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名人傳記，常感到造化弄人。有的人，命運真是出奇的好，一輩子就像一件件好事都在前面等著他；有的人，命運好像專門跟他過不去，意想不到的倒霉事都讓他碰上。每想到陳寅恪與錢穆兩位先生，這種感覺就特別強烈。
作為同是大師級歷史學家，年齡僅相差五歲，且社會提供的歷史機遇也大致相同，其命運的好壞卻判若云泥，真是不能不叫人感慨唏噓。
在中國，就家學淵源、學問淵博與通曉語言文字種類之多，綜合而論，能趕上陳寅恪的怕是還沒有，誰會懷疑他在未來的學術研究上，不會有驚人的大成就呢？事實卻不然，他的學術之路真是坎坷晦暗。似乎命運女神總是躲在一個看不見的地方，不斷給他挖坑設絆子，令他跋前躓后，學途蹭蹬。
陳寅恪做學問的主法有些與眾不同，怕也是圖省事，那就是在博覽群籍的時候，順手把有關資料，以及自己的考證、注釋、心得，寫在主要書籍的書眉上。久而久之，這些書籍就成了他和筆記與資料庫，待時機成熟，稍加整理一本本學術專著就面世了。陳寅恪從1927年到清華任教，到“七七事變”的十年間，除發表了五十多篇學術論文與序跋外，其未來的學術著作，基本上都在這些寫滿眉批的書籍上了。因而，書籍就是他的學問所在，丟失了書籍也等于丟失了自己的學術專著。然而，丟失書籍的意外卻一次接一次地發生了。
1937年7月，日本進占北平，清華南遷與北大、南開合辦長沙臨時大學，陳寅恪因料理父親喪事，到11月初才舉家倉皇離京。離京前，他將一批重要書籍裝進書箱，托友人寄往長沙。待他半個月后到了長沙，書籍尚未郵到，可戰火已經逼近，臨時大學再遷云南，他只好攜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待他離開后，書籍郵到，卻在長沙大火中一本無存。1940年暑假，陳寅屬去香港探親，并等船赴英以應牛津大學之聘，終因二戰爆發未能成行，困居香港。后在全家返回內地途中，兩木箱隨身攜帶的書籍又遭盜竊。據說這是兩箱更加珍貴的書籍，所以這一次的打擊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徹底付諸東流，令陳先生精神幾近崩潰。這里還有一個小插曲，很是叫人哭笑不得。1955年，越南華僑彭禹銘寫信告訴他，說在海防舊肆買到他當年被盜的兩冊《新五代史》批注本，準備寄還給他。陳寅恪自然十分興奮，盼望著書籍寄到就可據此著作。接著來的消息讓他有些失望，當時的越南政府不準書籍出口，郵寄暫時已不可能了。接著又有消息傳來，彭家遭遇兵火，此書同遭劫灰，這就令他徹底絕望了。唯一失而復得的書箱原物，只有一部《論衡》。但陳先生說，此書只是為把書箱填滿，隨手放置其中，“實非欲帶之書也”。看一看陳先生是不是倒霉透了？也就因為這兩次書籍丟失，資料散佚，學術研究也只得舍難就易，退而求其次，素懷抱負的“塞外殊族之史事”是不能再論述了，也只能“姑就一時理解記憶之所及”，草率成“稿”不敢曰“書”。
再說陳先生的身體。對于一個做學問的人，失去了眼睛，也就等于失去了讀寫能力，要想做什么縝密艱深的大學問是不可能了。可正值人生壯年，陳先生就有一只眼睛出了問題。到了1944年暮，另一只眼睛也不行了，雖及時做了手術卻絲毫沒有效果。幾個月后抗戰勝利，英國皇家學會約請他，英治療眼疾，牛津大學議續前聘，他強扶衰病前往倫敦，以希重見光明。可惜，眼睛已為庸醫手術所誤，視網膜已皺在一起，復明全無希望。既為瞽者，也就無法再應牛津教席，只好回國再入清華。
陳先生的最后二十年，寄命嶺南不甘自廢，憑著原先的飽學博聞，在助手的幫助下。繼續讀書著述，其艱難可想而知。但唯一的一部最能展示其考證長才的《論再生緣》，只能自己掏錢印刷子個油印本在朋友間流通；于1956年就編好的《史學論文集》，本擬由中華書局出版，竟因個別提法不合口徑而被擱置；花十幾年苦功完成的近百萬字巨著《柳如是別傳》，也照樣是“蓋棺有日，出版無期”。難怪他晚年深自感喟：“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陳先生去逝后，倒霉的事依然沒有完結。別人在“文革”中抄沒的書稿，大多在“文革”后得以歸還。可他的口述自傳未定稿《寒柳堂記夢》與三冊詩稿，至今也沒有下落，而這對研究陳寅恪其人其文，都是十分寶貴的資料。
說起錢穆的命運，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面貌了，猶如上帝時時都在眷顧他，成全他。錢先生從1923年任教無錫三師開始，幾乎是講一門課就有一部著述出版。與陳寅恪相同，他也隨清華南遷，顛簸輾轉，經香港等地到昆明，到成都，但所攜書稿資料絲毫未損。在西南聯大，唯有他與眾不同，特立獨行，除每星期去昆明授課兩天以外，其余時間則卜居宜良山中，潛心撰寫他的傳世之作《國史大綱》，所據稿本，即南下所帶出的五六本資料。書稿完成，雖是國難當頭，卻得以順利出版。一年之內既在上海出了商務版，又在重慶出了國難版。然后，他以探母之由回蘇州故鄉，化名梁隱，藏身廢園，于動蕩離亂之中繼續讀書著述，并補習英文，先后完成了《史記地名考》、《先秦諸子系年》等重要著作。及抗戰勝利，大學回遷，他不返平津，亦不滯京滬，擇太湖之濱僻靜之地，一面任教于新創的南開大學，一面仍潛心讀書著述，以觀國事之變。
1949年后，他離開大陸去香港，開辦新亞書院，又是一路順風。在為香港留下一所名校的同時，他個人的學術著作之多也令人驚羨。與陳寅恪一樣，他也遭遇雙目失明之厄，但那已是他84歲以后，生平幾十部重要著作多已完成，并在港臺兩地一版再版；而世界該去的地方也已去過，每到一地，都是隆重接待，風光無限。當生平該做也想做的事情大體做完，氣定神閑，在妻子的幫助下，他開始撰寫自傳《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到88歲時全書圓滿完成。與陳屬恪僅完成七章，最終下落不明的口述自傳《寒柳堂記夢》比起來，我們又要說，錢穆的命運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與陳寅恪一樣，錢穆的身體也不算強健，從中年到老年都被胃病纏繞，但也僅僅是纏繞而已，終究也沒影響他教書、著述與做其他事，高壽九五方歸道山。而陳寅恪卻是在精神極度痛苦與多種疾病的雙重夾攻下，死于“文革”時期，其生命結局的凄慘不忍說了。
現在，我們可以就人的命運發一點議論了。
對于人的命運，我們習慣說造化弄人。可是，要說有人一生行運與有一世背運，那就一定會有命運之外的東西在發生影響。對于錢穆、陳寅恪這樣的大學者，人們容易看到的是他們的才華，而不容易看到的是性格，比如說，行事謹慎在太平盛世也許不算什么，但在戰亂當中，謹慎就成了大智慧。就說南下所攜書籍資料，錢比陳就多了個心眼，他一點也不怕麻煩地用木板給藏衣箱做了個夾層，竊賊即使偷起了衣物，也偷不起他做學問的寶貝資料。再說《國史大綱》在商務出版，那是他親自帶著書稿到香港，找到商務老板王云五，答允由上海付印；然后他又帶書稿到上海，交付出版的同時，并延請呂思勉先生為書稿作最后一校，其謀慮真可謂巨細無遺。而幾乎就在同是教職工先生寄往上海商務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就遭到稿件遺失的結果。兩個人的行為方式不同所導致的不同結果，透射出的應該是性格的不同吧？
錢著《師友雜憶》中有個細節，也許最能說明兩個人的性格特點。錢穆在宜良山中寫《國史大綱》期間，寒假里湯錫予偕陳寅恪來訪，并住了一宿。次日，陳在園中石橋上臨池而坐時，說了一句很有感慨的話：如此寂寞之境，誠屬難遇，兄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個在此，非得精神病不可。“這就是說，陳先生心懷離亂，憂慮不能自遣。而錢先生卻能置身學人的熱鬧之外，除學術之外好像啥事也沒有。這種性格的差異，不能不對個人的學術成就與身心健康產生影響。
再從兩個人的后半生的不同去向看，也與性格大有關系。錢穆當機立斷，只身獨行，說走就走了，去香港重新開始自己的事業。陳寅恪總是舉家來去，牽掛也多。他在解放軍即將入城時，乘國民黨政府“搶運學人”的專機離開北京，去了南京。在南京住了一晚，又去了上海。在上海盤桓月余，又乘船去了廣州。在廣州，他想走，也能走，時任臺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邀請他，夫人也勸他，但他最終想走卻沒走。
如今，說起性格即命運，很有些稀松平常了。可是，看看兩位史學大家的命運，我們就不能不重新掂量一下性格的重要。（山西新聞網 苗振亞）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