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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她的丈夫從臥床不起變成了能拄著拐杖行走，從一位倒下的企業家變成了一位散文作家；她的兒子從學費沒有著落的初一男孩變成了一位大二學生；她為之奉獻的《新余日報》也由黑白小報發展成為每日八版的彩印大報；而她自己，也由總編室副主任成長為分管新聞業務的副總編，并且在這八年里，先后晉升為新余市新聞界最年輕的主任編輯，和新余市新聞界第一位高級編輯……這樣的八年里，會有怎樣曲折動人的故事？
    
     認識袁鵬是在2006年3月20日的上午，在萍鄉日報五樓的會議室，她與我鄰座。第八屆江西報刊新聞獎開評之前，我們交換了名片，知道她是新余日報社的副總編，一位生于贛南的客家女性。當我給每位評委拍照之后，她笑著說：“很難看吧？你可要把我的皺紋處理掉啊！”她的照片沒有引起我的特別注意，只感覺到她眼神中透出的那一份認真與專注。
    
    午餐時發現她身邊有一位拄著拐杖的男人，我以為是自己漏拍了的某一位評委。一問，才知道是她的丈夫劉子寧。因為偏癱，在家沒人照顧，袁鵬就帶著他到萍鄉來參加評選會。
    
     “八年了，”劉子寧說，“出國考察她不去，省外出差她不去，每一次省內出差，她都要帶上我一起走。”
    
     從新余到萍鄉不到2小時車程。3月19日上午，袁鵬收拾好行李，攙扶著劉子寧要上車前往萍鄉，剛走出家門，劉子寧又一次大便失禁，污物順著褲管直往下流。他們不得不轉身回家，袁鵬給他洗擦干凈身子，換上衣服，將臟衣服洗干凈之后，再重新上路……在袁鵬劉子寧下榻的房間里，劉子寧說出這件事時，袁鵬的口氣卻很平靜：“八年了，習慣了，現在比以前好多了。”
    
     袁鵬處世低調，起初不愿意接受采訪，是劉子寧幫我勸說，她才慢慢打開了話匣。
    
     激情袁鵬：跟了一個喜歡的人，做了一份喜歡的事
    
     袁鵬說自己的名字像個男人的名字，而劉子寧的原名“劉亞玲”，則是女性味十足的一個姓名。袁鵬總覺得她與劉子寧之間存在著一份天緣。她原是江西大學中文系80級的學生，因病休學了一年；劉子寧也在1980年考上了一所專科學校，卻因心性好強而放棄入學，第二年考入江西大學中文系，因而兩人才成了同班同學。
    
     高大帥氣、文武全才的劉子寧在大學校園里特別引人注目，不少女生都暗暗地喜歡上了他，袁鵬也不例外。到了大二， 兩人挑明了感情，常常以學英語為借口在公園里相約。有一次，他們在街上吃灌湯小籠包，最后連坐公交車回校的錢都沒了；有一年暑假，為了讓在贛南的袁鵬能如期收到熱戀的情書，劉子寧沿著鐵道線跑了20里，終于趕上火車將信投進了南昌的郵筒……大學時代給他們留下了許多浪漫動人的回憶。1985年畢業分配時，劉子寧有留在省城工作的機會，但作為家中獨子，他選擇了回到新余，在市委組織部工作；學習成績名列前矛的袁鵬，原本可以優先選擇分配去向的，但她二話沒說，跟著劉子寧來到了新余，正趕上新余報創辦，她就在這里當了一名記者。
    
     畢業一年后，兩人結婚，1987年，他們的兒子降臨人世。此后的11年里，劉子寧在機關待過，也下鄉掛過職，還到新余市駐京辦闖蕩過，最后成了一家國有公司的負責人。由于劉子寧常在外奔波，家里大大小小繁瑣的事務都落在了袁鵬身上，但她毫無怨言。1998年初，由于外債一時要不回來，劉子寧負責的國有公司資金周轉遇上了困難。臨近春節，為了給職工按時足額發放工資福利，劉子寧提出把家里全部的幾萬元積蓄借給公司，袁鵬也是毫無怨言地點頭同意。
    
     而袁鵬在報社的工作也十分繁忙。無論是當記者還是做編輯，她總有做不完的事。1994年8月，全國乒乓球錦標賽在新余舉辦，原本是周二報的《新余報》臨時改成了“日報”，身為一版編輯的袁鵬第一次遇上連續十幾天的夜班，她顧不上剛上小學的兒子，每天夜里都在報社等稿、編稿、做標題、劃版、看樣，有時甚至通宵。過度的緊張和疲勞讓她病了，炎癥、發燒，但她卻因為“沒有時間”不肯在醫院輸液，拿了點藥，悄悄回到了總編室，繼續為報紙的版面而忙碌。
    
     劉子寧告訴我，袁鵬有一句名言：“人是累不死的。”而袁鵬對此的解釋就是：“因為喜歡，不覺得累。”跟著喜歡的人，她不覺得累；做著喜歡的事，她不覺得累。從1988年到1998年，袁鵬是新余日報上頭條、寫重頭稿最多的記者之一，每年都是報社編版最多和獲好版面、好作品、好標題獎最多的一位，連續11年被報社評為先進工作者，并獲得“全省優秀新聞工作者”稱號。
    
     真情袁鵬：哭過跪過鬧過怕過，惟獨沒有放棄過
    
     對于袁鵬一家來說，有一個永遠無法忘記的黑色星期二。
    
     1998年12月14日，劉子寧因高血壓突發腦溢血住進了醫院，生命垂危。經過兩次開顱手術之后，他的腦血管仍然出血。 醫生都覺得這人沒救了，叫人把昏迷不醒的劉子寧“搬下去”。 搬下去？搬到太平間去嗎？袁鵬聽到這三個字，不顧一切地攔住擔架床，攔住醫生，哭著跪了下去：“再給他做一次手術吧！他年輕，他會挺過去的！” 第三次手術之后，劉子寧活了過來。但這位曾經帶球在球場沖鋒、曾經騎馬在鄉間馳騁、曾經駕車在國道飛奔的漢子， 卻因偏癱而臥床不起，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了。劉子寧一倒，他所在的公司也跟著無法正常運轉，不但劉子寧的工資徹底斷了，而且連春節時他們從家里借給公司的幾萬元錢也無法歸還了。
    
     當時袁鵬在報社總編室負責，每天下午，工作還沒做完，她就要比賽似地沖回家里，摘菜做飯，擦身子洗衣服，把家里收拾停當，又要比賽似地趕去上班。1999年，袁鵬請了一位中醫來家里給劉子寧針灸，到了冬天，劉子寧癱瘓的半邊身子扎滿了銀針，蓋不成被子。為怕他受凍，袁鵬便坐在床前，雙手懸空托著被子，罩在劉子寧身上。10分鐘，20分鐘，30分鐘乃至1個小時，袁鵬咬牙堅持著，大冷天里頭上都沁出了汗珠……就是在那一年，在那樣的情況下，他們12歲的兒子學會了炒菜做飯，為父母分憂。
    
     最讓袁鵬感到壓力的，不是服侍丈夫，而是面對家庭經濟困境如何增收節支。當時，袁鵬的工資成了家里惟一的經濟來源，她不能失去這惟一的經濟來源。她還利用業余時間給廣告商劃版，一個夜班掙那10元錢的劃版費。與此同時，她還要四處借錢，要把所有能夠節省的開支都省下來，以支付丈夫的醫療費和孩子的學費。新衣服不買了，伙食變了，一個月難得吃上兩次肉了，這些都沒問題，但當袁鵬要求丈夫戒煙戒酒時，兩人卻發生了吵鬧。劉子寧心里明白，無論是個人身體狀況還是家庭經濟狀況，都要求戒煙戒酒，可癱瘓在床孤獨寂寞的生活卻使他難于戒斷。“我當時就覺得要像對付敵人一樣想辦法對付她，”劉子寧說，“當我能夠在家里光明正大地抽煙時，那就是勝利。”
    
     臥床不起的一年多時間里，劉子寧經常焦躁不安，脾氣不好。看到丈夫痛苦不堪的樣子，袁鵬妥協了。“與其讓他痛苦地活一百年，不如讓他快樂地過每一天。”為了讓丈夫早日康復，袁鵬還四處求醫問藥，為此上過一些當，花了不少冤枉錢。最終還是通過自我鍛煉，劉子寧才逐漸能夠拄著拐杖慢慢行走。雖然能下地行走，但大小便失禁的問題卻一直沒有根治的辦法。
    
     袁鵬家住在報社院內，前一棟就是辦公樓。一般情況下，袁鵬上班時，劉子寧就坐在她的辦公室讀書看報。有一次，因為報社一位職工的孩子在辦公室損壞了公物，報社規定不許帶小孩到辦公室。有職工便提意見，要求報社領導也不能帶家屬到辦公室，指的就是袁鵬。當社領導找袁鵬談話時，一直小心呵護丈夫自信的袁鵬，這才不得已說出了丈夫大小便失禁的事。看到干干凈凈神清氣爽的劉子寧，別人都難于相信這樣的事實。
    
     2002年起，劉子寧開始寫作，不斷有作品在報刊發表。他在一篇題為《流淚的包袱》的散文中寫道：“防不勝防的屎尿隨時造訪……若是夏天，穿個短褲，兩腿自大腿根往下全是污物，實在慘不忍睹。幾年來妻子每天要為我擦洗多少次身子，換多少次褲子，我們誰也記不清楚了。她恨不能每時每刻把我帶在身邊，甚至希望把我變成一個小東西，放進她的口袋里，隨時照顧我。”
    
     就是在這樣的壓力之下，袁鵬對新聞事業依然癡心不改。2000年，她在為家人分憂的同時，還與同事一道策劃并創辦了“新聞110 ”欄目，為黨和政府分憂，為百姓解難，傳遞社情民意。“新聞110”欄目開通以來，為百姓解決難事、急事、煩心事，得到了群眾的廣泛好評，被譽為“貼心熱線”。
    
     那年元旦，新余市委市政府舉行“喜迎新千年邁向新世紀”大型慶祝活動，為了讓讀者以最快的速度、最佳的形式、最高的質量看到新千年之夜的活動，袁鵬從前一天上午8點鐘上班，一直到第二天上午9點，20多個小時沒合眼，自始自終值守在編輯部、微機房、印刷車間，既當指揮員，又當作戰員，既要抓協調，又要親自組稿、改稿、劃版、校對，由她親手設計的當期二三版通版獲得了江西新聞獎好版面獎。
    
     性情袁鵬：“世上萬物無所求，只愿辦報到白頭”
    
     袁鵬有一條座右銘：“世上萬物無所求，只愿辦報到白頭。”
    
     袁鵬的同事是這樣評價袁鵬的：“說得少，干得多，不張揚，肯吃虧。”在她擔任總編室主任時，要求大家做到的，她一定帶頭做到：比如要求記者多寫稿，她自己帶頭先寫好稿，要求記者杜絕有償新聞，她自己從不采寫有償新聞；一些容易“惹麻煩”的報道，她主動接手去寫；休息日有采訪活動，她盡量自己去采；同事請假，她主動頂班；每天來得早，走得晚，打開水、掃地、夾報紙一類事務，她干得最多。不論對上對下，都能與同事和諧相處，為本部門同事樹立楷模，在同事中 有較高威信，所在部室年年榮獲先進部室稱號。
    
     2000年她擔任副總編后，在把握正確導向、做好重大策劃和業務管理的同時，她還會深入采編一線工作。她采寫編輯的新聞作品先后獲得江西新聞獎一等獎、中國地市報好版面獎等20多個獎項，并在《中華新聞報》等各級報刊發表了16篇新聞論文。2000年，她名列新余市首屆十佳記者(編輯)榜首，2004年，被新余市人民政府授予“新余市學術和技術帶頭人”稱號，2005年，她作為新余市新聞界首批兩位具有正高職稱的新聞工作者之一，被評聘為高級編輯。
    
     她生怕組織部門要調她到別的崗位任職，“調到別的單位去，我總不能把老劉也帶去上班吧。”袁鵬說，現在這個崗位最好，既能做自己所愛的事，又能照顧到自己所愛的人。
    
     雖然一次次放棄去省外、國外出差的機會，但袁鵬卻不時地帶著丈夫到外地看看。省內出差，能夠帶上他的她才去，同學在南昌聚會，她也帶著他去，甚至他們還一起坐火車到廣州去探親。不只是會客、散步，袁鵬還會陪著劉子寧去卡拉OK廳放聲高唱。“他現在面對最多的就是孤獨，同他出來轉轉，他心情會更好，也會有更多寫作的靈感。”
    
     在經濟困難的時候，袁鵬總是想方設法安排好丈夫和兒子的生活，比如每天的早餐，她喜歡不停地變著花樣給他們買，而她自己，卻日復一日吃最為便宜的饅頭。2000年夏天，袁鵬請假帶著劉子寧到樟樹市臨江鎮尋醫，好不容易住下，又到附近一家小餐館就商談搭伙的事，最好跟老板商定，袁鵬每天出5元錢，餐館負責兩人的伙食，飯可以管飽，但菜就只有一個看不到油星的蔬菜。但一星期之后，以前就愛吃葷菜而且食量很大的劉子寧就吃不下飯了。無論袁鵬大口大口示范，還是講笑話逗他開心，劉子寧就是食欲不振。最后，袁鵬在店里買了一小塊鹵雞肉，放在劉子寧的碗里，自己卻依然就著那沒有油星的蔬菜下飯。劉子寧發現后，一小塊雞肉你推我讓，最后都禁不住淚水盈眶。
    
     “以付出為榮，以索取為恥。”這就是袁鵬的生活信念。
    
    在萍鄉開評選會的幾天，袁鵬說是她幾年來最輕松的日子。雖然每天都要仔細閱評上百件參評作品，但餐后總會有一段散步閑聊的時光。閑聊中，袁鵬說到劉子寧的魅力時還有些嬌羞，“當年他主持文藝晚會時，往臺上一站，那么多女生都喜歡他！”與開會時認真專注的神情不同，在閑暇時光里，袁鵬是一個愛笑的人，當我抓拍她與劉子寧散步的照片時，發現兩人都笑得那么開心，那么爽朗，如果沒有拐杖，別人很難相信這是一對經歷過人生坎坷的患難夫妻。劉子寧大學時代的驕傲依然，而袁鵬，依戀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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