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社會上獲得經濟上的積累,理所應當給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貧困的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談及20多年里自己為公益事業捐款3000多萬元、長期幫助41名殘疾人的事跡,河北省唐山市農民企業家王世民如是說。
王世民長期救助殘疾人的故事,曾被多家媒體報道。近日,記者在唐山見到了這位已經身家過億的農民企業家,熟悉他的人依然覺得他是個“農民”,身上有割舍不了的“土”氣,以及中國農民身上那種艱苦樸素的作風。
與唐山殘疾人結下不解之緣
一件洗得發白的襯衫,一條西褲,一雙穿了很久的皮鞋,憨厚如老農的面容,這樣“土氣”的外表很難讓人想到王世民是一家集團公司的總經理。捧著一杯白開水,王世民講述了他的經歷。
他出生于1954年,6歲的時候,母親改嫁到了唐山灤縣安各莊鎮小營村。他的童年,在繼父的打罵和父母的爭吵中度過。
因為受不了繼父的毆打,在鄉親們的幫助下,王世民住到了親戚家的一間土坯房里,開始獨立生活。王世民只念完小學,十幾歲的他就開始在村子里的生產隊勞動。勞累、饑餓是他最深刻的記憶。
1970年,16歲的王世民報名參軍。1978年,他轉業回到唐山,成為原河北省機械化施工公司的一名工人。當時正值改革開放,王世民開始謀劃下海做生意。他曾搞過運輸,賣過二手車,后來曹妃甸國家級經濟開發區開始大規模建設,王世民開始承接吹沙造地工程。喜歡鉆研的他用土方法設計的絞吸船比唐山市進口的專業船只效率還要高。王世民的生意越做越大,如今,他公司凈資產已經達上億元。
王世民和他的殘疾人朋友結緣是在1990年。那時,王世民曾在唐山市殘聯工作過一段時間。“因為1976年唐山大地震,唐山市的殘疾人很多,我有創辦公司的經驗,就開始幫助殘疾人創辦企業。”據王世民介紹,他幫助殘疾人創辦了23家大大小小的企業,安排數百名殘疾人就業。從那時起,王世民與唐山的殘疾人群體結下了不解之緣。
堅持資助殘疾人成其“親人”
王世民后來離開了唐山市殘聯,但他對殘疾人的幫助一直沒有停止過。20多年來,王世民堅持資助41名殘疾人,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從未間斷。
今年60歲的朱德芹和王世民已相識22年。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她和丈夫均被砸成高位截癱,“1992年的一天,我丈夫王保占坐著輪椅去買東西,路過一段上坡路時,特別費力,正巧王經理經過,就幫著把輪椅推到了坡上并一路把我丈夫護送到家中。”朱德芹說,王世民告訴她丈夫,家中有什么困難可以隨時找他。
朱德芹說,相識不久,她的丈夫王保占就患了癌癥,王世民知道后,幫助他們聯系醫院,支付醫療費用,并買來昂貴的進口抗癌藥物,本來被醫生認為只能活3個月的王保占,直到1996年才去世。
“丈夫臨走的時候,王經理拉著他的手說,病咱們是治不好了,你放心地走吧,弟妹這不用你操心,我保證和你在的時候一樣。”朱德芹紅著眼圈告訴記者,20多年來,王世民一直踐行著這句承諾,就像親人一樣幫助她。
在朱德芹的家中,空調、電視、洗衣機和冰箱一應俱全。“這些家電大部分都是王經理買來的,他工作忙,但每個月他都會讓他的妻子過來看望我。”朱德芹說。
今年62歲的蘇保琦在唐山大地震中腰被砸斷。1997年,蘇保琦來到王世民創辦的一家助殘公司上班,“他主動過來和我聊天,得知我的情況后,當場就給了我2000塊錢,那時,我一個月才掙200多塊錢。”蘇保琦說,在王世民的幫助下,他經營起了自行車維修鋪。
“后來孩子考上大學,王經理每年都會讓人送兩次錢來,最多的一次給了6000塊錢。”蘇保琦說。
由于王世民資助的殘疾人太多,經過協商由蘇保琦和朱德芹等4人組成小組,每個月王世民將近2萬元錢交給他們,分成300至600不等的紅包,發給41名殘疾人。多年來,這筆錢一直都是雷打不動,按時發到他們手中。并且逢年過節,王世民都會帶著米、面、油等東西來看望這些殘疾人朋友。
“他就是忘不了我們這些‘癱哥們’。”蘇保琦說,“今年王經理和我們商量,想多幫助一些殘疾人朋友。”
掙錢不為贏利而為體現價值
“王經理是個特別低調的人。”一直受其資助的殘疾人李冬梅說,“我們打心里感激王經理,但是無論是什么表彰會,不管別人怎么勸說,他都是一笑而過,從來不去。”
王世民不僅為人低調,而且特別細心,“他在生活上的一些細節對我們的照顧也是無微不至。這些年好多殘疾人都換了殘疾人電動車。王經理定期讓公司員工過來,幫我們修車、換電瓶,偶爾我們自己出去修車,他也要堅持給我們報銷修車費。”李冬梅說。
王世民的低調,體驗最深的應該莫過于跟隨他近十年的司機李勇了。在李勇眼里,王世民不僅低調,而且過于“寒酸”。
據李勇介紹,王世民的座駕是一輛開了十多年的老款奧迪轎車。一年四季就是那么幾件衣服,藍色的舊西裝,里面是一件紅色的毛坎肩,坎肩上還有破洞,里面套著皺巴巴的襯衣,看上去和一個不修邊幅的農民沒什么區別。
李勇告訴記者,王世民不僅對穿著毫不在意,就連吃飯也是“隨遇而安”。“公司的工地很多,每到一個工地,吃飯的時候,他都會到工地的食堂里和工人們吃大鍋飯。平日里工作忙,需要各地來回奔走,為了趕時間,他往往是從路邊超市買個面包,倒杯熱水,在車上將就吃點。偶爾需要住宿,他也是只開一個標準間,我們倆一起住。”李勇說,相處7年,他對王世民的“寒酸”依然有些難以接受。
李勇曾為王世民算過一筆賬,“他給家鄉修路,買健身器材;為貧困山區出資修學校;幫扶殘疾人、困難家庭;20多年已經捐出了3000多萬,但是他對自己卻很苛刻。”
“我自小生活在農村,又當了好多年兵。我知道農民不易,國家也不易,自己夠吃夠穿就行了,錢掙得再多,那都是社會的。我經常告訴公司的員工,我們不是為贏利而掙錢,是為了發展社會事業、體現價值而掙錢。公司發展了,自然要為社會多做些事。”王世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