成。
確定了紀錄片的拍攝方式，王兵發現導演和攝影只有自己一個人，而到底究竟紀錄鐵西區的什么、如何紀錄，王兵自己還未最終確定。王兵沒有別的辦法，他只有再次不斷的去鐵西區，希望能尋找到一個思路。王兵和上學時一樣，每天都會定時出現在鐵西區內，這和10幾年前王兵一個人在鐵西區拍攝照片時的狀況一樣，王兵畫了一個圈又回到了起點上。在鐵西區內游走的王兵，因為性格的原因，并不上去和誰說話攀談，他只是拿著DV在鐵西區的各個地方像幽靈一樣走來走去。王兵“每天都背著機器在尋找機會”，他想發現一個能讓自己形成拍攝欲望的對象。王兵偶爾拿起DV會拍一些影像素材，但他“從不向居民和工人做任何關于影片拍攝方面的解釋”，只是站在遠遠的地方，拉近鏡頭然后拍攝那些甚至沒有看到自己存在的人們。
在每天每日穿梭在鐵西區的生活里，王兵意外的發現了鐵西區冰冷廠區角落的生活區。這個生活區名為“艷粉街”，光是名字就充滿了和鐵西區名稱相互抵抗的媚俗意味。艷粉街住著一群在鐵西區上班的工人和家屬，那里常年盤踞著一幫十七、八歲的年青人和已經進入遲暮之年的老人。王兵像發現了新大陸一般，兩周的時間一直都在這條街上從東走到西，再從西走到東。在王兵的觀察下，他發現“這群十七、八歲的年青人，每天無所事事地走在堆滿積雪與垃圾的社區里，他們的出現為這個社區沉悶的生活帶來一絲生命的活力，他們是代表著這個區域最有生命活力的群體，對他們生活現實的表達，是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我和他們在一起，也使我不斷地在思考我自己過去的生活。”
“我不能讓別人知道我在想什么”
從艷粉街找到突破口的王兵，決定把《鐵西區》這個還未形成清晰形象的故事徹底搞清楚。王兵想要展現的，是鐵西區這個工業時代理想化破滅后的人走茶涼，以及在這樣看似沒有希望的土地上生存著的人們的苦樂酸甜。王兵自己擬定了一份拍攝大綱，鐵西區最讓他癡迷的地方有三個，這三個地方正好可以組成拍攝的主體——工廠、鐵軌、艷粉街。王兵決定就用這三個場景來概括整個鐵西區，這三個地區也正好是鐵西區特點最為鮮明的區域。
但在真正拍攝《鐵西區》的過程中，王兵其實并沒有按照區域的遞進順序來拍攝。攝影師出身的王兵，隨機性的在鐵西區內尋找最好的景深和景別。王兵是個謹慎又謹慎的人。他不與拍攝對象接觸，原因之一是性格內斂，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因為王兵害怕有阻力影響紀錄片的拍攝——他十分清楚鐵西區這個事物本身對于某些東西來說是消極的、負面的和不想讓其呈現的。“我不能讓別人知道我在想什么，也不能讓別人看出來我所要拍攝影片的整體意圖。在拍攝的一年半之中，這個影片只能在我內心里一點一點來實現，也只有這樣，我才能安全的將這部影片拍攝完成。”
王兵拿著DV在鐵西區的寒風里站立了18個月，拍了300多個小時的影像。他拍下了空置已久的廠房、不再轟鳴的機器、雪泥黃冰枯樹灰草混雜在一起的街道，在王兵的鏡頭下，被宣布解雇的工人們，沉默著來到遠郊的工人療養院治療自己因為長年累月在車間勞作而鉛中毒的身體。這些身份被體制剝奪的人們，在療養院里打牌，情緒來了吹吹薩克斯、看看黃色電影和綜藝節目。工人們會在下雨時突然安靜的坐下來看雨水，即便是抬著工友淹死的尸體，這些被拋棄的工人們依舊會有一絲凄楚的笑容掛在臉上。他們的生活第一次被做成影像拍攝下來，社會轉型期的陣痛從沒有如此近距離的接觸到攝影機。當被解雇的工人等不到所謂的補貼，而被迫去廢棄的工廠里撿拾已經變成破銅爛鐵的機器零件變賣時，工人所期待的只有和工友聚在一起唱唱KTV，唱唱古巨基的《許愿》和董文華的《春天的故事》。
2003年，《鐵西區》徹底完成。但王兵并不能讓這部電影進入國內的院線，因為它是一部王兵自己獨立制作的紀錄片，沒有審批也沒有許可。王兵只能像所有獨立紀錄片導演一樣，拿著《鐵西區》去國外的影展上碰運氣。2003年，《鐵西區》入選德國柏林電影節青年論壇，在柏林電影節青年論壇上的放映結束后，王兵的《鐵西區》引起了國際紀錄片界的重視。同年，王兵紀錄片處女作《鐵西區》獲得了紀錄片界最重要的一個獎項——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
《和鳳鳴》
“歷史是必須要被尊重和呈現的”
但《鐵西區》的名聲并沒有換來錢，王兵下一部紀錄片和他的第一部紀錄片一樣，依舊找不到任何資金。
2004年，又陷入無事可做狀態的王兵在飛機上百無聊賴的讀了朋友送給他一本書——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作為一個西北人，王兵對發生在家鄉的那段“反右”和勞改農場的黑色歷史感到了無比的震驚。這不同于《鐵西區》的故事，它比《鐵西區》更為殘酷和富有沖擊力。王兵沒有想到一個運動不僅能讓人下崗、失去工作和沒有生氣，還能夠讓人吃人、讓人吃別人的嘔吐物，甚至讓人今夜還在但明早便成為被被子裹著扔到荒地的死尸。
下了飛機后，王兵心緒澎湃，他把《夾邊溝紀事》這本“在中國文學上是至關重要的”書牢牢記在了心里。王兵去圖書館查閱了大量夾邊溝的資料，后來聯系到了楊顯惠本人。王兵和楊顯惠聊了很久，楊顯惠書中和口中那些鮮活的歷史，讓王兵覺得“感受到了那個時候的人的一些真實的心理，他的情感，包括他的身體(狀況)。看到這些聽到這些，我仿佛可以回到50年前。”
2005年，王兵和楊顯惠已經多次溝通，決定要把《夾邊溝紀事》拍成一部故事片。但僅憑一本書來拍攝故事片，對于王兵來說資料并不充裕。《鐵西區》的拍攝塑造了王兵必須要深思熟慮后再動手的習慣，不能如此草率的就對一段歷史進行粗糙的拍攝，王兵希望自己首先必須要了解和進入到那段歷史中去。
機會很快就來了。2005年8月某天的清晨，楊顯惠聯系王兵，告訴他有一個夾邊溝當年的親歷者，要不要去看看。王兵激動不已，他當即拿著攝影機和楊顯惠一起到這個名叫和鳳鳴的老人家中拜訪。和鳳鳴老人見到楊顯惠和王兵后，沒有多說客套話，這位急需傾訴已經被塵封歷史的老人即刻便打開了話匣子。在和鳳鳴老人的講述中，王兵與和鳳鳴老人一起經歷從建國開始的一切政治風暴。在老人娓娓道來的話語中，17歲的和鳳鳴帶著對祖國的期待，積極地投入到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她與丈夫一起在某省的日報社做新聞記者工作。然而時間到了1957年，中國共產黨發起了反右傾斗爭運動，和鳳鳴的丈夫和她均因欲加之罪被打成右派。和鳳鳴在長年累月的批斗中差點自殺，1958年，和鳳鳴和丈夫分別被強制送往中國西部的兩個勞教農場進行勞動改造。和鳳鳴老人在農場的兩年半時間里超負荷勞動，饑餓和死亡的陰影一直伴隨著她。
1960年，和鳳鳴的丈夫給妻子寫信，信上說他即將餓死，和鳳鳴想盡一切辦法找到一些吃的，冒著大雪趕到她丈夫勞動的農場，然而等待她的只是丈夫已經餓死的噩耗。丈夫死后，和鳳鳴老人戴著右派的帽子，帶著兩個孩子茍且偷生地活著，直至1979年被平反。1991年，老人重返自己丈夫死去的勞教農場，希望能找到丈夫的墳堆，但和鳳鳴老人最終沒有如愿。
和鳳鳴老人足夠凄慘和悲痛的人生經歷，在王兵的腦子里刻下了深刻的印象。“歷史是必須要被尊重和呈現的”成為了王兵至今掛在嘴邊的口頭禪，但王兵同時深知“歷史是一個很容易變得大而無當的詞語”，要想把《夾邊溝》這樣一個敏感又沉重的題材拍好，需要的不僅僅是時間。王兵在離開和鳳鳴老人家后，決定先拍攝一部和鳳鳴老人講述自己生平的紀錄片。王兵花了三天的時間，拍攝了8個小時的素材。王兵讓和鳳鳴老人坐在鏡頭前靜止不動，他用光線的變化來給紀錄片分為三個主要部分。《和鳳鳴》拍完后為王兵帶來了第二個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獎。王兵隨后又拍攝了講述一個生活貧困但堅持自力更生的農民的紀錄片《無名者》，這期間他接了國外電視臺的命題作文，拍攝了反應山西煤礦利益鏈條的《煤炭，錢》。王兵一直在有意克制自己拍攝《夾邊溝》的沖動，他花了大量的精力在全國各地尋找夾邊溝的資料和當事人，王兵把《夾邊溝紀事》翻閱過無數次。《夾邊溝紀事》里有19個故事，每一個故事在王兵看來都難以取舍。隨著時間的推進，王兵深知如果再不拍《夾邊溝》，自己可能就要失去一個重現歷史的最佳機會。
《夾邊溝》
“舊世界分崩離析”
3年對當事人的走訪、全國各地尋找到的眾多照片、文字和書信，讓王兵心里拍攝《夾邊溝》的欲望越來越強烈。如果再推遲拍攝計劃，可能那些親歷夾邊溝農場黑暗歲月的老人們，會再也無緣見證自己那一段足以寫進中國歷史的經歷。王兵在迫切的壓力下，決定“主要選取《夾邊溝紀事》中的三個故事作為基礎：《上海女人》、《逃亡》和《一號病房》”，決定了故事，拍攝場地便也定在了這三個故事在小說中發生的地點：甘肅明水。
雖然確定了電影的拍攝內容和地點，但王兵沒有獨立執導過故事片，他并不清楚帶有王兵印跡的故事片應該如何拍攝。在劇本創作的階段，王兵既想讓電影有更豐富的故事性，同時又不想舍棄原始素材的力量。和《鐵西區》完全不同，王兵不想再用現實來展現歷史車輪碾壓過后的慘狀，他想要用夾邊溝的勞改這個歷史來叩問歷史本身。在王兵的理解里，紀錄片和故事片最大的不同就是“紀錄片需要線索，而故事片只需要人物”。于是王兵把劇本的核心定位在了人身上，他要展現每一個勞改農場內茍活、死去和逃出生天的人的狀態。在第一次看完《夾邊溝紀事》的6年后，王兵帶著自己對故事片的理解，一個人獨自寫完了《夾邊溝》的劇本。
因為自己紀錄片帶來的國際聲望，王兵為《夾邊溝》拉來了法國和比利時的投資。他“沒有花中國人的一分錢”，卻準備用攝影機紀錄中國人最應該紀錄但反而沒有紀錄的歷史。因為準備時間充分，王兵組建了對于他來說超大的攝制團隊，70個工作人員的陣容，已經和《鐵西區》時單槍匹馬的狀況截然不同。但戲謔的是，導演和執行導演以及“百分之八十”的鏡頭依然是王兵一個人完成的。這依舊和王兵孤僻的性格有關，在他看來，拍攝本身就應該是自己獨立完成的事情。在演員的選擇上，王兵沒有更多的資金去用那些已經在華語電影圈成名的演員。而是選用了“幾個剛剛畢業的學表演的學生，和唱秦腔、豫劇的。”一切就緒后，王兵帶著攝制團隊來到了甘肅。甘肅冬日的天氣極其寒冷，明水當年的勞改農場是在一片荒地上，于是王兵也帶著攝制團隊來到了荒地上。演員們像當年的勞改犯一樣，住在人工挖掘的簡陋的土窯子里。這種從荒地上直接挖掘出來四處漏風的土窯子，溫度有時比外面還要低。王兵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拍攝著勞改犯們來到農場、在農場一邊被管教毆打一邊勞作、沒有口糧躺在床上等死和因為饑餓而吃騾馬都不吃的草籽這些當年真實發生在明水的悲慘事件。
經過了三個月的實拍和一年半的后期制作，《夾邊溝》出爐了。但艱苦拍攝耗盡了王兵的體力，他在拍完這部電影后在家休養至今，就連接受媒體采訪也只能最多聊一個小時左右。《夾邊溝》在拍攝時，便因為題材的原因而獲得了國內外媒體的關注。對于王兵來說，《夾邊溝》以驚喜片的身份入圍第67屆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時，他并沒有因此覺得自己又一次成功了。國外媒體的評論證明了王兵的擔憂，“用紀錄片的形式講述了一段歷史”和“這其實還是紀錄片”的評論讓王兵的故事片無法走出紀錄片的藩籬。電影中晃動的手持攝影、寧靜的長鏡頭和淺淡的敘事線，都讓《夾邊溝》造成的效果也確實更像《鐵西區》，而非一部成熟的故事片。
也許王兵永遠都無法超越《鐵西區》帶給自己的成功，但正如當年王兵在《鐵西區》的開篇寫的那段話一樣，展現“舊世界分崩離析”永遠是這個曝光暗處歷史的紀錄片導演所要拍攝的歷史與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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