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半小時，一個高大的中年漢子才遲疑地走來：“你們是解放日報的記者嗎？”
“是。”
“嗨，我就是王厚才。一開始就路過你們的車。可我不識字，車上那么大的‘解放日報’四個字我都認不得。要你們等這么久，對不住啊。”漢子黑黑的臉不好意思地笑。
“這些天電視上看兩會，天天都有關于讓民工子女能更好上學的消息，心里暖乎乎的……”
有意思，大字不識卻心懷天下，我們跟著王厚才向他的民工子弟學校走去……
白菜肉片冬瓜湯
遠遠的，就看到學校飄揚的五星紅旗。
從大路拐下來，剛下過雨的土路上，水塘一個接一個，踮著腳尖走了約50多米，這才到學校門口。
中午11點剛過，學生放學。校園里的熱鬧老遠就聽得見，學生一個個從學校邊門跑出來，就鳥一般飛散開了。王厚才說，這都是中午回家吃飯的學生，是要證件才能出校門的。為了安全，大部分學生都在學校吃午飯。
進門，迎面似乎剛剛粉刷白凈的三層教學樓上滿是放學后的學生，左手邊，一排藍白相間的平房，右手旁就是操場，約摸四個籃球場大小，但只有近門口有一副籃球架。操場上等著吃飯的學生，大聲地吵著、鬧著，洋溢著孩子們特有的精力旺盛和快樂。
見慣了上海的學校，這里的條件似乎距離并不遙遠。尤其當我們走進食堂，完全用不銹鋼打造的操作間、流水臺、爐灶更讓人印象深刻。“改造這個就花了7萬多元，”王厚才說，“為啥？就想讓家長放心，我們也能讓孩子們吃好。”這個近40歲的安徽霍丘縣漢子，眼睛不住地向正吃飯的學生們瞅。
這天中午吃的是白菜肉片和冬瓜湯。掌勺的大師傅說，這是學校的要求，孩子長身體，保證每頓要見肉。王厚才看了下學生碗里的菜，這才領我們向教學樓后面走，“學校正在教學樓后面一溜空地上建新廁所。這個學校是去年暑假投資65萬元建的。后來開學前重修食堂、大樓粉刷和鋪防水屋頂又花了17萬元，現在孩子多了，以前兩個小廁所也不夠用，還得修。”
再上樓，樓梯拐角的廁所散發出一股子味道，王厚才皺著眉頭，“天要熱了，修廁所還得加快……”王厚才憨直地說：“雖然把積蓄都投進來了。但學校的硬件還是有點不理想。”
“這個學校我辦定了”
對王厚才的“傳奇色彩”，我們略有耳聞，當地人甚至將他的事與歷史上著名的武訓“行乞助學”相比。聊到這個話題時，他打開了話匣，我們漸漸對他有了真實的了解，“辦學校，只是希望我們民工的孩子有文化、有出息。”
20年前，18歲的王厚才揣了18元錢從安徽霍丘縣潘集鎮“闖”到上海。這個從沒上過學的漢子從挑石子、扛水泥干起，一直到后來做蔬菜和副食品生意，“生意最大的時候，光明鎮一半的蔬菜副食品都是我經手。”
說來湊巧，就在生意最紅火時的1999年，一個老鄉找到了王厚才，說他在鎮上辦學校還缺點錢。“我一聽是辦學校就來了。當時只有四間破庫房，3個老師，40多個學生。破房子漏風，一到冬天更冷。”
僅僅一個學期，當初拉王厚才入伙的老鄉攜款跑了，當40多個孩子的父母圍住王厚才的時候，他拍著胸脯說：“只要我王厚才在，這個學校我辦定了。”
為啥？“那時鎮上打工的已經很多，帶來的孩子卻很少上學。我每次見了都急，這咋行，咱已經吃了虧，孩子再像我一樣大字一個不識，吃大虧啊。孩子一定要上學的。”王厚才對沒上過學的遺憾深有體會，“1991年，一家鍋爐廠一個月400元招鍋爐工，都談妥了，可最后選上的，卻是一個我覺得不如我的人，工廠說，要選你，萬一鍋爐出了問題要修，你看得懂說明書嗎？我當時真恨自己，頭都抬不起來。”
這讓王厚才鐵了心，放棄全部生意，撲到辦學上。辦學不容易，最困難的時候，他把房都賣了：“當時政策是房子買5年就能辦藍印戶口，那時我就差幾個月……”
厚才學校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每個學期孩子的學費，雖說確定是小學300元，中學500元，但實際上，學費基本都是學生家長和王厚才面談確定。“都有難處，至于我，只要能支撐下去，就行。這些孩子，最起碼他們已經比我強了。我希望他們以后都能比我強。”
現在，光明厚才學校已經從當初的40多個學生發展到從學前班到初三13個班級600多名學生。盡管還是支大于收，但王厚才坦言，“日子已經基本能過下去了。”
他特地帶記者看校門口的一塊金色牌匾———“安全辦學先進校”，“這是區教育局以前發給我們的，這是對我們的承認。”王厚才很自豪。
孩子露出小米牙
站在學校的操場中間和老師們聊天，學生們都遠遠地看，一個孩子冷不丁地拉著一個伙伴的手，湊到我們身邊，紅色的運動服，小小的個子，嘿嘿一笑，露出一排小米牙。在記者的本子上一筆一畫寫下自己的名字：樊開印。
這個12歲的四年級小學生，挺懂事地和記者聊，“我家是安徽安慶的，我爸媽都在光明鞋廠打工，我這學期才到上海，這里上學比老家好，我想留在這，以后能上復旦大學。”
面目清秀的胡良麗來自安徽霍丘，正上初三的她在厚才已經讀了3年，在校長王厚才的眼里，她是個不折不扣的好學生，“這孩子絕對是個讀書的料。”
為了這些孩子，不但需要桌椅板凳，更需要好的老師和管理人員。為此，王厚才奔走游說。
原在老家也是教師的趙行琳，是學校最初的3位教師之一。她回憶道：“當年，第一任校長跑了之后，他就對我說，不管多困難，學校也要堅持下去，這是功德無量的大事。”
何衛國是學校副校長，他早年做過教師，后來下海經商，具有一些管理經驗。王厚才聽說后，轉折幾層關系才找到了已經退休的他。“說實話，月薪800塊誰要留啊，我還是真的被他感動了。他幾次找到我，說這些孩子的不容易，和我說他對學校的設想，他希望我的教學和管理經驗能讓這個學校真正走上正軌，來到這里后，我知道自己走不了了，被孩子的渴望和求知欲感動了。”
何衛國告訴記者，學校有21名老師，外地老師和本地退休老師各占一半，其中11名教師有大專和本科以上文憑，有的還曾經獲得過“上海市模范班主任”的稱號。
那個“上海市模范班主任”，就是光明中學的退休教師龔山林。已退休3年的他，現在每天早晨從家里騎車20多分鐘趕到學校來上課。“王校長對我可謂‘三顧茅廬’。一開始我想退休了享清福，結果三年里他跑我家不知道多少次……現在，每個星期我都有20多節課，滿當當。”
龔山林說：“外地的孩子和上海的孩子一樣，有的聰明、有的活潑、有的踏實，其實他們更不容易。作為教師，我沒有理由不滿足他們，他們就是我的孩子，我希望他們能成才。”
教育，一個都不能少
成才，這是老師的祝愿，是校長王厚才的希望，也是這里每個孩子的愿望。
“同在藍天下，共同成長進步。”這是溫家寶總理曾經在視察北京民工子弟學校時在黑板上寫下的一句話。我國“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各地政府要保證進城務工人員子女與當地學生平等接受義務教育。
華師大教育管理學院李明華教授正進行一項有關民工子女教育的研究。他說：“民工子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已經走出鄉村，來到城市，卻又和城市不盡合拍，這對全社會來說都是從未面對過的問題。他們在城市上完初中，相當一部分將流入上海，成為新一代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因此，提高他們的素質對國家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有著重大意義。”
據統計，截至2004年，上海外來人口中約有32萬為應接受義務教育的適齡少年兒童，絕大多數是農民工子女。可喜的是，上海已經在解決這一難題上踏出至關重要的一步。2004年，上海頒布《關于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適齡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試行）》，探索以公辦學校為主、社會力量辦學為輔的運作格局，要求對農民工子女與本市學生同等對待。隨后又規定，面向進城務工就業農民適齡子女義務教育的學校不得以營利為目的。
在此基礎上，上海各個區縣積極探索，涌現出幾種辦學模式。奉賢區教育局基礎教育科副科長張培良介紹，奉賢目前約有3萬名民工子弟，其中1.7萬學生仍在31所民工學校讀書。“教育局的目標是，整合民工子弟學校，到2010年，逐步向正規民辦學校方向發展。”
2005年，奉賢區教育局針對外來民工子弟必須回原籍參加中考的問題，在12所公辦學校試點為民工子弟開設教授全國統編教材的班級，只收取小學380元、初中530元的學雜費，大受歡迎，一次招生近3000人，今年預計將達到6000人。
李明華覺得，奉賢的做法是一種很好的嘗試。“孩子們開始享受到了公辦學校的教育資源。下一步，我想應該探索如何提升這些學校的辦學質量，并能加大幫助和扶持力度。此次上海‘十一五’規劃中明確提出，提高上海的基礎教育質量和均衡化水平……加強對來滬從業人員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服務和管理，是個關鍵。”
“教育，是帶給孩子希望并教會他們希望實現的方式，是標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未來的搖籃。我們要做的，就是延續他們的希望。”
問王校長，有誰幫過你們嗎？王厚才指著操場上的籃球架：“熱心人不少。上個學期剛開學，就有人捐贈籃球架、圖書和200套校服。區教育局也常常出謀劃策，指導我辦學。上次我們整修好了食堂，還給了我們獎勵。”
今后呢？王厚才指著操場一頭的倉庫說，“我已經買了20臺電腦，給孩子們開電腦課，就是桌椅還沒著落，這兩天正忙呢。學校還想建物理、化學實驗室，哪家學校有富余的實驗器材，能不能給我們調劑一些，我代孩子謝謝你們了。”
他說著，帶著不好意思地笑，注視著記者的眼神，卻滿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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