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紀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和存活率的提高，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老年人口無論是絕對數還是相對比例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加，相繼邁入人口老齡社會。21世紀人口老齡化趨勢將更加迅猛。據聯合國（2001）預測，全球目前65歲及以上老人每月凈增75萬，而未來20年，每月將凈增2百萬。到2050年，除非洲外，全球其他各洲的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將超過或接近20%，歐洲將接近30%。與人口老齡化相伴隨的是人口高齡化。目前全球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約占65歲及以上老年人的16%（UN, 2001）。到2050年，80歲及以上人口增至3.7億，占65歲及以上人口的25.4%。（UN，2001）。中國目前已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2000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超過9300萬，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7%，80歲及以上人口已超過1300萬，占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接近14%。到2050年65歲及以上人口超過3.3億，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22.6%；80歲及以上人口達1.14億，占65歲及以上人口的34.6%（Zeng and Vaupel，1989；Zeng and George, 2000）。 20世紀由于公共衛生、營養、飲用水和醫療條件的進步和改善，疫苗和接種的普及，抗菌素的應用，慢性病藥物治療的發展，人類預期壽命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長。僅僅一百年內增加的預期壽命就等于或大于人類從青銅器時代到19世紀末4千年增加的總和。老年期的預期壽命也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發達國家。比如，美國目前男女65歲老人的預期壽命分別為16和19年， 而在20世紀初分別為11和12年，男女65歲老人的預期壽命分別增長約40%和60%。 然而，老年人口的增多和人類壽命的延長是否伴隨著老年人健康狀況的改善和生活質量的提高？20世紀80年代開始，老年人生活質量的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初成立了生活質量國際研究學會，創辦了會刊，至今已召開了8次年會。2000年中國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生活質量研討會。2001年在東京召開了第一次亞太地區生活質量研討會。這些活動有力地推動了老年人生活質量的研究。本文試圖將目前國際上老年人生活質量研究動態作一簡要介紹。并在文末提供較多的國際參考文獻，供同仁們借鑒。 一、 老年人生活質量評估指標的細化和綜合 對生活質量概念的界定因學科領域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對城市規劃者而言，生活質量可包含綠地和其他生活設施的完善程度，但對臨床醫學而言，主要指那些因疾病引起的生理與精神健康方面的障礙程度。也可能涉及疾病造成的間接影響，比如失業和經濟困難等。一般多用量表測量生活質量。 生活質量的評估指標的細化主要是指量表種類及其變量的增加。生活質量量表可分為一般意義上的總體評價量表，及針對某種特殊疾病而言的量表兩大類。前者中比較常用有醫療效果研究36項條目短表（Medical Outcome Study 36-Item Short Form）（SF-36）（Ware等，1993）、歐洲（Euro）生活質量量表（Brook等，1996）、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量表 （WHO, 1994）、個人生活質量評估量表（Schedule for Evaluation of Individual Quality of Life, SEIQoF）(Hickey等，1996)等。36項條目短表主要用來評估總體健康狀況，包括軀體功能、社會交往和情感。歐洲生活質量量表包括軀體、精神和社會調適功能等方面，很簡單但適用于很廣泛的健康干預及衛生保健評估和成本效用分析。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量表是根據個人的價值觀和文化以及他們的目標、期望和所關心的問題對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的感受，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獨立性、社會關系、環境和精神六大方面進行評估。個人生活質量評估量表是由應答者說出對生活質量中的幾個重要方面所作的自我評價。以上量表均是總體層面上的測量，不能揭示患有某種疾病人群的特點，在比較不同的臨床試驗效果時缺乏鑒別力。于是便出現了分不同疾病類別的問卷。例如，歐洲癌癥研究和治療組織（EORTC）設計的QLQ-C30生活質量量表（Aaronson等，1993）和癌癥治療功效總體評估量表（FACT-G）（Cella等，1993），神經病患者生活質量量表（QOLIE-89）（Devinsky等，1995）是專門為神經性疾病患者而設計的。這些疾病別量表都包括一到幾個總體性問題。臨床試驗中還使用其他更為細致的量表，如住院焦慮和抑郁量表（HADS）（Zigmond和Snaith, 1983）主要側重于測量心理癥狀和焦慮或抑郁的程度及后果。 越來越多研究者傾向于使用健康相關 (Health-related) 生活質量量表，主要包括有無某種疾病診斷結果，生理功能（如血壓），心理和認知功能，軀體功能（如生活自理能力），健康感受 （如健康自評），社會功能（比如，社會交往的性質和范圍）（Blazer, 2000）。越來越多的臨床研究和流行病學研究將健康相關生活質量作為臨床試驗的最終結果。 不同生活質量量表的一個共同之處是既包括一個或少量總體問題也包括許多比較具體的問題。一些新的測量方法更注重于情感、角色、社會活動和認知功能等主觀方面內容。另一個共同之處是福康(Well-being)越來越受到重視。對福康的測量，主要側重于主觀層面，一般包括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總體健康自評。福康在生活質量中的權重越來越大。因為主觀感受間接甚至直接反映著社會衛生服務質量和老年人對社會服務的滿意程度。 絕大多數學者認為，生活質量既應包括主觀感受也應包括客觀評價。兩者缺一不可。環境、社區、鄰里、家庭、收入都決定著生活質量，但這些客觀指標不能充分揭示老年人對生活是否滿意、是否順心。同時，僅僅知道主觀感受對于制定何種政策和如何實施干預介入也是不夠的。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主觀感受應在生活質量評估中占相對較大權重。Lawton（1991）指出生活質量是一個多維概念，并強調生活質量在結構上應包括評估，個人標準， 社會規范，人與環境，時空等五個方面；而在內容上應包括行為能力，感知， 環境，心理四個方面。 Kahneman 等（1999）提出了生活質量應包括五個層次的內容: 外部條件（比如，收入、鄰里、住房等），福康的主觀評價（比如，自評滿意不滿意），一貫的情緒狀態（樂觀/悲觀），行為的生化和神經基礎。目前，盡管生活質量應該包括哪些內容仍沒有一致意見，但許多研究者認為生活質量應該是一個多維概念，至少應包括軀體健康，自理能力，認知功能，心理健康，社會交往，家庭情感支持，生活滿意度，健康服務可獲性，經濟狀況，業余生活，幸福感等方面。生活質量的多維性促進了交叉學科的研究。 二、 老年弱勢群體的生活質量研究成為研究熱點。 研究表明，女性老人、高齡老人、患病老人和殘障老人、住養老機構老人、少數民族老人、貧困老人、臨終前老人是老年群體中的弱勢群體。目前國際上對這些弱勢群體生活質量的研究較為重視。 1. 女性老人的生活質量 雖然女性老人的平均壽命比男性老人長，但她們的健康狀況和生活質量比男性差。Hayward等 （1998）的研究表明，一個70歲的美國女性的期望壽命為14.9歲，比男性高3.7歲；但其處于殘障期的預期壽命占余壽比例為20%, 比男性高7%。一個80歲的美國女性在其8.2年的余壽中將有34%的時期處在殘障期，而80歲男性的這一比例為23%。 Manton 和 Land （2000 ）隨后的研究也顯示女性老人特別是女性高齡老人壽命比男性長，但她們的健康預期壽命短，殘障和住養老院的時間長、比例高。從短期看，女性老人容易生病；從長期看，女性老人患有關節炎、消化系統等非致命慢性病的比例高， 而男性老人患有心臟病、肺炎等致命性疾病的比例高（Verbrugge, 1989）。女性老人慢性病的發生率比男性高但康復可能性比男性小 (Crimmins等，1996)。絕大多數研究還表明女性住養老院的比例大大高于男性 （Abramovitz, 1988; Dwyer & Coward，1992; Kane 等, 1983； Liu & Manton 等，1983）。女性老人的心理健康狀況也比男性差，比如，女性老人中的抑郁癥發生率是男性老人的1.3倍（Hybels等，2001）。女性老人孤獨的比例比男性老人高（Arber & Ginn, 1994）。Pinquart和Sörensen （2001）通過對300個研究的結果匯總歸納出女性老人的主觀福康水平比男性老人低，年齡越大主觀福康水平之間的性別差異越大。但男女性之間的主觀福康水平差異要比客觀健康狀況之間的差異小。 女性老人慢性病的發病率高；女性老人在健康資源的可獲方面處于劣勢（Jette, 1996）；日常生活需要更多的護理 (Hobbs & Damon, 1996)。由于早年的就業不平等，老年女性擁有的物質財富比男性少，她們獲得養老金的比例比男性低（Golonbok & Fivush, 1994）。即使有養老金，其數量也比男性少 (Moen, 1996)。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美國女性老人是男性老人的2倍 （Arber & Ginn, 1994; Arber & Ginn, 1991）。Katz等（2000）根據美國高齡老人財產和健康調查發現在控制其他變量前提下，生活自理能力有缺陷的女性老人獲得的健康服務只有同類男性的三分之一。 老年女性中的喪偶和獨居比例比男性高。比如，美國65歲及以上老年群體中女性的喪偶比例為50%，比男性高3倍 (Hobbs & Damon, 1996)，獨居比例比男性高4倍（Arber & Ginn, 1994）。這種狀況也導致女性老人獲得的情感和其他社會支持相對少。 以上各個方面顯示，與男性老人相比，女性老人的壽命雖長但其生活質量處于劣勢。 2. 高齡老人的生活質量 與低齡老人相比，高齡老人中女性更多，殘障比例更高，貧窮者更多，喪偶者更多，受到的教育較少。美國50%的85歲及以上高齡老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某些或全部幫助，而65－74歲的老人中只有10% (Kunkel & Applebaum,1992)。住家高齡老人參與戶外活動的比例比60多歲的老人下降三分之一， 女性下降更多（Branch等，1986）。英國的研究顯示高齡老人中嚴重殘障的比例在30%以上，而60-69歲的老人中該比例不到5% （MRCFAS,1998）。高齡老人中認知功能有缺損的比例高達40%以上 （O’Connor等，1989；Ishizaki等，1998），而中低齡老人在20% 左右（Folstein等，1985; Kay等，1985）。住養老機構的美國老人中，50%以上是高齡老人（Suzman,1995）。Manton和Land（2000）的研究顯示，一個健康的85歲美國男性老人在其6.4年的余壽中，有2.2年的時間處在殘障狀況或住養老院，而一個健康的85歲女性在其9.3年的余壽中，有6.1年處在殘障狀況或住養老院。 高齡老人軀體殘障、認知缺損和社會經濟地位低導致他們中患有抑郁的比例高達20%多，而年輕老人中的抑郁比例不到10%（White等，1990）。 某些研究發現高齡老人對于生活質量中的某些主觀性問題比如生活滿意度與年輕老人并沒有很大差異，而且年齡越大，生活滿意的比例可能還略高些。但與低齡老人或中齡老人相比，高齡老人應答‘非常滿意’或‘非常不滿意’的比例較低（NRC，2000）。 此外，美國的一項調查發現，高齡老人對延長壽命并不十分關心，而更關心自己與健康相關聯的生活質量（Auslander & Litwin, 1991）。高齡老人的生活質量研究將受到各方越來越多的關注。 3. 殘障和患病老年人的生活質量 殘障老人的預期壽命遠比非殘障老人低，殘障老人的健康預期壽命則比非殘障老人更低。Rogers等(1989)研究顯示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一個65歲無殘障老人的預期壽命為16.5歲，其中無殘障預期壽命為14.7歲，無殘障期占整個余壽的90%；而一個65歲殘障老人的預期壽命為15.5歲，其中無殘障期為11.1歲，無殘障期占整個余壽的72%。到85歲，無殘障老人的預期壽命和無殘障預期壽命分別為5.6歲和3.8歲，無殘障期占67%；而85歲殘障老人的預期壽命和無殘障預期壽命分別為4.6歲和0.9歲， 無殘障期占20%。Manton和Land（1999）基于1982年、1984年、1989年、1994年美國長期照料調查揭示65歲健康的男性老人到85歲時有80%的人仍處在健康狀態，65歲健康的女性老人在85歲時接近60%的人仍處在健康狀態；相反，65歲時生活自理能力較差的男女老人在85歲時仍然健康的比例分別只有63%和23%。Kendig等人(2000)的研究還表明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平均主觀福康低于生活能自理的老人，而抑郁得分比生活能自理的老人高。 目前美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中有360萬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居前七位的慢性病分別為關節炎、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呼吸道疾病、中風和癌癥。70歲以上的老人中50%多的人患有關節炎。將近60%的黑人患有高血壓，20%的白人患有癌癥，住家老人患有慢性病的比例為26%。Guralnik等人（1989）的研究表明在80歲及以上老人中70%的男性和53%的女性患有多種慢性病。另有數據揭示在享受美國公費醫療（Medicare）的 65-74歲、75-84歲、85歲及以上老人中患有至少兩種以上慢性疾病的比例分別為62%、76%和82%（Greene,2002）。患有慢性病的老人中抑郁比例可高達70%（Katz等，1994）。在75歲及以上殘障老人中，有45%歸因于慢性病 (Trupin & Rice，1995)。患有慢性病老人的自評健康比沒有慢性病的老人差(NAAS, 1999)，平均福康得分也低于沒有慢性病的老人（Kendig等，2000）。 老年癡呆在60歲之前極少發生。60－64歲人群患病比例大約3-4%，80-84歲人群患病比例大約25-30%， 85歲以上人群中的患病比例高達近50%。老年癡呆被稱為老年人的艾滋病。目前仍沒有很好的治療藥方。美國1998年老年癡呆人數接近400萬, 醫療費用高達1千億美元（Dychtwald, 1999），在21世紀中期，將有1400萬老年人患此病（Khachaturian & Radebaugh, 1996）。 美國從1982年起專門組織了一項針對殘障和住養老院老人健康狀況、長期護理需要和生活質量的縱向調查，稱為美國國家長期照料跟蹤調查。至今已進行了五次并從1994年起也包括一些無殘障老人。此項調查為研究殘障和患病老人的生活質量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4. 住養老機構老人的生活質量 為住養老機構老人提供服務是長期照料項目的主要組成部分。在美國，允許入住養老機構的標準各州差異較大（Spector等，1996）, 但主要是那些日常生活需要較大幫助、患有各種疾病或殘障的老人，那些日常生活只需要很少幫助者不能入住養老機構（Grando等, 2000；Valk等，2001）。目前美國住養老院的人數超過了160萬，占老年人口的10%左右，未來20年中將達320萬（HCFA，1995）。 對養老機構老人生活質量的研究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住養老機構老人生活質量狀況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二是住養老機構時間長短及其影響因素研究。Tariot等（1993）的研究表明，住養老機構的美國老人中的癡呆比例為40%。Hing等（1985）的研究揭示，住養老機構的美國老人中完全需要依賴的比例高達三分之一。功能嚴重殘障的老人絕大多數住在養老機構里（Hanley等，1990）。美國農村老年人由于獲得的住家社區服務較少（Dwyer等1990），所以，與城鎮老年人相比，他們住養老機構的風險相對大 (Greene, 1984)。那些從未結婚、離婚或喪偶的老年人很可能住養老機構（Cohen等，1986；Liu和Manton 等，1983）。年齡越大住養老機構風險越大。Rivlin等（1988）發現85歲以上的人口中，22%的人住養老機構。高收入老人更多的是接受家庭健康護理，而低收入老人更多的是入住養老機構 （Kane, 1989; Liu, Manton & Liu， 1985）；同時，高收入老人在養老機構得到的護理要比低收入老人好 (Rivlin等，1988)。擁有房產的老人比沒有房產的老人住養老機構的可能性要相對小（Grenne & Ondrich, 1990; Newman 等，1990）。認知功能的喪失會增加住養老機構的風險（Branch & Jette, 1982; Newman等，1990；Wan &Weissert, 1981；Hing, 1987）。同時，一些調查還顯示，與子女同住有助于降低住養老機構風險 (Palmore, 1976; Wan & Weissert, 1981), 社會支持少的老人住養老機構的風險也大（Wolinsky等，1992）。加拿大的研究還表明自評健康差是老人住養老機構的一個顯著預測因子（Shapiro & Tate, 1988）。因此，他們的生活質量遠遠低于一般老年人。 住養老機構的老人通過一段時間的治療也可能轉到家或如果病情加重或沒有好轉也可能轉到醫院。于是，養老機構老人的轉入或轉出、住養老機構的時間、以及一生中住養老機構的時間分布也成了近期研究熱點（Wolinsky等,1993；Freedman, 1993; Murtaugh等，1997; Laditka， 1998）。男性老人入住養老機構后的平均滯留時間為36個月，女性為55個月(Laditka，1998)； 一生住養老機構的時間分布一般通過三種方法進行分析，一是用時期生命表，二是用隊列生命表，三是微觀仿真。一個健康的85歲美國男性老人在其余壽中有11%的時間住在養老機構，一個健康的85歲美國女性老人在其余壽中有20%的時間住在養老機構 (Manton & Land, 2000)。Laditka (1998) 用微觀仿真得出17.3%的75歲美國男性老人將在余下的一生中住養老機構至少一次；75歲的女性老人中，這個數值為36.2% (Laditka，1998)。 從1973年起，美國專門組織了對養老機構老人的調查，目前共進行了六次（1973－74， 1977， 1985， 1995， 1997， 1999）。這些調查有力地促進了對住養老機構美國老人的生活質量的研究。 5. 少數民族老年人的生活質量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些研究發現黑人與白人在高齡期的死亡存在交叉現象，即黑人老人的死亡率比白人低（Manton & Stallard，1981），但黑人老人的殘障率較白人老人高（Manton & Stallard, 1997）。黑人住養老機構的比例只有白人的一半（Crystal, 1982）。這主要是由于黑人的家庭支持網絡比白人強，種族歧視，文化信仰，及黑人住家照料服務費用低等眾多原因（Abel,1991; Crystal, 1982; Greene & Ondrich, 1990; Hanley 等，1990；Mutran, 1985）。能否獲得健康護理服務是維持好的生活質量的直接途徑之一。少數民族老人獲得規劃性護理(managed care)和其他健康服務的可能性都比白人小（Hargraves 等，2001）。Thmoas和Huges（1986）發現與白人老人相比，黑人老人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差，對生活更缺乏信心，軀體健康更差。1998年他們再次證實以上這些結論（Huges &Thmoas,1998）。在獲得健康服務和服務質量方面，黑人明顯比白人差 (Kahn等,1994; Peterson等，1994)。但一些研究發現當個人社會經濟因素和健康行為（吸煙、飲酒和健身等）因素控制后，美國黑人和拉丁裔少數民族老人健康狀況與非拉丁裔白人之間的差距大大縮小了（Smith & Kington, 1997）。 研究顯示不同少數民族老人生活質量中的問題是各不相同的。比如，美國亞裔民族老年期的預期壽命和無殘障預期壽命比其他少數民族和白人高， 而黑人的預期壽命和無殘障預期壽命最低（Hayward & Heron, 1999）。拉丁裔民族的心臟病患病率較低,但他們患有糖尿病、呼吸道疾病、傳染病的比例較高 (Markides & Mindekl, 1987)。再比如，美國黑人的高血壓和心臟病比例較高（Weaver, 1977），而美國亞裔老人的自殺比例高 (Stanford, 1991)。美國印度老人的糖尿病和肺結核比例比其他相應群體高（USDHHS，1985,1986）。此外，在65歲及以上老人中，只有58%的黑人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況較好，而拉丁裔和白人中，這一比例分別為65%和74% (Himes, 2001)。這種生活質量差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種族本身的差異和文化因素所造成，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早期就業、養老金發放和醫療資源分配等社會經濟因素造成，仍需要進一步研究。 6. 貧困老人的生活質量 在許多發達國家，如果收入不到中位數的50%，則視為貧困。在美國，2000年65歲以上老人中的貧困比例大約為10%，人數達到340萬。黑人老人中的貧困比例達22%，拉丁裔老人貧困的比例為19%。65歲以上的老人，有19%的收入用于不涵蓋在醫療保健項目中的其他醫藥費用，85歲以上老人的這一比例為22%（Butler, 2000）；而 貧困老人的這一比例為30%（Moon等，1996）。貧困老人中67%患有關節炎，58%患有高血壓，20%患有糖尿病 (Lyons & Rowland, 1996)；他們自評健康差的比例是非貧困老人健康的兩倍，殘障比例也比非貧困者高1倍 (Horizon Foundation, 1999)。由于貧困老人健康狀況差，他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更多，但由于他們沒有足夠的錢支付醫療費用，生活質量較非貧困老人低很多。 目前，90%的美國老人或多或少從社會保障中得到資助。18%的人完全依靠社會保障。如果沒有社會保障，近一半的老人將生活在貧困線以下（Butler, 2000）。隨著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的加速以及福利制度改革的進行，如何來提高貧困老人生活質量將是全球面臨的一個很大挑戰。 7. 老年人生命最后階段的生活質量 20世紀80年代后期，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除對一般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加以研究外，也開始進行有關老年人臨終前或生命最后階段 (End of the life)生活質量的研究。最初主要是出于了解老人臨終前的健康狀況以及醫療費用狀況。美國的研究表明，26-30%的全國總醫療費用是由6%的人在臨終前最后一年花掉的（Lubitz 和 Prihoda,1983；Roos等，1987）。也就是說,目前美國醫療費用中有1000 億美元是在生命最后一年花費的。Hogan等（2001）的研究也揭示了這一點。這種現象表明最后一年處在非健康狀態上的時間占一生中全部非健康時間的很大一部分（Guralnik等，1991）。可見，臨終前老人的生活質量差, 需要給予更多照料和關懷。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能減輕家庭和社會負擔, 能節約大量醫療費用。因此，無論從學術還是從實踐上都促使研究者涉足這一領域。美國已組織了多次有關老年人生命最后階段的生活質量的調查，比如，1982-83年的費城老年人最后一年的生活質量調查（Lawton等， 1990），1985-86年的生命最后期調查（Brock等，1988；Losonczy等，1998）。另外，一些調查雖不是專門針對生命最后階段生活質量的，但調查內容中也包含著這些信息，比如，1986年美國全國死亡率回顧性調查（Seeman, 1992），1986-92年杜克大學承擔的老年人流行病學調查（Guralnik等，1991），1984年和1999年兩次美國國家長期照料調查 (Clark,1998)。 對老年人生命最后階段生活質量的研究側重于兩個方面（比如，Morris等，1986；Brock等，1992；; Lentzner 等，1992；Palmore & Burchet，1997；Seeman等，1992）。一是揭示臨終老人的生活質量狀況以及各種不同因素對生命最后階段生活質量的影響；二是研究生命最后一年不同時間（月份）上的生活質量的變化（Lawton等， 1990；Losonczy等，1998）。研究表明，85歲及以上美國男性和女性老人死亡時生活自理能力完好的比例分別為9%和4%；完全不能自理的比例為12% 和27%（Lentzner等., 1992）。 65歲及以上老人中，臨終前一年的老年癡呆比例為8.5%，臨終前一個月上升為14%， 且與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職業、慢性病史有很大關系（Losonczy 等，1998）。 在生命最后一年內總體的生活質量在下降，變化最大的是使用器具能力(IADL)，不到二分之一的人在臨終前3個月保持臨終一年前的水平；超過二分之一的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在臨終3個月前的狀況與臨終一年前的狀況相當；抑郁比例在生命最后一年上升很快，在臨終前3個月，這一比例為50%。家庭成員的探望對生活質量的下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Lawton等, 1990）。可以預計，隨著研究的深入，老年人生命最后階段的研究將得到更加重視。有的學者稱臨終前生活質量為死亡質量（quality of life）。 三、 健康長壽成為提高老年人生活質量的主要目標 僅僅延長生命而不增加生活質量是沒有意義的。長壽并不是我們最終目標，健康長壽才是人類追求的目標。這一點已成為共識。健康長壽實際上是“成功老齡化”、“健康老齡化”的代名詞。健康長壽就是指在壽命延長同時亦延長健康期， 或者在增加壽命的同時也使健康期相應增加甚至健康期增加更多。健康長壽研究越來越得到廣泛重視。 目前對健康長壽的研究主要圍繞以下幾點展開。一是健康預期壽命研究。要研究健康長壽，研究者首先要解決健康長壽的測度問題。較為常用的就是健康預期壽命。健康預期壽命可以基于一般生命表或多狀態生命表從健康的不同維度得到反映不同維度的健康預期壽命，比如，無殘障預期壽命、無病預期壽命等；也可以基于隸屬等級模型同時計算出反映健康多個維度的預期壽命。人類在20世紀的壽命確實延長了很多，但壽命延長的同時，殘障期是否延長了？目前有三種理論。一是 Fries等(1980)提出的疾病期縮減理論，即隨著存活率的改善，殘障的患病率將降低，從而導致殘障期或患病期縮短。第二種理論與此正相反，認為由于死亡率的下降，殘障期將增加。這種理論認為人類整體存活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健康較差群體存活率提高的緣故，而那些健康比較差的人群的殘障率或患病率較高，因此，最終導致殘障和帶病比例增加從而殘障期和帶病期的增加（Gruenberg, 1977; Kramer， 1980；Olshansky等，1991）。第三種理論是混合理論。這種理論認為由于醫療技術的進步，從慢性病到嚴重殘障的演變進程會放慢，因此，嚴重殘障比例會減少，但低度或中度殘障的比例會增加，從而壽命增加的同時，低度或中度殘障的時期也會增加 （Manton， 1982）。哪一種理論更好地反映了目前或未來的變化還有待于進一步考證。 另一個角度是考察生命最后階段的生活質量。縮短老年人生命最后階段的痛苦期也是健康長壽的目標之一。這在本文第二部分中已作闡述。 再一是百歲老人研究。百歲老人是研究健康長壽的好素材。平均而言，百歲老人雖然各種生活自理能力和老年癡呆的比例比非百歲老人高，但百歲老人之間的健康異質性也很大 (Buono等，1998；Hagberg等，2001)。研究表明確有一些百歲老人的健康狀況很好。比如，Hagberg等（2001）的研究表明，日本百歲老人中有15%的人的認知功能很健全，瑞典的比例則更高。芬蘭的研究也顯示了這一點（Louhijia, 1994）。 以上三個領域中，除研究健康長壽狀況及其變化外，更為主要的是健康長壽影響因素的研究。眾多研究結果顯示健康長壽的預測因子包括保持良好的預防疾病的行為，樂觀，有經濟保障和社會、家庭支持等 (Kendig等，1992; Nakanishi等，1997)。 第四是生物醫學、生物人口學和基因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Iachinel等人(1999)基于瑞典雙胞胎數據的研究表明，生物學因素對長壽的影響作用在25%左右。有的學者認為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即使消滅了目前幾大主要的疾病，人類的平均壽命也很難突破90歲（ Riggs等，1992）。為了增加壽命，必須從基因角度尋找突破口。有研究顯示載脂蛋白E- 在老年癡呆人群中較高 (Corder等，1993)，而且載脂蛋白E- 能引發冠心病 （Lenzen等, 1986）。法國、加拿大和芬蘭百歲老人的研究顯示，百歲老人中載脂蛋白E- 的比例明顯低于其他各組，而載脂蛋白E- 的比例明顯高于其他組（Schachter等,1994; Robitaill等，1996; Kuusisto等，1997）。最近的研究還發現相同基因對男、女性的影響是不同的。有些基因只利于男性長壽，但與女性長壽無關（Tan等，2002；Ivanova等，1998）。個人歷史事件與健康長壽之間的關系也得到重視。Dolblhammer 和Vaupel（2001）的表明女性40歲以后仍然有生育行為有利于長壽。個人壽命還與出生時的排行和父母親年齡、父母親壽命， 出生月份和季節有關 （Gavrilov & Gavrilova, 1999, 2000）.隨著人類壽命的增加，健康長壽將是提高生活質量的核心之一。 四、 老年人生活質量的跨國或跨文化研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老年人生活質量得到關注 隨著疾病診斷標準和技術的國際化和衛生與健康護理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生活質量的國際比較或跨國比較研究日顯重要。盡管衛生條例的制定主要是單個國家的事務，但標化的護理規范、醫療技術的應用、疾病的診斷標準都要符合國際條約的規定。這種發展推動著生活質量測量方法的發展，從而使不同國家的數據能夠加以綜合比較。也使不同文化的治療方式也趨于滲透和融合，這種結果促使不同文化中的治療效果，特別是使用隨機臨床試驗能夠對比。跨國或跨文化研究有利于揭示人類生命晚期生活質量的變化規律。然而，就像文化人類學家所說的“一個人對什么是疾病和健康的界定取決于他成長的文化”。因此，文化習俗必須加以考慮。上面提及的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量表就是這方面的應用實例。跨國比較可以分為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比較、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比較、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比較。發達國家之間比較中的研究熱點是殘障、健康和福康、健康護理、社會支持等方面。研究表明隨著壽命的延長, 殘障期也在延長。同時，研究還表明，各個國家老年人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各不相同。 據聯合國最近預測，除非洲以外各洲的發展中國家在2010年前后將進入老年型人口，到2050年，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將接近20%，高齡老人的比例也將占全部人口的5%。發達國家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從7%增加14%的時間一般在45年以上（除日本外），而發展中國家大多不到30年，有些國家（牙買加，突尼斯）則不到20年。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促使了對發展中國家老年人生活質量研究的開展。發展中國家對生活質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疾病和死亡方面。研究表明家庭支持、城鄉差異、受教育程度等與疾病和死亡率有關。 基于流行病轉型理論，Mayers和 Lamb（1993）指出在發展初期，功能的殘障發病率較高，但患病率較低，特別是在老年群體中的功能殘障患病率更低。這主要是因為許多導致殘障的因素（比如，傳染性疾病）導致了大量的死亡事件。當那些導致殘障的因素從傳染疾病到慢性疾病或衰老性疾病，預期壽命增加了，但老年群體中的殘障患病率增高。由于這一機理，發展中國家老年人特別是高齡老人的功能狀況可能比發達國家好。Chen 和Jones （1989）等的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老人的預期壽命雖比發達國家低，但無殘障預期壽命在預期壽命中占的比例比發達國家高。 Lamb（1996）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Silverman等（2000）的研究還發現，臺灣老人主觀生活滿意度比美國老人差，但其他方面的健康狀況要好。可能的解釋包括死亡選擇性、生活環境因素等。但Murray和Lopez (1997) 基于群體數據而計算得到的不同國家在60歲時的無殘障預期壽命并沒有這一現象。 發展中國家的老年人缺乏養老金和保健項目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們的生活質量。雖然跨國或跨文化研究越來越得到關注，但由于發展中國家缺乏數據，老年人生活質量的跨國比較研究仍然相當少（Lamb, 1996）。 五、 預防性干預項目研究日顯重要 根據多層次分析理論，影響老年人生活質量的因素可分為宏觀（比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醫療發展技術、政策等）、社區（比如，社區服務項目發展狀況等）、家庭和個人等幾個層次。干預的主要目的就是對這些因素進行調節、降低影響老年人生活質量風險因子的負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為社會節約醫療開支。據推測，在美國，每年上萬億美元的醫療費用中，95%直接用于醫療護理服務，不到5%用于預防性健康促進 (CMMS,2000), 而每年40%的死亡與行為方式有關, 且通過預防性干預是可能避免的（McGinnis & Foege, 1993），10-15%的死亡通過提高醫療護理的質量可能避免 (McGinnis等, 2002)。另有研究表明，在美國, 如老年癡呆推遲5年發生, 可節約500億美元，心血管推遲5年發生，可節約690億美元，糖尿病推遲5年可節約500億美元（Alliance for Aging Research, 1995）。因此，對干預性項目的研究歷來受到研究者、媒體特別是政策制定者的關注。同時，這些研究結果使社區服務和家庭護理服務項目在美國得到廣泛開展。最近幾年住養老院的老人數量沒有隨著老年人數量的增加而增加，就是社區服務和家庭護理業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的干預是政府增加科研投入。據統計，僅僅老齡研究院每年就投入高達6－7億美元的經費用于老年性疾病和社會老年學的研究（NIA,2002）。 丹麥的社區干預堪稱發達國家的楷模。其主要做法是將社區原有的養老院改建成綜合性的社區服務護理中心。當老年人患病需要護理時便轉入社區護理中心，直到老人能夠在家生活便轉出中心。這種干預在1990年代得到廣泛推廣，目前已有將近80%的社區建立了這種中心。統計數據顯示，護理中心建立后，老年人自評健康好的比例從1985年的27%上升為1997年的41%。 美國的研究結果還顯示，個人生活方式對死亡的影響占40% (McGinnis等，2002)。因此，個體層面的干預也受到關注。飲食與冠心病、中風、腸道癌、乳腺癌、糖尿病有關 （DHHS，1988），不進行健身鍛煉可以引發心臟病、糖尿病、老年癡呆和骨質疏松等疾病（DHHS，1996）。在老年期，那些具有上進心、參加健身鍛煉、飲食平衡、良好心態的老年人具有較好的健康狀況和生活質量，而且老年人只要堅持這種良好行為，軀體功能是可以得到改善的 (DHHS， 1991；Rowe & Kahn, 1998)。經常吸煙的人的死亡率高，每天少量飲酒的人比從不飲酒的人更健康、更利于長壽，等等。這些足以顯示改變個人行為方式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Haight (1988)的研究還揭示讓那些主觀上對自己當前生活質量不很滿意的老人重溫過去的成功事件能提高這些老人的生活質量。參與重溫過去成功事件項目的老人的總體福康水平比沒有參與該項目的老人要好得多。另外的研究還表明對關節炎患者和帕金森氏綜合癥病人進行健康知識干預能增進他們的預防意識從而降低關節炎和帕金森綜合癥（Fries, Carey, & McShane, 1997; Montgomery等,1994) 的發病率。 隨著生物醫學和基因研究的發展，對衰老性疾病干預性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比如，Stampfer （1991）發現，在控制其他一些風險因素后，使用雌激素替代療法的女性冠心病的發病率可降低將近40%，且對老年癡呆的發生也有一定抑制作用。但使用雌激素也會導致內分泌出現紊亂以及引發乳腺癌（Garry, 2001）。所以，使用雌激素替代療法的功過尚無定論。此外，目前，第一代抗老年癡呆藥物可以使該病的發病時間推遲6-9個月，預計第二代可能推遲的時間更長。 過去15年美國老人的殘障比例與殘障人數減少，折合成醫療費開支，僅1995年就為美國節約了330億美元（Manton等，1997）。Boult 和 Pacala（1999）的研究得出美國每年15-20%的殘障老年人功能能夠得到康復。這與各種形式的預防干預和研究費用投入是分不開的。 國際參考文獻 Aaronson, N.K., Ahmedzai, S., Bergman, B. et al (1993). 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QLQ-C30: A quality of life instrument for use in international clinical trials in oncology.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85, 365-376. Abel, E.K. (1991). Who Care for Elderl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Abramovitz, M.(1988). Regulating the Lives of Women: Social Welfare Polic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Boston: South End. Alliance for Aging Research. (1995). Putting Aging on Hold: Delaying the Diseases of Old Age. Official Report to the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ging. www.agingresearch.org/brochures/onhold/welcome.html. Arber ,S., &Ginn, J. (1991). Gender and Late Life. London, Sage. Arber, S., & Ginn, J. (1994). Women and aging. Reviews in Clinical Gerontology, 4, 349-358. Blazer, D.G. (2000). Psychiatry and the oldest old. Am J Psychiatry, 157 (12), 1915-1924. Boult, C., & Pacala, J.T. (1999). Integrating healthcare for elderly popu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Managed Care. 5(1). 45-52. Branch, L, Berkman, L., Brock, D. et al. (1986).Social functioning. In Cornoni-Huntley, J et al. (eds.). Established Populations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of the Elderly. NIH Publication 86-2443, p33-55. Branch, L.J., Jette, A.M. (1982). A prospective study of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alization among the aged.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2, 1373-1379. Brock,D.B., & Foley, D. (1988). Health status trends in the last year of life. In Proceeding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Social Statistics Section (pp. 418-423).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Brock, D.B., Holmes, M.B., Foley, D. J., & Holmes, D. (1992).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a survey of the last days of life. In Wallance, RB, and Woolson, RF, eds, The Epidemiologica Study of the Elderl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Y. Brooks, R., & EuroQoL group (1996). EuroQoL: the current state of play. Health Policy, 37, 53-72. Buono, M.D., Urciuoli, O., & Leo, D.D.(1998). Quality of life and longevity: a study of centenarians. Aging and Aging, 27, 207-216. Bulter, R.N. (2000). Old and Poor 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er-USA. http://www.ilcusa.org/_lib. Cella, D.F, Tulsky, D.S., Gray, G., et al. (1993). The 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general measure.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11, 570-579. Chen, A.J., Jones, G.(1989). Aging in ASEAN: Its Socioeconomic Consequence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Clark, R.F. (1998). Introduction to the National Long-term Care Survey. http://aspe.hhs.gov/home.htm. CMMS (Centers for Medical and Medicaid Services, Office of the Actuary. (2000). 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s, by Source of Funds and Type of Expenditure: Calendar Years 1994-1998. www.hcfa.gov/stats/nhe-oact/tables / t3.htm. Cohen, M.A., Tell, E.J., &Wallack,S.S. (1986). Client-related risk factors of nursing home entry among elderly adult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 785-792. Corder, B., Saunders, A.M, Strittmayer, W.J., et al. (1993). Gene dose of apolipoprotein E type 4 allele and the risk of Alzheimer’s disease in late onset families. Science, 261, 921-923. Crimmins, E.M., Haywar, M.D., & Saito, Y. (1996). Differentials in active life expectancy in the older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51B(3), S111-120. Crystal, S. (1982). American’s Old Age Crisis: Public Policy and the Two Worlds of Aging. New York: Basic Devinsky, O., Vickrey, B.G., Cramer, J., et al. (1995). Development of quality of life in epilepsy inventory. Epilepsia, 36, 1089-1104. Doblhammer, G., Vaupel, J.W. (2001). Lifespan depends on month of birth. Proc Natl Acad Sci USA. 98(5), 2934-2939. Dunkle,R.E., & Kart, C.S. (1997). Long-Term Care. In Ferraro, K.F.ed. Gerontology: Perspectives and Issues.New York: Springe Publishing Company. Dwyer, J.W., & Cowar, R.T. (1992). Gender, Families, and Elderly Care. Newbury Park. C.A.: Sage. Dwyer, J.W., & Miller, M.K. (1990). Difference 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regiving network by area of residence:implication for primary caregiver stress and burden. Family Relations, 39, 27-37. Dychtwald, K. (1999). Introduction: Healthy aging or Tihtonius’ revenge? In Dychtwald, K. ed., Healthy Aging: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An Aspen Publication: Githrtsburg, MD Folstein, M.E., Anthony, J.C., Parhad, I., et al. (1985). The meaning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the elderl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23, 228-235. Freedman, V.A .(1993). Kin and nursing home lengths of stay: A backward recurrence time approach.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s, 34, 138-152. Fries, J.F. (1980). Aging, natural death, and the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 N Engl J Med., 303, 130-135. Fries, J.F., Carey, C., McShane, D.J. (1997). Patient education in arthriti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a mail-delivered program. J Rheumatol. 24:1378-1383. Gavrilov, L.A., & Gavrilova, N.S. (1999). Season of birth and human longevity. Journal of Anti-Aging Medicine, 2(4), 365-366. Gavrilov, L.A., & Gavrilova, N.S. (2000). Human longevity and parental age at conception. In Robine, J-M et al. (eds.) Sex and Longevity: Sexuality, Gender, reproduction, Parenthood.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Verlag, pp7-13. Garry, P.J. (2001) .Aging successfully: A genetic perspective. Nutrition Reviews, 59 (8), S93-S101. Golombok, S., & Fivush, R. (1994). Gender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ndo, V.T., Mehr, D., Popejoy, L et al. (2000). Light care residents in nursing homes: Why they come, why they stay. Nursing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3, 53-63. Greene, K. (2002). Americans are living longer- not always better, AARP says.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1.D3. Greene, V.L. (1984). Premature institutionalization among the rural elderly in Arizona. Public Rural Health99, 58-63. Greene, V.L., & Ondrich, J.I. (1990). Risk factors for nursing home admissions and exits: A discrete-time hazard function approach.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 45, S250-S258. Gruenberg, E.M. (1977). The Failure of success. Milbank Memorial Foundation Quarterly/Health Society.55. Guralnik, J.M., LaCroix, A.Z., & Everett, F.E. et al. (1989). Aging on the Eighties: The Prevalence of Comorbidity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Disability,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Advance Data. Number 170, p3. Guralnik, J.M.,LaCroix, A.,Z.,Branch, L.;Kasl,S.;& Wallace,R.(1991). Morbidity and disability in older persons in the years prior to deat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81,443-447. Hagberg, B, Alfredson, B.B., Poon, L.W., Homma, A. (2001). Cognitive functioning in centenarians: A coordinated analysis of results from three countrie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 56B(3), P141-P151. Hanley, R.J., Alecxih,L-M.B., Wiener, J.M., & Kennell, D.L. (1990).Predicting elderly nursing home admission. Research on Aging. 12, 199-228. Hargraves, J.L., Cunningham, P.J., &Hughes. R.G. (2001). Racial and ethnic differences in access to medical care in managed care plans.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36 (5), 853-868. Hayward, M.D., Crimmins, E.M., Saito, Y. (1998). Cause of death and active life expectancy in the older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10 (2). 192-213. Hayward, M.D., & Heron, M. (1999). Racial inequality in active life among adult Americans. Demography, 36(1), 77-91. HCFA. (1995).HCFA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Vol. 03313. Himes, C.L. (2001). Elderly American. Population Bulletin, 56(4) , 3-40. Hing, E. (1987). Using of nursing home by the elderly: preliminary data from the 1985 National Nursing Home Survey. In Vital and Health Statistics (Advanced Data). No. 135.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Hing, ,E., Sekscenski, E., Straham, G. (1985).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The National Nursing Home Survey:1985 summa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Vital and Health Statistics. Series 13 , No.97. Hobbs, F.B., & Damon, B.L. (1996). Sixty-five plus in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pecial Studies, 23-190.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the Census. Hogan, C., Lunney, J., Gabel., & Lynn, J. (2001). Medicare beneficiaries costs of care in the last year of life. Health Affairs, 20(4), 188-195. Horizon Foundation. (1999). The Horizon Foundation Launches Initiative to Help County Seniors Age in Place. Oct.,29.//www.thehorizonfoundation.org/news/press/index.htm. Hughes, M., & Thomas, M. (1998). The continu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revisited: A study of race ,clas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America, 1972 to 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 785-795 Hybels, C.F, Blazer, D., &, Pieper, C.F. (2001). Toward a threshold for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An analysis of depression by severity of symptoms using data from an elderly community sample. The Geontologist. 41(3), 357-365. Iachine, I.A., Vaupel, J.W., & Yashin, A.I.(1999). The variability of human life span: The role of genes and other factors. Working paper,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 Ishizaki, J., Meguro, K., Ambo, H. et al. (1998). A normative, community-based study of mini-mental state in elderly adults: The effect of age and educational level.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53B (6), P359-P363. Ivanova, R., Henon, N., Lepage, L., et al. (1998). HLA-DR alleles display sex-dependent effects on survival and discriminate between individual and familial longevity. Hum Mol Genet., 7, 187-194. Kahn, K.L., Pearson, E.R., Harrison, E.R., et al. (1994). Health care for black and poor hospitalized Medicare patien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72 (15), 1169-1174. Kaheman, D., Diener, E., & Schwarz, N. (1999).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 of Hedonic Psych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Kane, R.L (1989). The home care crisis of the nineties. The Gerontologist. 29, 25-45. Kane R.L., Matthias, R. Sampson, S. (1983). The risk of placement in a nursing home after acute hospitalization. Medical care 21, 1055-1061. Katz, S.J., Kabeto, M., & Langa, K.M. (2000). Gender disparities in the receipt of home care for elderly people with dis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JAMA, 284 (23),3022-2027. Kay, D.W.K., Hendreson, A.S., Scott, R. et al. (1985). Dementia and depression among the elderly living in the Hobart community: The effect of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n the prevalence rate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5, 771-788. Kendig, H., Hasimoto, A., & Coppard, L. (1992).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ndig, H., Browing, C.J., & Young, A.E. (2000).Impact of illness and disability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older people.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2(1/2). 15-22. Khachaturian, Z.S., & Eadebaugh, T.S. (1996). Alzheimer’s Disease: Cause(s),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Care. Boca Ration, Florida: CRC Press. Kramer, M. (1980). The rising pandemic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associated chronic diseases and disabilities.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62. Kunkel, A.R., & Applebaum, R.A. (1992). Estimating the prevalence of long-term disability for an aging societ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47(5), S253-S260. Kuusisto, J., Koivisto, K., Mykkanen, L. et al. (1997). Association between feature of the Insulin resistance syndrome and Alzheimer’s Disease independently of Apolipoprotein E4 phenotype: Cross-sectional population based study. BMJ, 315 (7115). 1045-1059. Lamb, V.L. (1996).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quality of lif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atterns of elderly disablement. Soc.Sci. Med. 42(3), 363-377. Laditka, S.B. (1998). Modeling lifetime nursing home using under assumptions of better health.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53B (4), S177-S187. Lawton, M.P., (1991). A multidimensional view of quality of life in frail elders. In Birren, J.E. (eds.) Th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Frail Elderly. Academic Press, Inc. San Diego, CA. Lawton, M.P., Moss, M., and Glicksman, A. (1990). The quality of the last year of life of older persons.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68(1), 1-28. Lentzner, H.R., Pamuk, E.R., Rhodenhiser, E.P., Rothenberg, R., & Powell-Griner, E.(1992).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year before deat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93-1098. Lenzen, H.J., Assmann, G., Buchwalsky, R., Schulte, H. (1986). Association of apolipoprotein E polymorphism,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and coronary disease. Clin chem., 32, 778-781. Liu, K., & Manton, K.G. (1983).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utilization patterns of an admission cohort of nursing home patients. The Gerontologist. 23, 92-98. Liu, K., Manton, K.G., & Liu, B.M.(1985). Home care expenses for the elderly. Health Care Financing Review 7: 51-58. Losonczy K.G., White, L.R., and Brock, D.B. (1998).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Dementia: Survey of the last days of life: Public Health Reports (113):273-280). Louhijia, J. (1994). Finnish Centenarians: A Clinic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Helsinki, Finland: Yliopistopaino. Lubitz, J.; & Prihoda, R. (1983). The use and costs of Medicare severices in the last two years of life. Health Care Financing Review,5, 117-131. Lyons, B., & Rowland, D. (1996). Medicare, Medicaid, and the elderly poor. Health Care Financing Review, 18(2), 61-85. Markides, C.D., & Midel, C.H., (1987). Aging and Ethnic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Manton, K.G. (1982). Changing concepts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Milbank Q/Health Society, 60, 183-244. Manton, K..G., & Gu, X.L. (2001).Changes in the prevalence of chronic dis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Black and Nonblack population above age 65 from 1982 to 1999.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8, 6354-6359. Manton, K.G, & Land, K.C. (1999). Multidimensional disability /mortality trajectories at age 65 and over: The impact of state dependenc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1, 193-221. Manton, K.G., & Land, K.C. (2000). Active life expectancy estimates for the U.S. elderly population: A multidimensional continuous-mixture model of functional change applied to completed cohorts, 1982-1996. Demography, 37(3), 253-265. Manton, K.G., & Stallard, E.(1981). Methods for evaluat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aging processes in human population using vital statistics data: Explaining the Black/White mortality crossover by a model of mortality selection. Human Biology, 53, 47-67. Manton, K.G., & Stallard, E.(1997). Health and disability difference among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In Martin, L.G.,& Soldo, B.J. (eds). Racial and Ethnic Difference in the Health of Older American. National Academic Press, Washington, DC. Mayers, G.C., & Lam, V.L.(1993).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In Robine, J-M. et al. (eds). Calculation of Health Expectancies: Harmonization, Consensus Achieved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P-109-119. John Libbey Eurotext Ltd., Montrouge, France. McGinnis, J.M, & Foege, W.H. (1993). Actual causes of death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70 (18), 2207-2212. McGinnis, J.M., Williams-Russo, P., & Knickman, J.R. (2002). The case for more active policy attention to health promotion. Health Affaires.21(2), 78-93. Montgomery, E., Lieberman, A., Signh, G., & Fries, J. (1994). Patient educa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can be effective in Parkinson’s Diseas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Amer Jnl of Medicine, 97. 429-435. Moon, M., Kuntz, C., & Pounder, L.(1996). Protecting Low Income Medicare Beneficiaries. New York: The Commonwealth Fund and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December. Morris, J.N., Suissa, S., Sherwood,S., Wright, S., & Greer, D. (1986). Last days: A study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erminally ill cancer patients, J Chronic Dis 39:47.9. Murray, C.J.L., & Lopez, A.D. (1997). Regional patterns of disability-free life expectancy and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expectancy: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The Lancet, 349, 1347-1352. Murtaugh, C.M., Kemper, P., & Spillman, B.C. (1997). The amount, distribution, and timing of lifetime nursing home use. Medical Care, 35, 204-218. Mutran, E. (1985).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support among blacks and whites: Response to culture or 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0, 382-389. Nakanishi, N., Tatara, K., Tataorige, T. et al. (1997). Effects of preventive health services on survival of the elderly living in a community in Osaka, Japan. 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51(2). 1999-204. National Academy on an Aging Society (NAAS). Chronic Conditions: A Challenge for the 21st Century.//www.agingsociety.org/chronic.pdf.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1999). Progress Report on Alzheimer’s Disease, 1999. National Institutes Oh Health: Bethesda, MD.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NIA). (2002). FY2001 Congressional Justification.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file://www.nia.nih.gov/about/legislation/fy2001/cj.pdf.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0), Preparing for An Aging World: The Case of for Cross-National Research. National Academic Press, Washington, D.C. Newman, S.J., Struyk, R., Wright, P., & Rice, M. (1990). Overwhelming Odds: Cargiving and the risk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 45, S173-S183. O’Connor, D.W., Pollitt, P.A., Treasure, F.D. et al. (1989).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social class, and sex on Mini-Mental State score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9, 771-776. Olshansky, S.J. et al. (1991). Trading off longer life for worsening health: the expansion of morbidity hypothesis. J Aging Health, 3, 194-216. Palmore, E.B.(1976). Total Chanc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mong the aged. The Gerontologist 16: 504-507. Palomore E.B., and Burchet, B.M. (1997). Predictors of disability in the final year of life.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9). 283-297. Peterson, E.D., Wright, S.M., Daley, J., & Thibault, G.E. (1994). Racial variation in cardiac procedure use and survival following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71, 1175-1180. Pinquart,M., & Sörensen, S.(2001). Gender differences in self-concept and psychological well-Hanley, R.J., & Spence, D.A.(1988). Caring for the Disabled: Who Will Pa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Riggs, J.E. et al. (1992). Mortality among elderly in the U.S.1956-1987: Demonstration of upper boundary to Gompertzian mortality. Mech Aging Dev. 62, 191. Rivlin,A.M., Wiener, J.M., Hanley, R.J., & Spence, D.A. (1988). Caring for the Disabled Elderly: Who Will Pay? Washington , DC: The Brooking Institution. Robitaille, N., Cormier, G., Couture, R. et al. (1996). Apolipoprotein E polymorphism in a French Canadian population of Northern Quebec: Allele frequencies and effects on blood lipid and lipoprotein levels. Hum. Biol. 68(3), 357-370. Rogers, A., Rogers, r.G., Branch, L.G. (1989). A multistate analysis of active life expectancy. Public Health reports, 104 (3), 222-226. Roos, N.P.; Montgomery, P.; Roos, L.L. (1987).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in the years prior to death.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65. 231-254. Rowe, J.W., & Kahn, R.L. (1998). Successful Aging.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Schachter, F., Faure-Delanef, L., Guenot, F. et al. (1994). Genetic associations with human longevity at the APOE and ACE loci. Nat Genet. 6(1). 29-32. Seeman, I. (1992). National Mortality Followback Survey: 1986 summary. United States. Vital Health Statistics 20 (19). Shapiro, E., & Tate, R. (1988). Nursing home utilization patterns for all Manitoba Admissions, 1974-1981. The gerontologist 24, 610-615. Silverman, P., Hecht, L., & McMillin, D. (2000). Modeling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he aged: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15, 289-305. Smith, J.P, & Kington, S. (1997). Rac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in late life. In Matin, L.G., & Soldo, B.J (eds.). Racial and Ethnic Differences in Health of Older Americans (pp1-5-162).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Spector, W.D. et al.(1996). Appropriate placement of nursing home residents in lower levels of care. Milbank Quarterly. 74 (1). 139-160. Stampfer, M.J., Colditz, G.A., Willett, W.C., et al. (1991). Post-menopausal estrogen therapy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en year follow-up from the Nurses’ Health Study. N Engl J Med, 325, 756-762. Stanford, E.P. (1991). Minority issue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frail elderly. In Birren, J.E. et al. (eds,). Th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Frail Elderly. Academic Press, Inc. San Diego CA. Stuart,M., Weinrich, M. (2001). Home-and community-based long-term care: Lessons from Denmark. The Gerontologist. 41(4). 474-480. Suzman, R.(1995). Oldest old. In Madox, G.(ed) .Encyclopedia of Aging. New York, Spring, p712-715. Tan, Q., Yashin, A.I., Bladbjerg, E.M., (2002). A case-only approach for assessing gene by sex interaction in human longevit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Biological Sciences, 57A, B129-B133. Tariot, P.N., Podgorski, C.A., Blazina, L. et al. (1993). Mental disorders in the nursing home: Another perspective. Am J Psych, 150, 1063-1069. The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Function and Aging Study (MRCFAS) (1998). The description of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n five centers in England and Wales. Age and Aging. 27(5), 605-613. Thomas, M.E., & Hughes, M. (1986). The continu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A study of race, clas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American, 1972-1985.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830-841. Trupin, L., & Rice, D.(1995). Health status, Medical care use, and number of disabling cond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ability Statistics Abstract Number 9. National Institute on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2001).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0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1985). Health Status of Minorities and Low Income Group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1986). Chemical Dependency and Diabetes. Subcommittee on diabetes in report of the secretary’s task force on back and minority health, Vol.7, January.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alk, M., Post, M.W.M., Cools, H.J.M., Schrijvers, G.A.J.P. (2001). Measuring disability in nursing home residents: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a newly developed instrument. Th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56B(3), 187-191. Verbrugge, L.M.(1989). The twain meet: empirical explanations of sex differences in health and mortalit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0(3), 282-304. Weaver, L.J. (1977). Personal helath care: A major concern for minority aged. In Stanford, E.P. ed., Comprehensive Service Delivery Systems for the Minority Aged. Campanile Press San Diego, CA. White, L., Blazer, D, & Fillenbaum, G. (1990).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In CORNONI-Huntley, J et al. (eds). Established Populations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of the Elderly. NIH Publication 90-495, 70-85. WHO working Group. (1994). The Who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 instrument. In Orely, J, & Kuyken, W. eds.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 in Health Care Setting. Heidelberg: Springer. Wolinsky, F.D., Callahan, C.M., Fitzgerald, J.F., & Johnson, R.J. (1992). The risk of nursing home placement and subsequent death among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47, S173-S182. Wolinsky, F.D., Callahan, C.M., Fitzgerald, J.F., & Johnson, R.J. (1993).Changes in functional status and the risk of subawquent nursing home placement and death.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48, S93-S101. Zeng, Y., & George, L. (2000). Family dynamics of 63 million (in 1990) to more than 330 million (in 2050) elders in China. Demographic Research 2.5. Zeng, Y., & Vaupel, J.W. (1989).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Delayed Childbearing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Aging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5:425-445. Zeng, Y., Vaupel, J.W., & Xiao, Z. et al. (2001). The Healthy survey and the active life expectancy of the oldest old in China. Population, 13 (1), 95-116. Zigmond, A.S., & Snaith, R.P. (1983). The Hopistal An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67, 361-370. 曾毅，顧大男（北京大學老齡健康與家庭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 杜克大學人口研究中心） 文章來源：中國老齡協會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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