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南方周末用了四個月的時間，跟蹤一個大學生支農支教的選擇。正值北京市公開招聘高校應屆畢業(yè)生擔任京郊農村的村黨支部書記助理、村委會主任助理，“大學生村官”現象為公眾所關注。馬永紅選擇休學參與鄉(xiāng)村建設的實踐，可以是一個具有探討價值的樣本。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青年知識分子的參與，青年知識分子亦需要從基層得到磨礪，加深對國情的認識，但這一“雙贏”的過程并不簡單，肯定伴隨著沖突和妥協(xié)，也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農村的面貌才會得以改變，而青年人也才會更加成熟起來。馬永紅的心路歷程，也代表著深入基層的年輕人的心路歷程。
“我很想做英雄，如果我能改變這個村，那我就是英雄了”
馬永紅拒絕循規(guī)蹈矩的生活 記者 麥圈／圖
馬永紅沒有在家過年。除夕，他被母親趕出家門。
事情的起因是支農，母親嘮叨說因為馬永紅搞支農以及接待來村里支教的大學生志愿者，家里的柴火都被燒完了，馬永紅一怒之下和母親吵了起來，結果是被母親喝令“滾！”
這個在2005年選擇休學支農的大二學生，在陜西渭南冰冷的冬天游蕩了半個月。直到剩下的800多元錢被人偷走，他才在正月十五又回了家。
在過去的一年，大學二年級生馬永紅成為自己的出生地，陜西商洛縣麻坪鎮(zhèn)的一位出名人物。他為了改變家鄉(xiāng)的面貌，不惜休學。但反思這半年，馬永紅承認，也許改變最大的是他自己。
讓他想不到的是，在遭遇挫折而選擇“妥協(xié)”之后，他所推動的事情，卻好像真正進入了穩(wěn)步發(fā)展的時期。
迷茫的大學生
21歲的馬永紅曾經帶著記者來到麻坪鎮(zhèn)合興村的制高點俯視山下，手拿一條樹枝指向山下的瓦房：“這一片是我支農支教、想要改變的地方。”
那是2005年11月。在合興村土生土長的馬永紅，當時既是休學支農支教的大學生，又是東麻坪“農民協(xié)會”的領頭人，還是合興村村委會主任的有力競爭者。
而在一個月后，當他競選失利，新任合興村村委會主任鎖上了那間辦了半年“農民夜校”的小學教室時，這間“農民夜校”的創(chuàng)辦人和主講者馬永紅以妥協(xié)換取了那把鎖的鑰匙。
在有著近800口人的合興村，馬永紅家是最為貧困的幾戶之一，他們家住著村里惟一的土房子。
種植烤煙一年的毛收入剛夠馬永紅上一年大學的學費和開銷，家里還有在縣里上中學的弟弟和妹妹，馬永紅的父母馬民治和鄧福勤夫妻倆極度省吃儉用才能勉力支撐這個家庭。
還好，有馬永紅為這個家庭爭氣。2003年，18歲的馬永紅被提前錄取到西北政法學院公安系邊防管理專業(yè)，成了全村第一個大學生。夫妻倆就指望著馬永紅早點畢業(yè)，找份穩(wěn)定的工作，好給這個家庭帶來新的希望。
但是，步入大學校門的馬永紅卻并不愿循規(guī)蹈矩。這個山里娃發(fā)現，不少人的大學生活原來是“談戀愛、上網、打游戲，學習反倒是最不重要的”。這讓他十分迷惘。
馬永紅開始和周圍的同學格格不入，他不喜歡參加聚會，班上集體照相他也不參與。他也絕不沾自認為不好的東西。“有一次，我們宿舍同學逼我抽了一支香煙，那是我長那么大第一次抽煙，之后我去刷了十幾遍牙，我覺得這真是太臟了，我馬永紅怎么能抽煙呢？”馬永紅將這一切變化歸結為墮落的城市生活：“城市生活讓我在農村時候的很多理想都泯滅了。”
痛苦之中的馬永紅想到的辦法是獻血，他稱之為“換血”———給自己換血，換掉在城市里沾染的壞東西。2004年5月，他聯(lián)合了10多個同學，分別在西安、延安等地獻血，他自己獻了1000毫升。
學習之余，馬永紅將更多的精力放到了文學創(chuàng)作上，他寫了幾十萬字的小說和散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他把自己看成是繼韓寒和郭敬明之后的又一位青春寫手，他以自己生活的家鄉(xiāng)為背景寫作的25萬字的長篇“詩幻”小說《洛子情殤》模仿郭敬明的《幻城》，充滿了奇幻色彩，故事發(fā)生地云蒙山實際上就是村前的云鎮(zhèn)山。
執(zhí)意休學
大一下學期公安系組織過一次下鄉(xiāng)助教活動，那次，馬永紅和同學們一起給陜西藍田一個貧困鄉(xiāng)村的學校帶去了募捐來的衣物和書籍，并且花了一天的時間給孩子們講課、和孩子們聯(lián)歡。孩子們的夾道歡迎、村民們飽含真情的感激之詞讓馬永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滿足。“我從農村來，應該回到農村，幫助家鄉(xiāng)改變貧困和落后的面貌。”
馬永紅立即將自己的設想付諸行動，他聯(lián)絡了一批西北地區(qū)各大學的青年志愿者，組建了“西北青年縱隊”，自任總隊長，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2005年寒假，馬永紅帶著陜西7所高校的14名大學生回到合興村，對當地農民進行法律知識、致富意識的培訓，對學生進行學習興趣激發(fā)活動和作文培訓活動。按照自己的理解，馬永紅將這些活動統(tǒng)稱為“大學生反哺農村工程”。
2005年“五一”假期，馬永紅又組織西北政法學院的6名師生回鄉(xiāng)支農，這次他們不僅帶去了從學校募捐來的物資，而且在當地建立了試點性的農民協(xié)會，幫助農民們開展飼料和化肥的統(tǒng)購統(tǒng)銷，很多村民積極參加農民協(xié)會。“利用假期回鄉(xiāng)支農支教”讓馬永紅覺得自己終于找到了一件真正有意義的事情。
但2005年6月，馬永紅遭遇了一次挫折。他想在西安鐘樓舉行一次支農支教的宣傳活動，同時公開拍賣小說《洛子情殤》的版權，為支農支教籌集經費。租用鐘樓需要系里開證明，但是系黨總支的李爭社書記卻拒絕了他的要求。他勸馬永紅說：“貧窮的地方那么多，你一個人的力量能改變得了農村？”
此前李爭社一直是馬永紅支農支教的支持者，而正因此，他的拒絕讓馬永紅覺得難以接受。那天他沒有回宿舍，在雨中走了一夜，因為擔心他出事，班上同學也找了他一夜。
讓李爭社決定拒絕馬永紅的卻是馬民治。馬民治早就知道兒子不安分，怕他耽誤了學業(yè)，為此曾專門趕到學校找到李書記，跪在他的面前，求他管住自己的娃。
但對李書記來說，這是個沒有完成的任務。為了避免馬永紅再有過激的行動，李書記沒過幾天就同意給馬永紅開證明，可他又晚了一步，馬永紅突然向系里提交了休學申請。
讓馬永紅產生休學之念的，既有城市生活的空虛和“墮落”，更有“無人支持與理解”的痛苦。他在日記中寫道：“天底下的窮苦農民很多很多，我不能一個一個把所有的改變，但……我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改變哪怕一點點。……政法學院在那一陣子給我的感覺如同漫漫的沼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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