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ockettes是全美全女性舞蹈團，每年圣誕節都會登上紐約無線電城音樂廳的舞臺。2017年，她們發現自己居然成為了一個“激進舞團”。The Rockettes曾在2001年和2005年的兩次總統就職典禮上表演，2017年也被邀請出席唐納德·特朗普的就職典禮，為他搖搖欲墜的活動帶來一些明星風采。The Rockettes內部當時出現了意見分歧，許多人不想被迫支持一個以對女性的侮辱性“更衣室”言論而聞名的總統，何況特朗普在總統競選中充斥著對LGBT社群的攻擊和毫不含糊的種族主義。
The Rockettes的部分成員拒絕表演。她們的工會美國綜藝藝術家協會并不支持她們的決定，并裁定所有全職舞者都有義務在就職典禮上表演。
她們自己也許還不知道，但事實上，舞者用身體來表達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對少數群體的攻擊的反對，這種歷史一直是美國文化DNA的一部分?，F代舞蹈與激進政治的歷史本身就有著深刻的聯系。
開創者
戰前的紐約是美國商業和公共生活的中心，反法西斯主義、工人組織和反軍國主義都在地下冒泡。距離聯合廣場不遠的一個小工作室，是?，?middot;戈爾德曼（Emma Goldman）支持避孕的場所，也是美國共產黨的總部。在這里，現代舞蹈的名人瑪莎·格雷厄姆用身體的舞蹈發展了激進主義的語言。異議在她的血脈中流長，她的遺產也得以在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專業舞蹈學校——瑪莎·格雷厄姆學校傳承下來。
格雷厄姆的早期作品《異端》（Heretic）于1929年首演，呈現了一幅荒蕪的景象：主角是穿著白色衣服的女人，背景是穿著深色衣服的其他女性，她們以尖銳、有角度的動作移動，阻擋主角的一舉一動。演出是抵制邪惡和不法行為的內在表達，格雷厄姆將堅持自己信念時的個人隱私和必要時違背民意時所付出的代價帶上了舞臺，為此，她在臺上和臺下多次付出了代價。
?，?middot;戈爾德曼
1936年，格雷厄姆已經是一位著名的藝術家，但她拒絕在柏林奧運會上表演，并聲援那些在德國面臨迫害的人：“我現在不可能在德國跳舞表演。許多我尊重和敬佩的藝術家受到迫害......由于荒謬的原因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如果接受邀請，那就意味著我認同造成這種事情的政權。“
瑪莎·格雷厄姆對法西斯主義的強烈譴責，以及她愿意在最黑暗的時候呼喚正義的心愿，在她同年首演的《編年史》（Chronicle）中以舞蹈的形式表達出來。強大的女性以團結的方式占據舞臺，而一位局外人引領著道路，說出她堅定的聲音?！毒幠晔贰酚辛Φ乇磉_著對戰爭、貧困和法西斯主義罪惡的反對。
1937年2月14日，格雷厄姆在美國反納粹文學委員會作證，報告歐洲不斷變化的風向，并懇求藝術家警惕世界局勢，同時真誠面對他們的藝術。格雷厄姆主張團結抵抗，讓藝術家知道自己在法西斯主義浪潮中應處的地位。這將成為格雷厄姆一生的核心主張。
格雷厄姆是一位革命者，她是個人與大眾、權力與倡導社會變革的個人聲音之間的緊張關系的縮影。雖然她本人是五月花朝圣者的直系后裔，因此絕不是來自“邊緣化”的背景，但她利用她的地位和工作，支持那些因大聲疾呼而受到懲罰的激進分子和革命者。格雷厄姆對藝術真理的承諾是明確的，她為許多在與他人團結的同時通過舞蹈尋求不同意見的男女鋪平了道路。
格雷厄姆早期的舞團全部由女性組成，其中許多來自下東區的舞者都是移民，尤其是猶太移民，他們是紐約激進文化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格雷厄姆學校的早期舞者之一安娜·索科洛（Anna Sokolow），后來獨立開展了杰出的舞蹈生涯。索科洛出生于1910年代早期，來自一個逃離了俄羅斯并定居在美國的猶太家庭，她是社會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的產物。她在鄰里劇場（Neighborhood Playhouse）接受舞蹈教育，這是一家為工薪階層移民兒童提供文化教育的機構。她長大后經常逃學參觀紐約博物館，從不缺乏文化體驗。
安娜·索科洛
安娜·索科洛的童年是由國際女裝工人工會（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和伊迪什劇院的斗爭和贏得的機遇所塑造的，因此她的編舞作品對不公正總是很敏感。當時沒有任何猶太人可以無視對歐洲兄弟的大規模屠殺，索科洛也不例外。1945年，她首演了獨舞《卡迪什》（Kaddish）。在舞蹈中，她帶著傳統上只有男人才會佩戴的宗教配飾經文護符匣（Tefillin）。《卡迪什》是一支憂郁的舞蹈，聲討謀殺中人類本性的喪失，也是她自身悲傷和痛苦的延伸：“我對我想表達的東西有一種深刻的社會責任感。那些深深影響我個人的事情，是我表演的素材。”
索科洛的思想交織著女權主義、人文主義和激進主義，在舞蹈中闡明了一句格言：對一個人的傷害就是對所有人的傷害。索科洛1961年的作品《夢境》（Dreams）是首場針對大屠殺的舞蹈表演，靈感來自于死亡集中營幸存者的證詞。索科洛意識到她的夢境確實的變成了噩夢?！秹艟场放c凱特·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奧斯卡·柯克西卡（Oscar Kokoschka）的作品一起被稱為回應不可言喻行為的杰作?！秹艟场烦錆M了情感，喚起了無論在哪個時期曾生活在集中營中的每個人的勇氣。索科洛的作品呼吁人們紀念人類的力量，哪怕是在最凄涼的時代。通過觀看演出，連觀眾都會覺得自己變得更加勇敢了。
持續的激進主義
安娜·索科洛與新舞蹈團（The New Dance Group）有過密切的合作，這家舞團致力于為社會變革而跳舞，遵循兩條規則：“跳出對你重要的事情，并創作出能讓觀眾了解其社會意義的舞蹈作品。”它的座右銘很簡單：“舞蹈是一種武器。”幾十年后，紀念該團體的盛大演出的節目單上寫著，“新舞蹈團旨在使舞蹈成為工人階級斗爭的可行武器。他們是反對貧窮、法西斯主義、饑餓、種族主義和他們時代各種不公正現象的藝術創新者。”
新舞蹈團是社會景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將社會主義斗爭與舞蹈訓練聯系起來。由著名舞蹈歷史學家埃倫·格拉夫撰寫的關于新舞蹈團和激進美國政治的最詳盡的研究《向左走》（Stepping Left），揭示了工人運動和舞蹈之間的許多鮮為人知的聯系。工人可以花很少的錢參加舞蹈課，從而有意識地將各種舞蹈形式中的人體力量結合起來。
具有社會意識的舞蹈表演通常是工人會議的一部分。當時革命的氣氛重新塑造了人體在大街上移動的方式，也催生了全新的舞蹈方式。這兩種革命不僅同時發生，而且實際上緊密相連。
珀爾·普賴默斯（Pearl Primus）曾與新舞蹈團一起訓練合作。珀爾·普賴默斯出生于特立尼達，在美國長大，曾與瑪莎·格雷厄姆和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一起學習。1948-49年，她前往非洲，她稱：“我應該去到祖先的土地。我的內心將會響徹音樂和鼓聲蒼茫，我的靈魂將與人民共舞。”這句話像是預言一般，她后來被賜名為奧莫瓦瓦（Omowalw），意為“回家的孩子”。她后來多次重歸非洲，并獲得了加勒比和非洲研究的博士學位。
珀爾·普賴默斯
她的第一部作品《非洲禮儀》（African Ceremonial）是她職業生涯的典型作品，她研究了非洲、西加勒比和美洲南方的文化。她對自己的藝術有著清晰的愿景：“我為什么要跳舞？舞蹈是我的藥。它是一種可以暫時緩解所有因為種族、信仰或膚色而‘隱形’的人所共有的可怕挫折感的尖叫。舞蹈是我與偏見令人作嘔的無知作斗爭的武器。”
1940年，在紐約一場精致的午餐會上，珀爾·普賴默斯和比莉·荷莉戴（Billie Holiday）討論了抒情作家劉易斯·艾倫（Lewis Allan）的詩《奇異的水果》（Strange Fruit）。這首詩喚起了非裔美國人的痛苦，在他們身處的時代，許多白人認為私刑是對付敢于挑戰壓迫的有色人種的適當方法。珀爾·普賴默斯為《奇異的水果》（最初被稱為“一個人被私刑處死的人”）編舞，成為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普賴默斯的表演擴展了“黑色舞蹈”（black dance）一詞。舞者爬行、跳躍和返回地面，最后以一陣奔跑結束，普賴默斯形容這是“將人類的意識聚集到這種殘忍和不公正的行為中”。她最后一次揮舞的拳頭，是為了懇求觀眾不要讓這些令人痛心的不公正再次發生。
為我們的生活跳舞
《紐約時報》著名舞蹈評論家安娜·基斯萊戈夫（Anna Kisselgoff ）中引用了瑪莎·格雷厄姆1991年的訃告中的話：“沒有藝術家會超越他的時代。他就是他的時代，其他人只是落后于時代罷了。”格雷厄姆、索科洛、普賴默斯等舞者為作為政治異見的舞蹈鋪平了道路。她們的編舞工作為激進的藝術干預開辟了一個前景，用她們的身體呈現了不公正和對更美好世界的新愿景。
如今歷史似乎正在重演，許多傳承給予這些先驅者靈感的現象，再次成為我們的頭條新聞：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好戰、反猶太主義，以及新的暴力和仇恨形式。種族主義、父權資本主義滲透到我們身體的每一個毛孔中，但與此同時，我們的身體始終是我們最原始的物質占有，讓我們可以提出異議。
因此，當代藝術家面臨新的挑戰時，必須回顧已有的資源，了解身體的力量和責任，團結起來，誠信行事，并確保所有人為平等和尊嚴而發出的聲音能夠得到傾聽。畢竟，我們當中沒有人只是永無休止的合唱團中的無名小卒，如果The Rockettes能夠認識到這一點，我們當然也可以用心去貫徹。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