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錢，我只有花樣的年齡，未加修飾的容貌。我每天穿著樸素的衣服，站在花枝招展的她們中間。我每周都要坐4個小時的公交車，去給那個高傲的小女孩做家教。她有錢，可連水都不想給我喝。我的家庭很窮。我的媽媽每天割豬草，雙手滿是老繭。我的父親，風燭殘年，可還要在建筑工地打工，為了我可憐的學費。我不期待愛情，我沒有衣服，我沒有化妝品，我的電腦也是二手的。我恨這個世界……”
此帖涉及的校園分層問題，陸續引來幾百人加入討論。有人說，有富人就會有富學生，有窮人也就會有窮學生。為此這種由社會分層決定的校園分層，正影響著大學生的人際交往、就業與愛情。
他們相愛了，但沖突慢慢凸顯
王強一米八的個子，為人厚道，對他表示好感的女生不少。可他不敢交女朋友，因為他來自農村，家里沒錢，平時只能靠做家教維持日常開銷。
有一次在公交車上，王強遇到了北京女孩阿娟，簡單地聊了幾句，雙方感到很投緣，慢慢兩人就走到了一起。阿娟是北京外國語學院西班牙語系的學生，很漂亮。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王強注意到阿娟有一條很典雅的由交叉的“C”字母組成的項鏈，價值3萬多元。后來他了解到，阿娟出身高干家庭。
剛開始，他們一起在食堂吃飯，在荷塘邊散步，王強騎車送阿娟回去，一切都和普通的校園愛情一樣。可熱戀期一過，兩人的矛盾就開始出現了。阿娟嫌棄王強吃面喝湯發出聲音，嫌棄他吃西餐不熟練。王強和她在一起，也感到花銷越來越大，靠兼職掙錢根本不夠。
阿娟喜歡去環境好的高檔餐廳吃飯。有一次，他們一頓就吃了200多元，當時王強身上只剩一張透支的信用卡。后來，王強和阿娟一起出去，總是裝作忘記帶錢包。
阿娟生日，王強沒錢買項鏈，只好買了99朵玫瑰給她做生日禮物。當時阿娟的臉色很不好看。她發火說，從小周圍人都寵著我，找了個男朋友，卻是這種窮酸德行。王強把肺都氣炸了，摔花走人。
后來，阿娟給王強打過電話，兩人不咸不淡地持續了一段時間，最后還是分手了。
周亮是南開大學的學生，生在北京，父母是某部委領導。大二時，他遇到了同校來自華東某山區的阿婧。他們相愛了，但沖撞慢慢多了。
周亮愛上阿婧，是因為她身上的品質——勤勞、節約和懂事。大學生戀愛約會，總要花錢。周亮有錢，基本負擔了所有費用；周亮有車，能隨時出去旅行。有一次，他們去吃韓國料理，一頓就花了將近700元。阿婧有些不開心，因為這是她家差不多兩個月的收入。她看不慣周亮花錢大手大腳。周亮卻嘲諷她是小農意識。
阿婧打扮很淳樸，周亮為了能把她帶出來見哥們兒，領她做美發，帶她買衣服。可阿婧并不喜歡。有一次，周亮開玩笑說，你怎么穿也穿不出公主味兒，怎么穿都是丫頭樣兒。當時，阿婧就哭了，但兩人又都舍不得說分手。
阿婧每天都給周亮買飯、洗衣服、打掃寢室，大家看著都覺得周亮找了一個保姆。
有一次，阿婧想辦一件事情，憑自己的能力有困難，周亮托關系給她辦成了，兩人吵了起來。阿婧覺得這是對她的能力的不尊重，而周亮覺得，現在關系最重要，沒關系有能力也不行，從小家里就這么教。這次思想上的分歧，導致兩人第一次大吵。
周亮覺得阿婧自尊心太強，兩人生活和消費習慣都不一樣。有些東西，周亮用一次就扔掉，阿婧卻舍不得，盡管可能直到過期了還沒用過。這樣的“小家子氣”，讓周亮覺得不可思議。連周亮的朋友和阿婧的朋友也沒辦法融合在一起。用周亮的話說，他的朋友就是一堆吃喝玩樂的大少爺，而阿婧的朋友都是勤勞節儉的鄉村小閨女。
相戀僅一年，生活細節上的差異和價值觀的不同，使兩人最終分了手。
同學容易同住難
江輝是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的學生，家境不錯，每月生活費有2000元。他同宿舍的舍友們有一些是來自中西部貧困地區，家庭條件不好。
江輝和舍友關系開始惡化是因為飲水機問題。江輝提出購買，但其他人認為浪費錢。江輝只好每天都買大瓶礦泉水喝。江輝喜歡清潔的生活環境，每天都把衣服送洗衣房，但舍友們的生活習慣不是特別好，比如洗澡不勤，不愛打掃衛生。
江輝覺得經濟基礎是養成良好習慣的保障。他也嘗試過和舍友們進行溝通，但每次講不了幾句話，就開始爭執。
江輝一般和來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同學一起玩，還經常出去打臺球、網球。而舍友們基本上沒有夜生活。“品位是錢堆出來的，我不怪他們，但我決定下學期換宿舍，待不下去了。”江輝說。
鄭娜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她來自東部沿海的一個小康家庭，每月有將近2000元的生活費。宿舍里其他3個人來自中西部地區。劉嘉來自江西農村，家里還有一個弟弟，家庭經濟狀況不好。鄭娜和劉嘉是好朋友，但由于家庭背景不同，也會常常發生一些小摩擦。
鄭娜不愛跟劉嘉一起買東西。在超市買東西，鄭娜懶得看價簽，買東西速度很快。劉嘉經常比較同類產品的價格、質量，速度特別慢。有一次，鄭娜等得不耐煩，就沖劉嘉說，快一點，行嗎？敏感的劉嘉生氣了。“其實，我和她關系一直都很好，我們沒有因為經濟上的差距而覺得不自在。但有時矛盾的確存在。我看重質量，可她要買便宜的，我就經常勸說她，勸著勸著就爭執起來了。”鄭娜說。
鄭娜覺得劉嘉特別敏感。有一次，班里有個女生嘲笑一位男生，說那個男生像農民。劉嘉當時就發火了，據理力爭，說農民怎么了，農民也是人。后來，劉嘉再也不答理那個女生了。
王維是清華大學的學生，來自西部小城市的工薪階層家庭，父母都是食品加工廠的工人，家庭條件一般。王維的舍友有兩個是北京人，家庭很富裕。另一個室友是廣東人，家里做生意，自己有車。王維發現舍友的手表，不是“西鐵城”就是“卡西歐”，而自己只有一塊20多元在地攤上買的手表。
清華大學附近的五道口地區，好飯館特別多。剛開始，他們4人經常一起吃飯。但后來，王維發現如果這樣下去，他每月400元的生活費一到月中肯定會花光。再后來，其他3個人要出去吃飯時，他就推說沒空，要做作業或者有老鄉來。
夏天很熱，宿舍允許裝空調，4個學生，平均每人要攤1000多元。王維的舍友也想裝一臺，王維卻說，電扇也挺好的。一個室友不屑地說：“沒事，我們3個人出錢，就當你是客人。”王維的臉刷地白了，覺得自尊心嚴重受傷。
不久后，宿舍又要買飲水機，他咬著牙從生活費里擠出100多元。但每個月消耗很多水，水費挺高。一天，一舍友踢足球回來懶得去盥洗室，直接倒礦泉水洗臉。王維覺得太浪費，勸說了幾句，舍友就嚷嚷了一句：“我知道你們西部缺水。”王維差點和他打起來。
錢和關系在找工作時格外重要
北京信息科技大學的周通是今年的應屆畢業生，雖然學習成績一般，但他在民航某部門找了一份人人都羨慕的工作，月薪6000元。
周通說，他家里是開大公司的，他老爸認識民航系統的直接負責人，拜訪幾次就搞定了。“有錢，關系網就發達，這點小事不是問題。”
在學校時，周通曾有一輛POLO汽車被人砸過。周通經常給他的女朋友買很貴的衣服和香水，但他覺得因為自己的背景，很難遇到真正的愛情。
邢莉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小山村，今年大學畢業。3歲時，她的母親就去世了。她的父親常年下地勞作，身上有很多傷病。本來，她的成績可以保送研究生，但研究生兩年要5萬元學費，考慮到家境，她決定出去找工作。學文科的出國難，但周圍還是有同學自費出國。一位平時學習很一般的女生，就花了50多萬元去了英國一個不錯的學校留學，這讓她心里有些不服氣。
找工作時，邢莉也買不起昂貴的職業裝，買不起高跟鞋，沒錢做精致的簡歷。有一次，她穿著廉價的高跟鞋去面試，半路鞋跟斷了，面試也黃了。一個學期的奔波過去了，她勉強在一個小公司找了份工作。
沈光欣是北京聯合大學的應屆畢業生，家里開大公司，很有錢。綠色眼影，陶瓷燙發，牛仔短裙，高跟鞋，真皮手包，是她經常的裝扮。“大學本來就是父母用錢把我送進來的，現在畢業了，反正找不到工作，他們就花了30多萬元給我辦了留學。我8月就去加拿大讀書，叫什么大學來著？我忘了。反正也是一所破學校，但我這成績能上哪兒呢？出去混混，等回來好歹也能找個工作。”
由于北京聯合大學大部分是北京人，沒有宿舍樓，她就租了一套房子，每月2500多元房租，但她還是對生活不怎么滿意：“我父母太小氣，從小就這樣，高中時每個月只給我1500元生活費，過得特艱難。”
沈光欣不是北京戶口，很難在北京找到好工作，可她也不想回去給家里的企業干活兒。家里給她找了對象，是當地市領導的兒子，在新西蘭留學。“我憑什么把我家的錢給他？我得找個自己喜歡的，窮點也無所謂。”
沈光欣說，她其實很孤獨，“我不在乎錢，可別人對我好，不就是為了我的錢嗎？”有時候，她覺得窮孩子挺好的，可和她們又玩不到一起。她把自己不要的全新的東西送給同學，可同學們卻在背地里說，“她把我們當成垃圾桶了”。
社會分層影響大學生的人生選擇
社會階層的分化正日益影響著大學校園寧靜的生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志英領銜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與大學生”課題組發現，社會階層分化對大學生的人生選擇和價值觀產生著深刻影響。
課題組將社會人群劃分為9個階層：工人，農民，國家與社會管理人員(地級以上機關、事業單位等處級以上干部、縣鄉科級以上干部、軍隊團級以上干部)，教師和科技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一般干部和辦事人員，下崗職工等失業人員和自由職業者。
課題組向北京10所高校的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發放了3200份調查問卷，收回有效問卷2887份；同時，在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中國戲曲學院和中央財經大學進行了個別訪談。
家庭出身不同，學習目的也不同
貧困生在畢業時，很大一部分人選擇進入社會工作；而來自富裕階層的孩子，更多考慮的是進一步深造。課題組發現，“自己不能成為富人的孩子，也要使自己的孩子成為富人的孩子”已成為一些貧困生的名言。
在選擇工作的標準上，大部分個體戶和自由職業家庭的大學生最關注的是興趣愛好。來自下崗工人家庭的大學生多數關注職業風險度。教師和科技人員家庭的大學生更多關注專業對口度。大部分來自國家與社會管理人員家庭和自由職業家庭的大學生則更關注社會聲望。而農民、私營企業主家庭的大學生關注的主要是收入問題。
在學習的主要目的上，來自農民家庭的大學生看重的是“接濟家庭，報答父母”。大部分下崗職工家庭的大學生則專注于實現個人的人生價值。出身國家與社會管理人員家庭的大學生中“報效祖國”的比例最高。
對“金錢是人生幸福的決定性因素”的說法，從家庭背景的影響看，“同意”率最高的是來自私營企業主家庭的被調查者。“不同意”率最高的是來自教師和科技人員家庭的被調查者，其次是來自農民和下崗職工等失業人員家庭的被調查者。
社會分層帶來大學生不同的生活態度
李志英說，社會分層帶來大學生不同的生活態度，在貧困大學生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們大多希望通過接受高等教育改變自己家庭的處境。
調查發現，貧困大學生的生活態度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消極型。曾有一個來自農村的貧困大學生，進校后心情郁悶。他還萌發過出家的念頭。
第二類是激憤不滿型。一些大學生說，現實很不公平，農村家庭如果沒有一個孩子考上大學，整個家庭就絕望了，沒有希望。
第三類是積極融入社會型。他們通過努力拼搏改變自己的命運，得到社會階層提升。有貧困大學生說，自己的愿望就是通過努力讀大學，得到好的社會地位，提升家庭階層。
富學生和窮學生互相看不慣主要發生在低年級
調查顯示，來自貧困家庭的大學生，大多這樣評價來自富裕家庭的大學生：“個人生活大方，但自私，高高在上。”“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不必為金錢而整天奔波忙碌，有更多的時間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情。”“生活條件優越，穿著鮮艷，流行。”“上網，購物，亂花錢，生活浪費，學習不努力，高傲自大。”“富裕生追求品牌效應，在吃穿用上較為奢侈，不能對貧困者給以鼓勵，反而嘲笑那些為生活奔波打工的同學。”
而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在評價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時，大多使用“自卑”、“孤僻”、“內向”等字眼，認為“他們的終極目的太低，太庸俗化，只是掙錢、報父母恩之類，而沒有挖掘自我潛能”。
無論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還是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自我評價一般都比較高。如貧困家庭學生大多認為自己“肯學、踏實、勤儉節約”等，而富裕家庭的學生則大多認為自己“樂觀開朗”、“活潑向上”等。
調查者認為，這種貧富之間的差異，主要是在低年級的本科生中表現得比較明顯。自卑情緒也主要在低年級時表現出來。至于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瞧不起貧困學生的情緒，也主要表現在低年級時期。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學識的增加，學生會表現得比較理智，或者不過多表露。
一個普通教師眼里的校園分層變遷
張世湘是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的一名教師，和學生打交道已近20年。
1978年，張世湘上大學，那時剛剛恢復高考，班里有拖兒帶女的老三屆，也有未滿20
歲的小弟弟、小妹妹。同學們來自五湖四海，家庭背景雖然各不相同，但不管來自何種家庭，大家都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同學們在友好融洽的氣氛里競爭。
20世紀80年代初，大學生里幾乎沒有獨生子女，經濟上也不是很寬裕。畢業后就業以分配為主，家庭的關系網絡可能會起到一些作用，但分配總體上是公平的。張世湘說，那時大學生的分配，主要是靠自己的學習成績和綜合能力。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社會階層差距通過家庭背景、經濟狀況等因素慢慢顯現出來。張世湘還記得，那時大學里出現了貴族一派，他們平時追隨一切外來時尚，但也能和其他同學玩到一起。
從上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張世湘發現，校園里的階層分化越來越嚴重了。她曾經有一個學生，來自山西的一戶貧困家庭，周圍同學的家境都比她優越。這個學生非常聰明，但性格有些自閉、古怪，有強烈的自卑感，經常在宿舍和其他同學發生矛盾。當別人談話正酣時，她忽然大吼一聲：“我要睡覺，要說話去外邊。”她還買了塊大布，把自己的床、書柜圍起來，每天躲在里面看書，也不愿意和人說話。
張世湘說，校園雖然被譽為象牙塔，但還是無法擺脫社會的影響，大學就是一個小社會。社會階層的不同，給大學生的生活、就業甚至戀愛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現在，大學校園網的BBS上，經常出現諸如《我的城市女友》、《我放棄了我的農村GG》之類的討論。很多大學生在交友、擇偶問題上，還是喜歡在同階層尋找，這樣造成的家庭阻力會小一些。同時，相似的生活習慣也有利于他們走到一起。張世湘看到過很多因家庭背景差異而分手的大學生情侶。她認為，環境造就人，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后天努力對一個人的成長才是最重要的。
教育應給每個人公平奮斗的機會
“大學應該做榜樣：不蓋貴族樓，實行標準化教育，對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一視同仁。”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大學教育應強調平等公平，淡化等級觀念，維護貧困、弱勢群體的自尊心。
夏學鑾說，社會階層流動是一個良性的實現社會結構變化、打破固有等級的正常渠道。社會結構在現代化過程中必須打破、改變，才能使整個社會快速健康發展。
他認為，中國目前社會階層分化日漸明顯，縮小低收入階層群體，擴大中產階層比例，限制高收入階層，非常有必要。當中產階層成為社會最強大的中堅力量時，整個社會的發展才能算是向前邁了一大步。
他說，社會需要為底層的后代往上流動創造平等機會。教育是實現流動的重要手段，可以解決社會中出現的一些不和諧問題。我們的社會應該對所有人都敞開懷抱，給每個人公平奮斗的機會，大學教育也是如此。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賴德勝認為，目前社會階層分化已是客觀事實，與大學生就業問題緊密相關。大學生就業困難往往和所處階層背景有關。要規范大學生就業市場，單位招聘要公開、透明，底層背景的大學生才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
“大學生就業的順利進行，會使中國的階層流動進入一個良性軌道。”賴德勝說，當有底層背景的大學生也能擁有良好的教育機會和公平的機遇、資源時，他們才會有沖破階層之間的鐵壁，實現自身階層提升的動力。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志英建議，大學生的思想政治課應得到改進，在關注國家、民族命運等重要命題以外，還要關注人的心靈。我國社會貧富差距的加大，是大學生思想動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他們還能保持比較健康的心態，與將來有較好的工作和生活前景有關。應該讓他們相信，通過個人奮斗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和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進而帶動他們家庭生活狀況的改善，這對于和諧社會的建設有重要意義。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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