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平是個女大學生，在酒店喝咖啡時跟四個老外卷入了一場糾紛；警方將其定為賣淫，學校為了聲譽將之以“肄業”處理；趙平不服，向學校展現80年代后年輕人敢于追問真相的勇氣……從故事上，《趙平同學》似乎并不值得過多言語，但作為著名導演田沁鑫重返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小劇場的一次“實驗”，卻引起了戲劇界一次動靜不小的關注。
“我不僅是來完成自己公益使者的職責，也是來看田沁鑫戲的，田沁鑫是個很年輕，但是很不俗的導演。”5月15日是《趙平同學》“高邦公益專場”，作為北京人藝副院長和防治艾滋病形象大使的濮存昕出現在小劇場的最后一排。
“我喜歡這種自由的感覺，我也喜歡這種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感覺，演員在舞臺上創造出了一種沒有表演的原生態。它似乎有很多自我否定的東西，似乎有很多沒有答案的東西，但越是沒有答案就越能夠讓觀眾去補充和參與。”演出結束后，濮存昕這樣評價道。
濮存昕喜歡的這種“感覺”被導演田沁鑫定義為“排練戲劇”。作為一種小劇場戲劇的藝術表現形式，盡管它努力營造的是一種“輕松、自由的氣氛”，但仍帶有相當難度的實驗性。導演試圖在一個小時之內呈現出多重劇場關系：演員與演員的關系、演員與角色的關系、角色與角色的關系、演員與觀眾的關系，甚至角色與觀眾的關系。
“我要做小劇場就要找到某種更有意思的形式，打破某種界限。”《趙平同學》上演前，田沁鑫去了趟韓國，在韓國最大的私立劇團“美丑劇團”執導她的作品《生死場》的“韓國版”。為了區別于國內的版本，田沁鑫決定實驗“排練戲劇”這種形式。“我發現韓國演員適應性非常強，同樣是跳出跳進，他們那種在心靈上跟觀眾溝通的勇氣和默契非常厲害。”于是，受了啟發的田沁鑫決定“回國后也愉快地實驗一回”。
然而，“排練戲劇”復雜而微妙的實驗性卻給中國演員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困擾，有時候，因一句臺詞的“態度不對”，演員就會被“折磨一下午”。對此，田沁鑫也一籌莫展。
“我說演活潑點，他們就開始貧；我說我不想要你們貧，他們就馬上變得很拘謹很嚴肅。當我說‘不希望你們用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傳統的表演方法，也不希望你們用受90年代思潮影響的耍派方法演，我只想看看你們是不是有信心，跟觀眾建立一個友好的態度’時，他們就不會演了。”
這種在角色、自身、空間之中跳進跳出的布萊希特式“間離”效果，用田沁鑫的話來講，是要“用修養來演戲”才能辦到的。
在田沁鑫看來，中國演員的不適應有其更深層的原因：“友好這事兒看上去很簡單，但一深入卻發現非常的艱難。中國是禮儀之邦，可中國人的禮儀現在卻在丟失，與人交往不是落落大方的，而是神頭鬼臉一個個特痛苦，特拘謹。”這導致了“演員眼睛后面有眼睛，心眼特多，建立不起來一個態度”。
好在經過演員幾個月的努力和導演的耐心，《趙平同學》還是以一種全新的姿態跟觀眾進行了“交流”。盡管田沁鑫依然覺得“這戲有時候演得挺活躍，有時候演得很悶”，但畢竟對她和她的演員而言，都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讓田沁鑫沒有料到的情況是，《趙平同學》深受80年代年輕觀眾的喜愛。為了每天限量出售的1元一張的“VIP票”，很多同學早上9點就來排隊，而賣票時間是晚上6點。
“這特別像我們的生活，而不是粉飾過的，也沒有其他文藝作品那種說教的成分。”一個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同學說。
與以往的創作方法不同，這次的《趙平同學》田沁鑫一邊排戲，一邊寫劇本，一邊分期分撥地找北大、清華、人大的同學聊天。
“我本來是想在60年代和80年代人之間的沖突上做文章，但后來我發現其實這兩代人之間的沖突是存在的，根本無需刻意尋找。當我試圖接近他們的時候，他們覺得很快樂，因為他們發現我沒有探尋他們什么。”
實際上，創作《趙平同學》的由頭并非是為了探討80年代人和60年代人在世界觀、愛情觀方面的摩擦和沖撞。這是一出被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邀請，以艾滋病在青少年中的危害與預防為主題的戲劇。盡管該戲已將獲得的全部票房利潤捐獻給了“艾滋孤兒基金會”，但仍有人認為作為一個公益性質的話劇，直到結尾才用“要帶保險套”來點題似乎顯得過于牽強。
“我們再關愛關愛不過中央電視臺和鳳凰衛視，人家都是真人現身說法，觀眾看著就想哭。從‘關愛’這個切入點進入的話，我們演不過真人。所以，這個戲探討的只是你思想有沒有病，一開始似乎沒什么關系，可聊著聊著很輕松就把艾滋病這事兒給潛移默化帶入了。”田沁鑫覺得自己這種處理的方式有點像“駱駝穿針眼”。
（來源：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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