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經常是許多發展中國家人民無法及時就醫、遠離教育資源，或難以提升生產效率的一大阻礙。自行車的出現，能為人們的生活帶來多大改變?
世界自行車救濟會(World Bicycle Relief)致力于通過自行車來改變非洲各地貧困人們的生活，協助當地居民突破距離障礙，讓偏遠地區的醫療、教育、經濟得到切實發展，進而改善當地的生活品質與經濟水平。
自行車帶來的距離革命
世界自行車救濟會的成立契機可追溯自2005年南亞大海嘯后的國際賑災行動。當時，全球知名自行車零件公司“速聯”(SRAM)的共同創辦人弗雷德里克·代伊(F. K. Day)發起了該救濟會，呼吁自行車行業為海嘯地區重建盡一份心力，捐贈近25000輛自行車到斯里蘭卡，作為救援人員代步與居民災后自力更生的交通工具，發揮了相當大的社會效益。救災行動結束后，代伊通過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牽線，將更多的自行車送到了幅員遼闊的非洲大陸，盼能借此改善更多窮人的生活。
自行車救濟會亞洲區經理鄭永權表示，救濟會在經營上采取“布局全球”的策略，找出全球各地資源的特性后，發展不同項目。目前組織可分為三部分：美國負責資源整合、建立各地連結;自行車產業興盛的亞洲負責供應鏈與研發；最前線的協助工作者、銷售人員、銷售店面、組裝廠等散布各國，在肯尼亞、南非、贊比亞、津巴布韋等地皆設有分部。
探索可持續商業模式
創立之初，自行車救濟會屬于純慈善型的非營利組織，主要依賴外部捐贈。2008年適逢金融海嘯，運營團隊開始思索如何讓自行車救濟會發展得更好，最后結論是：唯有建立一套穩定的商業模式，才能使救濟會達到規模化與持續化發展。
“社會企業本身就是一個企業。”鄭永權表示，過去速聯出產的高價自行車零件的訴求是針對金字塔頂端的高消費族群，現在需要思考“金字塔底層”的創新，從運營模式創新開始改變。因此，救濟會在原先的非營利組織之下，成立了一間名為“水牛”的有限控股公司(Buffalo Bicycle Limited)，同時也將“水牛”作為打入非洲市場的品牌名稱。救濟會在非洲當地進行市場調查與行銷后，以高價、耐用、高質量的方式，尋求穩定的獲利模式，至2013年底，將捐助及銷售數量都算在內，已有16萬輛救濟會旗下的自行車在南非、贊比亞和津巴布韋等非洲國家的土地上奔馳著。
靠向當地銀行貸款買下救濟會的自行車，一位本來一天只能步行、牽著一兩頭牲畜至市集販賣的農夫，便可在自行車上組裝貨架、承載更多牲畜到市集，增加交易所得；一方面償還貸款、雇用員工進行買賣，擴大營業規模。另一個例子是自行車救濟會提供肯尼亞一個玫瑰農場的老板300輛自行車，該老板挑出表現好的員工，為他們支付70%的價錢來購買自行車，其余30%則由員工每個月分期付款。對員工而言，這是農場給予他們的肯定，而他們也會因為騎自行車而更加準時上班，進而提升農場整體生產效率，也能逐漸改變當地整體經濟。
而自行車銷售所得的收益會回饋到救濟會，進而被投資用于教育培訓，培養1000多名非洲當地的自行車組裝、維修技工，在當地創造工作機會，并形成自行車產業鏈。自行車救濟會也以小額分期貸款方式讓窮人買到可供代步的自行車，讓中小企業與微型創業者可“借力使力”，通過交通工具改善生產力以及家庭成員看醫生、受教育的效率。“我們不只是給他魚吃，也不只是給他釣竿、教釣魚，而是嘗試做到‘讓池塘里有魚’。”鄭永權說道。
到當地發現實際需要
鄭永權認為，即便擁有多年在自行車產業工作的經驗，在運作自行車救濟會時仍然遇到許多困難。“這是非常真實的戰場。要做社會企業，一定要讓你的產品跟其他產品有競爭。”他指出，高檔的自行車進入到非洲，定價比中國和印度品牌高昂，但要保證絕對比其他產品有更好的質量，才能克服非洲惡劣的地形。這才是自行車救濟會產品的競爭優勢。
他也提到，投身社會企業，應該拋開想要“豐富我們自己”的浪漫心理，意識到當地人的需求，能夠理解他們的感受更為重要。“常聽人說‘答案在當地’——走入現場，真正了解當地需求之后，才能提出相應的對策。”他說。因此，他每年都要到非洲待上一段時間，實地了解他口中所謂“艱困的最前線”的變化與挑戰。
金字塔底層的翻轉
“窮人的發展比你想象中的慢，必須要有很長的耐心，終其一生都必須想：還有多少需要改善。”鄭永權表示，金字塔底層人口是全世界人口的八成，這群人在生活上有相當大的“需求”，但他們的需求卻不會自動變成“市場”。自行車救濟會希望建立一個跨世代平臺，將非洲龐大的人口轉化為一個需求能夠被滿足的市場。
“量化的數據可以告訴我們已經幫助多少人，但這不是我們的目標，”鄭永權表示，提升當地的經濟環境是救濟會持續努力的目標，“我們希望看到金字塔底層的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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