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這么激烈的競爭中獲勝的學生，許多人開始拒絕名校。有的是財政原因。比如我所在的薩福克大學雖然少為人知，卻能靠獎學金把被斯坦福錄取的學生搶到手。但是另有一些學生，則完全是出于教育質量的考慮。因為學校的規模常常和名氣成正比，但卻未必和教育質量成正比。甚至不少名氣小的學校，因為規模小而在教育質量上超過大牌學校。
舉個例子，我認識一個很出色的耶魯本科生，上了一個明星教授的課。他申請醫學院要寫推薦信，找的是一位給這位教授當助教的二年級研究生寫。我聽了大惑不解：“一個研究生的推薦信有用嗎？
為什么不找教授本人？他非常平易近人呀。”對方回答：“課上四百多學生，教授根本不知道我是誰。要找教授寫，教授會把差事交給主持我討論班的研究生助教，等助教寫完了，在信上簽個字，證明信確實是自己的助教寫的。這有什么不同呢？”小學校則不同。一個小學校來的學生告訴我，他上學時，教授知道他對日本感興趣，一旦有相關領域的專家來校園，教授會親自告訴他，督促他聽人家的講座。這次《時代周刊》報道了一位學生，在南方一個叫Davidson College的小學校讀書，主攻神經科學。他的畢業論文，是教授指導下三年共同研究的一部分。教授預計這篇論文會在頂尖專業雜志上發表，而且這位學生將成為共同作者之一。這個學生感慨地說，他要是去個規模龐大的名校，大概也只能給見不著的教授刷刷瓶子。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小學校的學生常常有出色的表現。這樣的學校，教授專心教學，班級小，師生關系如同家庭一樣。況且，如今大學普及，許多學生并不以學士學位為終極教育目標，要接著讀研究生。相對而言，大學的名氣就有些貶值了。那些真正能幫助學生成長的小學校，就會在競爭中勝出。比如Pomona College給哈佛法學院輸送的學生比例，比布朗、杜克這類名校還高。一項2002年發表的研究表明，那些20年前被名校錄取但因種種原因沒有去就讀的學生，如今的平均收入和從那些名校畢業的學生沒有區別。也怪不得在《財富》雜志500強企業中最頂尖的50位總裁，只有7位是常青藤本科出身。
美國大學的成就，不僅僅是哈佛耶魯，而是一種群體的成就。特別是那些小大學的表現，更值得我們深思。美國十九世紀末學習德國建研究性大學，到了1950年代蘇聯衛星上天，在危機感中大學更加研究化。但是，美國始終沒有放棄多元化的大學體制。那種只有兩三千學生的小本科生學院，在戰后屢次被判死刑，被認為難以和龐大的研究性大學競爭。
但是，如今相當一批這樣的小學校，可以和常青藤分庭抗禮，并且矯正和彌補了研究性大學在教育上的缺失。像Williams College，AmherstCollege，WellesleyCollege等小本科學院，和哈佛耶魯一樣有驕人的傳統。你很少聽說這樣的學校被研究性大學合并。
高等教育要發達，就必須保證大學中的“物種多元”。這樣各種大學、各種體制才可以相互競爭、激勵、取長補短。而我們這二十年大學的發展中，大家都爭先恐后搞研究性大學，靠擴張打造名牌，兩三千人規模的大學很難有生存的空間。這樣，就會形成千篇一律的大規模研究性大學，并忽視本科生教育。這樣的發展，和半個世紀前的院系調整一樣，都可能傷害中國高等教育的元氣。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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