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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了《義務教育法》修訂草案，其中明確規定：地方政府要為流動人口子女提供平等享受義務教育的條件。
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民工）在各大城市受到的種種歧視，早已引起注意。不過，這還不僅僅是個社會公平的問題，也不僅僅涉及城市的外來人口本身。那些享受著最近中國經濟起飛“紅利”的城里人，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多么大的關系。我勸他們這樣問問自己：“二十年后，誰來養活我們？”
根據專家的估算，到2010年代初期，中國勞動人口將停止增長，老齡化加速。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因素要歸結為計劃生育政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看看現在的中國，每對城里的夫婦只有一個孩子，被撫養的人口少，干活的人多，經濟當然增長得快。但這種“人口紅利”十年之內就會消失。二十年后，中國正處于“人口負債期”：當今的勞動人口大部分已經退休，要靠他們的孩子們來撫養。而按照目前大城市的出生率，那時的一個勞動力就要撫養兩個老人。或者說，那時的一對年輕夫婦，不得不兩頭孝敬四位老人。
現在城里的獨生子女，許多是嬌生慣養，習慣了父母為他們犧牲。父母兩人為一個孩子犧牲也確實容易些。但是，二十年后，這樣的孩子長大，自己突然要面臨照顧雙親的責任，再加上下面還有子女要撫養，等于一個人要為三個人犧牲。到時候他們承擔得起嗎？靠得住嗎？
可惜，當今中國的勞動人口，特別是城里的中產階層，還缺乏這樣的危機感。因為目前四十歲上下這代人，常常是兄弟姐妹三四個。他們一起撫養父母，分攤責任，并不感到太困難。但當他們自己老了以后，誰來撫養他們？這是大家很不愿意面對的問題。但這個問題不僅每個家庭要面對，整個國家也必須面對。因為年輕的勞動力少了，被撫養的人口多了，社會的資源就少，負擔就大，經濟發展就慢，能給老年人的福利就少。
這種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還為我們的社會提出了另一個挑戰：在年輕人多，老人少的社會，年輕人可以憑干力氣活，拿低薪來維持。因為要是兩個年輕人養活一個老人，大家各省下一點就夠了。但是，在一個老齡化的社會，當一個年輕人要養活兩個老人時，這個年輕人如果工資太低，不僅自己養活不了，被他養活的老人也會跟著倒霉。所以，他就必須成為一個能夠創造高附加值，拿高工資的人。這樣才可以有足夠的剩余分給老人。這也是我一再說“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的原因。
這種老齡化的前景，逼著我們不得不為二十年后培養能夠創造高附加值的勞動力，把每一個孩子都當精英來培養。如果現在農民工的孩子長大還是農民工，而不是精英，倒霉的恰恰是那些現在覺得自己很優越的城里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句話現在已經不僅僅是道德說教，而是關系到大家切身利益的至理名言。我希望城里人能夠把農民工的孩子當成是自己的孩子，以“養兒防老”的精神，為他們的利益而奔走。否則，僅靠一紙法案，是擋不住學校對農民工子女亂收費的。中國人都知道，孩子長大不爭氣，倒霉的是自己。現在如果聽任社會歧視農民工子女，就等于坐視別人盜竊自己的養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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