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產業化擠出農民。農民普遍反映：打工掙的錢越來越多，日子卻過得越來越緊。這在有孩子上學的家庭尤為明顯。教育產業化使教育變成商品，消費者就會考慮成本與收益，計算回報。對農村家庭來說，教育投入極其昂貴，許多西部農村和山區，“撤點并校”又造成上學路途遠，需要在校寄宿或家長陪讀，一年學費、食宿費幾千元上萬元，農民家庭教育負擔大幅度增加，基本抵消了國家實行義務教育免費政策、“兩免一補”政策的正面效果。一方面是昂貴的教育投資，另一方面是越來越低的收益率，農村家長對教育的期望值普遍降低，于是乎小學生輟學率不斷增加、初中畢業即打工。
二是教育城鎮化疏遠農村。農村學校過度集中到鄉鎮和城區，偏遠地區和貧困山區出現新的“上學遠、上學難、上學貴”問題，這其實是一種成本轉移。它顯著減輕政府財政負擔，而農民家庭的教育支出卻大幅增加，只有家庭相對富裕的農民子女才能選擇“進城上學”，損害了農村底層弱勢家庭的利益。教育城鎮化忽視了農村社會出現的階層分化和發展差距。而前些年花巨資興建的農村學校被大量廢棄，設施完善無師生，農村學校多空殼，希望小學成羊圈等屢見報端，農村教育資源出現短缺與浪費并存的現象。農民們說：“沒有學校的村莊，就像沒有孩子的家庭”。兒童大量離村上學，加劇了鄉村人口結構的失衡，也帶來了親情的斷裂和鄉土認同的迷失。城市化趨勢逐漸掏空鄉村的人才、文化自信、經濟基礎，扭斷了農村的文脈。
三是教育應試化遺忘農業。殘存的農村學校中，老師依然沿用“一支粉筆＋一張嘴＋一本書”的灌輸式方式教學，授課枯燥無味；學生還是用“聽、寫、讀、背、考”的五段式方式學習，讀書是件苦差事。應試教育進一步加重農村師生的教學負擔，農村學校一樣追求升學率，割裂了學生與農業生活、鄉土自然的聯系。結果優秀學生跳出農門，遠離農村，留下的是大批難以肩負農業生產的畢業生，教育已不能適應當前農村社會的實際需要。正如陶行知先生當年所說，“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
“教育是立國的根本”。抓好“三農”問題，重在抓好農村基礎教育，如陶行知先生所說，“就是教育與農業攜手”，“建設適合鄉村實際生活的活教育”。為此，建議：
農村教育應全面推進“活”的素質教育，杜絕“唯升學論”，提高農村學生的學習能力、生活能力、生產知識等；加大農村基礎教育資金投入，教育增量投入要顯著向此傾斜；建立一支相對穩定的高素質的農村教師隊伍，給農村教師更多學習、進修的機會；改革農村教育的課程與方法，有區別、有重點地設置一些與農村政治、經濟建設、農業技術相關的課程。
我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的680個縣，多是山區或高原地區，生活著我國70%的貧困人口，他們最需要教育“進村”，而這些地方的學校撤并幅度最大，流失輟學現象突出，建議加強開展對口幫扶和對口支援，創新農村教育志愿者管理體系，改革教師編制管理模式，適當修正過度的“撤點并校”政策，讓教育重新走進極貧村。
（作者系江蘇省蘇州市政協委員，九三學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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