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張 稚
和高雄輝理事長談話,他不講大道理,單就給我講了許多故事。那些故事,純樸得很,赤裸裸地沒有修飾過,反而更能感動我。
之所以對晉中市榆次區的采訪,一直讓我遲遲不能動筆,原因是在這眾多先進事跡和業績的故事中,我無法做出取舍,哪方面也不肯放下。2004年,榆次區殘聯被評為“全國信訪工作先進集體”;2005年,又被確定為“第二批全國社區殘疾人工作示范區”。而這兩項榮譽,不都是一個個故事壘起來的嘛!故事越多,榮譽才越鮮亮,沒了故事,我的文章還會有什么呢?這算是一個說辭,更直接的原因是我哪個故事都想說。于是,在交稿的最后期限,我決定單講一講“信訪”的故事。就用這工作中的點滴一頁,來反應榆次的殘疾人事業吧。
榆次的信訪工作,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不同,不是哪個部門的事,而是全殘聯的事。榆次人把它叫做“大信訪”,也就是“全員信訪”。高雄輝理事長親自負責,中層以上干部輪流排班負責信訪接待,各科室之間協調配合解決問題,而每一件事的處理,當時接待的中層領導都是要監督負責到底的。高理事長認為,不管殘聯的哪項工作、哪個部門,最終目的都是為殘疾人做事情。信訪,是為殘疾人服務的一個非常有效的平臺。言外之意,干事兒是真的,為殘疾人解決問題就是真道理。近幾年來,榆次殘聯為殘疾人協調解決了大量急待解決的就學、就醫、就業等困難和問題;協調工商、稅務、城管、衛生減免各種費用累計80余萬元;接待來訪人員3000余人次,解決問題上千件。殘疾人就業率達到85%以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1840人,達到了應保盡保;殘疾兒童入學率96.7%。據初步統計,全區社會各界每年為殘疾人救助、捐贈的費用在100萬元以上。這些數字,也是由一個個故事壘起來的。而我要說的,就是那一個個感人的故事。
在趙福忠家,我哭了
趙福忠坐在院子里,背對著房門默默地流淚。老婆在屋里已經哭了三天了,哭得已經沒了聲音。她再也撐不住了。
趙福忠寡言,寫得一手好字。當初帶著老婆離開農村,來晉華小學做代課老師,教書法。后來有了女兒。女兒五個月時,他出了車禍,成了殘疾,同時失去了工作。從此,他到處打零工,后來以給別人刻碑文為生。這期間老婆生病住院,后來侄子去世又讓老趙急成了腦血栓,住了14天醫院。婆婆對兒媳說:“算了,帶上孩子走吧!”兒媳很堅強,她挺下來了。現在,老趙又能刻碑文了,女兒也長大了,直到有一天,女兒趙彥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
趙福忠知道,老婆是哭不出學費的,但除了哭,她還能做些什么呢?夜很深了,老趙終于做了個決定,明一早去殘聯!
第二天正是宣傳科長陳云鵬在信訪當班。陳云鵬回憶說:“老趙不善講話,當時幾句話就走了,走到樓道里我看見他眼淚都快掉下來了,唉,我心里那個難受啊!可我心里當時也沒底,怎么辦啊?”陳云鵬找到《晉中日報》的記者王文安,第二天,《晉中日報》頭版就出現了這樣的標題《8000元學費哪里來?》,然后各報社紛紛轉載。
這時,介休市的溫秋貴躺在沙發上,隨便抽出了一張報紙……然后就做出決定:供趙彥上學,直到畢業!
趙家老婆又哭了三天。會有這樣的好事?老天爺啊!這是真實的嗎?怎么會是真的呢?老天爺啊,老天爺啊……
陳云鵬騎著自行車,后座上坐著同事辛燕,連天的陰雨,辛燕在后座上打著傘。學費的錢要落實了才踏實,再把老趙一家的戶口辦到城里來……就這樣,一跑就是幾十趟,仿佛成了自家的事。
現在,趙彥已經是大三的學生了,她用優異的成績回報了這些親人。她入了黨,做了學生會主席,在學校里教書法開始自己打工。事情過去三年了,趙家老婆拉著我仍然淚流滿面,她的情感帶著我一同流淚,讓我控制不住。她總結性的一句話是:“雖然我很痛苦,但我很幸運。”她越說越快,越說越多,她迫切地想把所有講給我聽,讓我時時辨別不出她的晉中話。最后,她拉著我的手,感恩地望著我:“你一定要好好寫啊!好好寫這些好人!”
呂富林快樂,所以我快樂
呂富林讓我快樂,因為他快樂。呂富林是個盲人按摩師,他高高的個子,穿著得體,也很帥。陳云鵬玩笑地伸出一只腳對我說:“看,老呂的皮鞋比我的亮。”呂富林有張笑臉,他告訴我:“現在工作也有了,女兒治病的基本治療費也能保障了,戶口也進城了,在農村時每年攤派的費用差幾千就還清了,買了商品房已經支付了70%的錢了,10月份就能拿到鑰匙,勝利在望了,該有的都要有了!”
呂富林是從農村“逃”出來的。他種不了田,還要交各種攤派的費用。我問他一年費用多少?他說不知道。陳云鵬接話說:“他也交不起,還問多少?跑還來不急呢。”于是老呂在城里混,他肯定算過命,因為玩笑間給我看了手相,他化過緣,參加過盲人宣傳隊……直到女兒得了紅白狼瘡,他要保住女兒的命!就在他走投無路的時候,他想到了殘聯。
不久,《盲父求助》、《誰能救助我女兒?》的文章出現在各大報紙,社會捐款共一萬左右,女兒治病的每日維持費用得到了保障。之后的幸福一件跟著一件,呂富林拿到了低保,上了殘聯舉辦的盲人按摩培訓班,又有了工作,之后,殘聯給他全家辦了農轉非戶口,老呂再也不用交那些攤派的費用了。再后來,殘聯幫他以最低價格談下了一套商品房,還給了他一定的資助。老呂的好日子來了!
“老陳啊,房錢就差一點了,我打算去‘化緣’了。”
“好,去吧。”
陳云鵬告訴我,老呂“化緣”時西服革履,精神著呢!說實在的,我喜歡呂富林現在的精神面貌。
后來,呂富林經常去殘聯坐坐,不是為別的,就是去看看,串串門,一切盡在不言中了。
高理事長罵過的殘疾人
高理事長罵過人,而且罵的是殘疾人。高理事長罵人有藝術,罵一個就好起來一個。
段保慶車禍后失去了一條腿,開始在家酗酒,從早晨就開始喝,一直喝到晚上。段保慶沒別的想法,就是想自殺。母親找到高理事長:幫我說說他吧。高理事長去了,去了就“開罵”:你不像個男人,丟人!兩條腿都沒有的人都活得好好的呢,你一條腿沒有了就不想活了?我要是你最好20年前就死了!成飯桶了?沒出息!我跟你說,假肢我可以給你裝上,工作我可以給你想辦法,別的事別找我,我不認識你!段保慶愣住了。
后來,段保慶安上了假腿,挺合適的,連拐杖都不用了,自殺的事也沒有再提起過。
韓詠明也是被高理事長罵上了正道。當時非典正鬧得兇,韓詠明來上訪,說父母遺棄了他,沒錢上學。高理事長說:“如果是真的,學費我出!”電話打到鄉殘聯,找到了韓詠明的父親。由于鬧非典,高理事長和同事好說歹說算進了村子,見了村干部和韓詠明的父親。原來,韓詠明已離家五六年了,他3歲喪母,又有了繼母。6歲得了兒麻,學沒上完,不想上了,然后去放羊,放羊第一天就把羊賣了換錢。后來去釘鞋,又把工具箱賣了。從此在公交車上偷錢,之后被勞教一年。回家后不工作,把家里的農用車輪胎都拿去賣了。20歲就領回歌廳小姐來要錢。去年回來給了父親100元,過兩天就要5000元。父親說:“他在家我就不敢去放羊,怕家里東西都沒了。”高理事長心情很沉重,他找來韓詠明說:“你的事情我都清楚,你不要給父母添麻煩了。父母是合格的父母,你是不合格的兒子!這樣下去,社會就會遺棄你!你要上學,我就幫你。你好好想想!”過了幾天,韓詠明來找高理事長,他說:“我試試!”之后,他再也沒來上訪過。
高雄輝理事長曾經“名言”:“要說信訪工作,給殘疾人介紹個老婆也算!信訪工作和殘聯日常工作不是截然分開的。”高理事長的一句話點透了信訪工作,也點透了殘聯的工作。我們的事業,其根本就是幫助殘疾人過得更好。
文章就要寫完了,我忽然又想起一個采訪到的小故事,就用它來做結尾吧:
說是高理事長曾在一個熟悉的小飯館里吃飯,老板過來搭訕:“老高啊,認識那邊那個人嗎?”“不認識啊。是個什么人?”“噢!他吹牛啊,他說他殘聯有人,殘聯給他裝的假腿,不要錢!”
牛是吹了,但吹的是真事兒。在受益的殘疾人眼里,殘聯就是他們的親戚。誰不想攀上一門好親戚呢?■
晉中市榆次區基本情況:
榆次地處“三晉之腹”,古稱“魏榆”。僅2004年上半年,就完成生產總值24.6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09元,農民人均收入達到1248元。
榆次區面積1328平方公里,人口54萬,其中各類殘疾人1.6萬人。2003年,全區10個鄉鎮,9個辦事處都配備了專職殘聯理事長。5個殘疾人較集中的企業建立了殘疾人協會。 2004年,榆次區殘聯被評為“全國信訪工作先進集體”;2005年,被確定為“第二批全國社區殘疾人工作示范區”,北關街道羊毫街社區被中國殘聯評為“全國殘疾人工作先進社區”。
編輯視點
從三晉大地選擇三個縣(區)開始我們對國務院表彰的第三批“全國殘疾人工作先進縣(市、區)”的巡禮,這應該是一個巧合,也應該是一種機緣。山西的這三個縣(區)頗具代表性,可以說代表了中國殘疾人事業的幾個發展階段:用經濟學的觀點來作比喻,垣曲縣就好像處于資本的原始積累期,那是付出沉重代價后的第一桶金;陽泉市郊區則像處于利潤增長期,那第一桶金做了許多的事情;而晉中榆次區更像是進入了增值服務期,利潤之后或之上是更深入完善的服務。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殘疾人事業“八五”、“九五”、“十五”一步步走過的清晰足跡,更可以品嘗今日已經收獲的累累碩果。
三三見九,天長地久。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