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唱遼州小調的盲人宣傳隊
2014年02月20日 來源：羊城晚報 記者：蔣錚
“沒眼人”在太行山間1700個山莊游唱
亞妮失蹤了，失蹤了8年。
曾經是浙江電視臺的當家花旦，穿慣了晚禮服，身上總帶著香薰氣的她，選擇和10來個“沒眼”男人在太行山的溝里流浪。
有人說，亞妮瘋了。亞妮說，沒眼人是中國的“荷馬”。時任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保護中心主任田青說，沒眼人是“活著的阿炳”。
在太行山，盲人叫“沒眼人”。沒眼人叫自己“過山腳”，太行人叫他們“盲宣隊”。他們會唱最本真的左權民歌（古稱“遼州小調”），堪稱“活化石”。
為了這支“活化石”隊伍，為了留下左權民歌最本真的記錄，亞妮一頭“栽”進太行山，從2002年到2010年，拍著紀錄片和電影，押房子、找貸款，傾其所有，花了幾百萬元，錄下500多小時的影像素材。亞妮對羊城晚報記者坦言：“不后悔”。
左權民歌，古稱“遼州小調”，是流傳于晉（山西）中地區左權縣的民歌，它不同于山西任何地區的民歌，獨樹一幟，自成脈絡，曲調清麗而優美、風格委婉而溫柔，意境新穎，詩味濃郁。在宋元時期，已被廣泛傳唱，家家弦誦。
近年來，左權民歌表演在諸大賽中屢獲殊榮，《筑路哥哥》、《開花調》曾榮獲兩屆全國群星獎金獎，而且蜚聲海外。
抗日戰爭中的“過山腳”
2002年，亞妮第一次見到“過山腳”。
“當年去紅都村拍《亞妮專訪》中的《民歌恰似窮鄉好》這一集。出村時，恰好聽到村口的祠堂里傳出吹打聲。進去一看，有十幾個人坐在鋪蓋上，抬著頭向天而歌，當地的老鄉告訴我，這些全是‘沒眼人’。”
詫異間，老鄉們又說：“這些是沒眼的光棍。”亞妮還沒緩過神來，老鄉們又說：“他們是八路！”
沒眼！光棍！八路！亞妮趕緊給田青打電話。
“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當年聽到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曾說這個音樂‘是應該跪著聽的’。而我第一次聽沒眼人的演唱，竟也熱淚滂沱。”田青在電話里告訴亞妮，“盲宣隊”無意中保全了中國西部民歌———左權民歌最原生的狀態和最齊全的曲牌曲目；而左權民歌已經被納入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盲宣隊員把古老的曲牌曲目口口相傳，內容有的現編隨唱。
盲宣隊為何被叫成“八路”，為什么“沒眼人”叫自己“過山腳”？老隊員玉文講述了一段往事。
1940年，八路軍抗日前線總指揮部設在左權縣麻田鄉。為了突破日本鬼子的封鎖，八路軍把游唱太行的“沒眼人”組織起來，他們以唱曲為掩護，刺探軍情、宣傳抗日，成了一支特殊的情報部隊。“沒眼人”翻山過嶺就靠一根棍一雙腳，于是就有了“過山腳”這個名。
“盲宣隊”開唱村民趕場
亞妮第一次正式聽“過山腳”唱，是在距左權縣城10來里路的東長義村。
“打鏜……”一聲高喊，鼓叉鐃鈸緊隨，嗩吶清脆板胡激越二胡纏綿，一時間村里男女老少陸續圍過來。
“正月里梅花開，花開人人愛。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去沒人戴……”主唱的“沒眼人”叫紅權，唱的是地道的左權民間小調《光棍苦》，周圍聽的人時而和上幾句。
老鄉告訴亞妮，每個村盲宣隊一年來兩次，他們管唱，老鄉管飯，年年如此。
“崇禎登殿民不安，一連三年無收成。第一年大旱沒下雨，第二年田苗被水淹，就數這第三年的莊稼好，五月里又被蝗蟲吃個干……”這是左權琴書《馮魁賣妻》。唱的是三百多年前一對恩愛夫妻在荒災年被迫賣兒佃妻的悲慘故事。紅權唱故事的男主人公馮魁，一個叫樹偉的“沒眼人”唱女主人公李金蓮。聲聲凄婉，字字切骨，到后來歌聲哽咽，在場老少跟著啜泣。
沒眼人唱“苦戲”時，老鄉跟著悲；唱“鬧戲”時，跟著起哄；唱“笑戲”時，放肆無羈地笑炸了天。隨性唱，隨情吹打，曲兒不停，一村人不散。
記工分算錢按月分配
和普通的民間藝人不同，“過山腳”有著嚴明的紀律，八路之風猶存。
首先是鋪蓋。“過山腳”走山就跟行軍一般，行李都在背上背著，學徒們進隊先不學樂器，學打鋪蓋。打一遍，玉文摸一遍，老頭不說行，就得一遍遍地打。鋪蓋里藏著他們全部家當：錢、尿壺、衣服鞋襪……每個都有二三十斤，任何時候都不離身。“因為他們沒眼，放下了就怕再也抓不到。”亞妮很受感動。
其次是記工分。掙的錢，先留出三成給退休的，七成按月統一分配。唱一百句記一分，吹拉彈唱都會記一分，每十年工齡記一分，學習好肯幫人再記一分……規矩是當年八路定下的，幾十年不變。唯一變化的是，每分最早是1分錢，后來1角錢，亞妮第一次見到他們時，剛漲到3角錢。記工分的過程很民主集中：樹偉記大賬，跟每個人記的小賬核實，再加上評議，通常會吵上整整一天，偶爾也會開打；但最后隊長吼上幾句，玉文一點頭，就該干啥干啥。
對話
眼沒了，心更亮了
亞妮說，這是一群快樂的人。我為他們的快樂感動，被他們的快樂吸引。看不見太陽和月亮的人，怎么快樂？2012年1月初，羊城晚報記者在北京專訪亞妮。
“認命”是挺好的事情
羊城晚報：外人看來，“沒眼人”很苦，他們為什么能保持快樂的情緒？
亞妮：我也曾經問他們，這支隊伍永遠都是快樂地唱著走著，為什么這么高興？玉文說，眼沒了，心就亮了。我覺得，他們“認命”。其實他們非常簡單，自幼如此，他就認定這是自己的“命”，如果還能有飯吃、有歌唱，就是賺到了。
其實，“認命”是一件挺好的事情。我拍了好多年“過山腳”的紀錄片和影片，到后來才明白，其實我想做的，就是想尋回一路丟失的快樂，讓有眼人的心也透亮。
羊城晚報：很多盲人也是從小失明，為什么卻沒有 “過山腳”的快樂？
亞妮：我想快樂也需要依托，歌唱是“過山腳”的依托。他們根本不在意你聽不聽，喜不喜歡，他們只是唱，鼓聲一響，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快樂真是由心而至。此外，當彈唱能讓大家鼓掌、歡笑，能掙來飯吃，讓大家把他當個平常人看的時候，就有一種“活著”的快樂，不會認為自己無用。
記錄民俗完整的生態
羊城晚報：在你的介入后，這幾年“過山腳”有了固定的團部，政府給他們買了低保，每年還會給他們一筆經費。你會不會覺得，這樣反而加速了“過山腳”的消亡？
亞妮：近幾年，我總在問自己，我是不是做錯了？隨著他們的故事在《亞妮專訪》的播出，當地政府拔出30多萬元為他們造了團部，兩個人一間房，還有會議室。而以前大家睡一條炕，現在各自窩在屋里，只有開會、演出才聚到一起，過去那種集體的融樂就沒有了。
以前多高的山多遠的路，“沒眼人”都是走。現在一方面老的走不動了，另一方面條件改善了，有些村會開車來請。以前他們走山路背著很重的鋪蓋，邊走邊唱，現在鋪蓋都不想背了，片子拍到后來，他們嫌鋪蓋重，海綿（道具鋪蓋）也不想背。說實在的，是走樣了，但我情愿像現在這樣，也不愿意他們守窮遭罪。
這八年，他們已經成了我的兄弟。我希望我的兄弟有好日子過，因此，我不后悔。
我曾經也把這個疑惑問田青，田青說，非物質文化遺產很多都是轉瞬即逝的，你記錄下來，至少留下了當年的記錄。我要用力所能及的力量，記錄保存一些民俗最原生態的東西。我慶幸已經記錄了這個群體一個完整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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