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2月07日 16:06 《董事會》
文/陳茜
熱火朝天的擴建，完全缺乏財務約束的借債，日甚一日的入不敷出，大學可能正在紛紛踏上“破產”的不歸路
張立是某大學的一位新生，在位于市郊的新校區上大一。前不久，張立聽到了一個壞消息，學校要賣掉在市區內的本部，全校將遷到位于大學城的新校區，這將他們在大學的后兩年去“城里”上學的理想擊了個粉碎。據說，起因是學校建分部欠了銀行一筆巨額債務，必須賣地償債。然而，即使是賣了本部也難以還清債務，張立和他的同學紛紛議論著學校“破產”的風險。不過，這并不是這所學校單獨面臨的尷尬，眾多大學其實都游走在“財務破產”的邊緣。
大學會破產嗎？20年前，這似乎是一個不值得一問的問題，然而，就是這個原本有著絕對否定答案的問題，今天正在中國逐漸變成一種現實的危機。民辦大學艱難求生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占全國90%的公立大學也紛紛墜入了重重財務危機。原來，大學也有入不敷出的一天。
大學，又一個高危行業
“你們學校借錢了嗎？”這是近年來大學領導們相互之間最為流行的“問候語”，其中雖然不乏“戲言”的成分，卻也十有八九地概括了當今大學的財務狀況：舉債“興教”已成為大學的一種“時尚”。
20世紀末，國內高校的擴招高潮一浪勝過一浪。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以下簡稱“藍皮書”)，1999-2004年期間，中國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增長了2.2倍，其中研究生人數增長了3.1倍，而此前1993-1998年的6年間，分別只增長了34.4%和86%。
顯然，原有的教學條件已經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學生對教學硬件、軟件的需求，于是，高校的擴張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大學城”這個新名詞也應運而生。大學城不是在一天建成的，與大學城一起壯大的是大學的招生規模，還有巨額的銀行貸款。
自從1999年年初，各高校獲準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后，大學和銀行之間的聯系就愈發緊密，在銀行的“大力支持”下，一座座大學城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南京的仙林大學城的規劃面積達70平方公里，投資達50億元;同屬南京的江寧大學城占地30平方公里，投資達40多億元;位于廣州小谷圍島及其南岸地區的廣州大學城占地超過43平方公里，投資竟高達120億元……除了上述大學城中的“巨無霸”外，還有眾多“小型”大學城零散地分布于全國各地，它們對于中國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功不可沒”。
一邊是大學擴張帶來的大學教育的欣欣向榮，一邊卻是自身的負債累累。2005年6月28日，李金華曾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指出，在對18所中央部屬高校2003年度財務收支情況進行了審計和調查后，發現不少高校大規模進行基本建設，造成債務負擔沉重。截至2003年年末，18所高校債務總額72.75億元，比2002年增長45%，其中基本建設形成的債務占82%。
根據國家審計署于2005年5月30日發布的《四城市高教園區開發建設情況審計調查結果》(以下簡稱《調查結果》),四市(即杭州、南京、珠海、廊坊)高教園區建設計劃投資中的銀行貸款占近三分之一，截至2003年年底，實際取得銀行貸款152.76億元，占已籌集到建設資金的59.42%。其中，南京中醫藥大學新校區和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堪稱貸款建校的“楷模”，它們分別已貸款7億元和6.28億元，分別占已籌集到建設資金的93%和94%。從1999年開始，銀行與大學的合作成為一種風潮。“開發和建設大學城所需的資金額絕非一個小數目，都是上億、幾十億，甚至百億。這些資金主要是靠銀行貸款。”
江蘇省審計廳曾對全省省屬高校負債情況進行了一番調查。在正式的審計報告公布之前，審計廳已經向外界透露，一批省屬高校由于建設新校區等原因，欠下巨額債務是不爭的事實。其中，南京財經大學貸款規模達8億元左右，南京郵電大學也有7億-8億元，南京工程大學也有3億元之多。
問題是，如此高的負債率，大學有能力償還嗎？事實是，它們已經陷入了深深的還款陷阱，不提本金，每年的利息已足以讓它們氣喘吁吁。
有消息稱，南京中醫藥大學為在仙林大學城建設占地1500多畝的新校區，目前除欠銀行7億余元貸款外，還欠各施工單位款項上億元。該校領導也曾經向媒體承認，學校每年的收入除正常開支外，只能還清銀行貸款的利息，還本金不大可能。因為學校每年學費收入為1億元左右，政府年撥款6000多萬元，除去1000多名教職工一年內近億元的工資獎金和教學、科研、行政開支，所余款項只夠償還貸款的年利息。學校的財政已經捉襟見肘。據一位老師介紹，近年來，學校教職工的待遇明顯走了下坡路，不但原定的教工工資的調整遲遲不能到位，連原先的課時費也一降再降，助教的課時費由原來的40元降為25元。
如果將大學當作公司，以中國今日大學資產負債率之高，財務風險之大，中國大學顯然已經成為繼銀行、證券業之后的又一個高危行業。
大學會破產嗎？
“唉，肯定還不起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大學財務處工作人員感嘆，該大學在大學城里新建的校區看起來氣勢磅礴。
如同一個蓄水池，如果出水管總是比進水管粗一圈，即使有源源不斷的收入進賬，也會因過于高額的支出而早早干涸。收入來源難有保障，支出卻節節攀高，大學入不敷出并不是天方夜譚。
在大學的收入這一欄中，國家財政性教育資金理當排在首位，不過這也會因大學的“出身”而命運各異。國家教育部部屬院校，可以直接獲取國家財政撥款，經費相對充足，只是這類大學只占全國大學很小的比例，而由地方政府撥款的大學，則要看地方財政的狀況了。
總體而言，近年來，國家財政撥款的總額雖呈上升的趨勢，但是占大學收入的比例在逐年下降。教育學者郭海的統計表明：1990-2002年，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普通高等學校教育經費來源的比重從93.5%下降到50%，而這也符合國際慣例。世界各國都把基礎教育作為政府財政投資的重點，由政府承擔其主要投資義務，政府財政的公共投資占基礎教育投資的比重達到80%-90%。相比之下，我國財政投資占基礎教育投資比例顯然太低。因此，增加投資基礎教育的比例顯然是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投資方向。對于大學而言，雖然這部分資金來源尚有保障，但上升的空間已經很有限。
學費是近年來大學增加收入的一大“法寶”。近幾年來，中國高校學費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長，學費占教育成本的比例也越來越高。有統計表明，學生及其家庭負擔的高等教育成本從人均GNP的1.65%上升至51.87%，一些地方性大學甚至達到71.8%，普通百姓對學費已經不堪重負。因此，大學學費的增長空間已經所剩無幾。雖然2000年以后高校對擴招的研究生收費，成為高校的另一大重要“財源”，但這僅限于研究力量較強的大學，對于那些教學型大學而言并無多大意義。事實上，近期研究生、本科生頻繁拖欠學費的事件開始時有所聞。為了控制大學學費急速上升的勢頭，政府已經逐漸對收費標準開出了“指導價”，即使部分高校按教育部門規定可高于普通標準收取學雜費，但未必能按照預期招收到足夠的人數。如北師大珠海分校2002學年學雜費入不敷出，虧損892萬元，而貸款前預測的是收支相抵結余700萬元。考慮到以上種種事實，中國大學繼續以盤剝學生為手段的“挖潛”能力顯然也已接近極限。
更為尷尬的是，高額收費也很難保證學費的持續增長，因為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隨著高校不斷增加供給已逐步得以滿足，已經度過了“井噴式爆發”的階段，而高考適齡人數也將在2008年以后走下坡路。根據教育部的測算，到2008年，高考適齡(18-22歲)人數將達到最高峰。也就是說，2008年以后，居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將逐步下降，大學的學費收入增長前景可謂極其黯淡。
外來收入的增量有限，大學自身造血的功能也未見起色。根據《2004年全國普通高校校辦產業統計分析報告》，2004年，全國高校校辦產業實現收入總額、利潤總額、對學校的回報分別為969.3億元、49.93億元、17.53億元，其中科技型企業占比分別為82.23%、82.07%、47.06%。即便不考慮虛報因素，也可以看出，中國高校創收收入總額非常有限，且利潤集中在科技型企業，這說明少有幾家大學有能力依靠科技創收。高校的上市公司中，業績平平的占大多數，而像南開戈德之類則早已難以為繼，無奈將殼轉到他人名下。
除了各種名目繁多的正式收費之外，亂收費也是大學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如今，大學的收費已經實現了“創造性”突破，各類費用可謂五花八門：有未經批準的進修費、MBA學費，有輔修費、旁聽費，超標準、超范圍收取的學費、住宿費;有強制收取服務性、代辦性收費;還有重修費、專升本學費……2005年，部屬18所高校收取的上述費用竟高達8.68億元，比2004年增長32%，占當年全部收費的14.5%。不過高校顯然不能對這類收費的可持續性報太大希望。教育產業化所激起的天怒人怨，讓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為中國最惡名昭著的行業之一。其監管的日益收緊，收費的規范化已勢在必然。
由此看來，大學的收入似乎已經接近天花板，很難再有突破。但在另一方面，大學支出的剛性增長還會長時間持續。
新校區的開辟、配套設施的完善、大學的基建支出、大學員工不斷增長的收入要求就像一個無底洞，一旦陷進去，就難以爬出來。南京中醫藥大學分別耗資億元的圖書館和體育館就讓筆者觸目驚心，前者終于在建建停停后交付使用，而后者則因為經費匱乏，仍然尷尬地矗立在校門口的左側，正式啟用不知是何年。
不過，在一輪又一輪大規模基建之后，更讓大學頭疼的估計還是滾滾而來的利息，這些巨額貸款的利息像一座大山，將它們壓得沒有翻身的余地。位于南京江寧大學城的南京工程學院新校區總面積達2250畝，預計投入11億。除了一期工程4.2億的投入外，學校還有7億的融資缺口，而在已經投入的4.2億元中，該校已先后向工、農、建行借款3億多元。面臨每年2000多萬元的利息，學校的財政已經捉襟見肘。巨額的利息支出是它們為了擴張而瘋狂貸款后必須吞下的苦果。
由于教學規模的擴大，高校的設備購買、教職工的工資支出也不是一筆小數目。不知不覺間，大學教師們的抱怨漸漸無聲無息。國家教育部的數據顯示，1984-2004年期間，我國高校教師年平均工資增長了17.8倍，更何況，在公立高校中，行政人員通常超編，許多高校的行政人員數目甚至高于教學人員。隨著高校之間的“人才戰”越來越激烈，驚人形成了攀比之風，你用百萬元聘一個教授，我花千萬元加別墅引入一個學科帶頭人，但對這些引入人才是否能做出相應的貢獻并沒有具體的評判體系，以至于這些所謂人才中的大部分只是裝扮了門面，并沒有任何建設性的成果。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高校經歷了一番轟轟烈烈的“升級”過程，專科升為本科，“學院”升為“大學”，大學還得進入“211”……就在這場運動中，高校之間也要為“名分”爭得你死我活，帶有“中國”二字的大學名稱，稀缺的“211”名額，都需要眾高校拼個你死我活，當然，由此帶來的“公關性”支出自然也少不了。某師范大學為了躋身“211”，曾不惜一切代價，借來巨款以備送禮之需。為了使評審團的工作更加便利，各高校之間千方百計，斗智斗勇。為了避免評估的書面資料過重，將大學資料的電子版裝入筆記本電腦并贈予評估人員已是個慣例。美其名曰是為了方便評估人員了解學校的概況。此外，本科教學評估，申報學位點(尤其是博士點)，申請國家自然、社會科學基金等等，也是高校需要力爭的項目，因為這不但關系到未來的收入，更關系到學校的臉面。于是，評審人員收到的禮遇可想而知。南方一大學為了熱烈歡迎評審領導，所有校領導親自到機場迎接，在最高級的酒店下榻后，校領導還要逐一探望，其中的腐敗不必多說。但是要旁聽哪位老師的課，系里早在前兩天就已通知到本人了。對于高校而言，這類費用不可小視。
高校的支出項目中還有一項，可以稱作“無奈的浪費”。如今，多數高校的老校區均在城區，而新校區都在郊區，二者之間的距離少則十幾公里，多則幾十甚至上百公里，住在城里的教師們為了去新校區上課，搭在路上的時間遠比上課的時間長，撇開這隱性的浪費不說，這每天來回的班車費用也不是一個小數目。據南京大學一位老師介紹，由于來往鼓樓校區與浦口校區要過長江，很不方便。僅過橋費在內的班車成本，“每年要跑掉一幢樓”。
鑒于以上種種原因，我們大致可以判斷，中國已經有不少大學達到技術性破產的邊緣。中國大學普遍的財務危機已經迫在眉睫。換言之，在未來幾年中，大學的破產或者債務重組將是高概率事件。
軟預算之禍
“不建教學樓，怎么進入‘211’呢？”這是一位大學校長的困惑，雖然這不是“211”的本意。“211”工程的原意指的是：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 重點學科點，其中心任務是：提高高等學校的教育質量、科研水平、管理水平和辦學效益。但是到了現實中，申請進入“211”就成為眾高校領導下達的必須完成的政治任務，唯有進入“211”，學校才有未來，自己才有面子。
不可否認，中國的大學并不是獨立的教育機構，而是隸屬于中國龐大的行政體系，因此，雖然冠以“大學”之名，但往往帶有中國官僚結構的“特色”。校長是誰任命的？他們的業績評判標準由誰來定？這兩個問題的答案直接關系到高校的決策。
目前，中國各大高校的主要領導遵從的是由上而下的委任制，他們的個人能力、辦校成果都必須遵循上級教育主管部門制定的規則，他們的任職期限，職位的升遷或調動，都掌握在這些部門手中。在這種體制下，高校的領導者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官僚人格”。眾所周知，大學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其教學質量和科研能力，但是這些“軟件”因素不但需要長時間的培養、積累和維持，見效慢，而且不能都在直觀上被察覺，這對于追求“立竿見影”的高校領導者而言，顯然不是最優選擇。在現行的機制下，在有限的任期內，很多高校領導與地方官員一樣，開始盲目追求數量上的增長，而忽視了質量上的提高，而高校也走上了“粗放型發展”之路。為了在最短的時間內顯示自己的業績，高校紛紛大興土木，圈地造樓就不足為奇了。
客觀上看，鑒于位于城中的校區面積小，而且難以向外擴展，擴招后的高校紛紛在城郊建立新校區是一種較為理性的發展方向，可是在一陣“大干快上”之風吹過后，許多高校猶如脫了韁繩的野馬，在沖過了本該止步的終點后繼續狂奔。
根據江蘇省教育廳的資料，全省已經開工或計劃建設的大學城達9座，如果每座大學城平均容納5萬名學生(這只是保守估計)，全省大學城可容納45萬名學生。而江蘇全省每年的考生人數只有20多萬人，即使所有考生都選擇省內就讀，這些大學城的規模也要浪費一半。與此同時，高校的基建費用也是扶搖直上，從2003年起，江蘇高校每年的基建費用從以前的大約10多億元升至80億-90億元，投資規模僅次于交通建設。
為何高校的擴建如此缺乏計劃性？追根求源，高校擴建在規模上的一味求大，是因為其資金使用的軟約束。一直以來，高校并無公布其財務狀況的義務，其資金往來幾乎完全不透明，資金的使用也鮮有監督。多數大學領導都懷著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的宏愿，無論如何，在氣勢上要高人一籌，在開支上就缺乏遠見和成本意識。一旦貸款到手，擴建、裝修便更加肆無忌憚。辦公樓、教學樓要盡量豪華，體育館內的設施要盡量先進，操場要盡量大，校園要盡量美化……大學城內的校園可謂你拼我比，競相綻放。即使超出了預算也沒多大關系，也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有消息稱，1993年南京某大學浦口校區動工，由于基建材料價格上漲，當年出現了400萬元的資金缺口，不得不求助于江蘇省政府劃撥，而這筆款項最終也以核銷而了之。
國家審計署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四城市大學城的占地中，高爾夫、房地產等經營性項目和山體、綠地、水面及閑置地等就占42%。更有甚者，大學城中的項目已經完全超出了人們正常的想象。
此外，在高校擴建的浪潮中，地方政府也“功不可沒”。在“211”工程的評選體系，一些對教學硬件的要求成為地方政府追求當地GDP業績的工具。根據國家教育部相關規定，對于進入“211”工程高校的撥款，只能用于固定資產投資，如此一來，地方政府通過低價出讓土地的辦法以“支持”教育，銀行也開出了誘人的貸款條件，以彌補學校建設經費的不足，于是三方相見恨晚，一拍即合。
只是目前大學城的開發建設，已經脫離了原先單純解決高校擴招壓力的初衷，成了誘人的“蛋糕”。對于政府，利用銀行貸款來支持高校擴建可謂“一石二鳥”。銀行在政府的隱性擔保下，似乎找到了優質客戶，為多余的存款找到了相對“安全”的去處;政府則不但解決了教育經費的投入不足問題，還坐收了由高校擴建帶來的GDP增長以及周圍地區的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地方政府雖然低價向高校出讓了土地，但是早已在其周圍的土地出讓中賺了個盆滿缽滿。以南京的江寧區為例，隨著大學城的安家落戶，當地商品房價從幾年前每平方米千元左右上升至現在的每平方米3000多元。面對這一即將到來的多方共贏的局面，豈能錯過？
中國高校盲目擴張規模的原因在于其官僚行政單位的本質，而這種屬性所帶來的，則必然是財務上的預算軟約束。
誰將為大學壞賬埋單？
“你們借那么多錢怎么還？”
“在借錢的時候，我們壓根兒就沒打算還。”
這是一段發生在兩所著名大學負責人之間的對話。毫無疑問，這肯定會讓中國銀行家們暗中叫苦。
公立大學大量向銀行貸款是中國特有的現象。根據“藍皮書”，2004年，按照高校貸款最高估計是2000億元。但是如果公立高校作為非盈利性機構，少則上億元，高的達數十億元的貸款，其還貸能力從何而來？這不得不讓人頓生疑問。
前文已述，眾多高校由于過度借款，現如今已經淪入有力付息、無力還本的境地。如果收入來源發生波動，那么其付息的能力也要大打折扣，銀行面臨的貸款風險將大幅上升。有消息稱，一些當地的銀行紛紛接到總行通知，暫停對高校的所有信貸、授信業務，包括已經簽約和正準備發放的貸款。內地的大學城項目已經被排在“鋼材、水泥、電解鋁”之后，成為又一個高風險貸款項目。
但是據記者采訪的結果，銀行方面的態度并非如此消極，它們認為高校貸款均有土地作為抵押，如果高校發生財務危機，銀行理論上可以通過拍賣高校事先圈得的土地甚至其他固定資產以收回貸款。不過，這也許只是銀行表面樂觀的理由罷了。因為土地的價格波動性很大，從根本上講并不具備保值能力，加上這兩年土地基礎價格被大幅炒高，土地的實際抵押價值更是可疑。即便剔除上述因素，如果“高校”概念不復存在，這些郊區的土地也沒有多少增值潛力。
可見，銀行并非要依靠賣樓賣地來收回貸款，其真正賭的是政府肯定會來“救火”的。如果銀行和高校之間發生借貸糾紛，作為當初力促“銀校合作”的地方政府會袖手旁觀嗎？對教育負有終極責任的中央政府會不出來干預嗎？在銀行看來，由于大學城項目多受政府支持，政府似乎已經成為這些巨額貸款的“第二背書人”，即使沒有明示的擔保，也做了隱性擔保。如此一來，政府就要被推到風口浪尖。高校的瘋狂擴建，銀行的熱情解囊，在這背后是它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假設——高校還不起債務，自有政府來填窟窿。這是否也是一種你請我愿的“銀校合謀”呢？
當然，政府充當救火隊長也不無可能。如果沒有政府的及時趕到，那些國有銀行、券商們的不良資產早已夠它們破產數次了。鑒于高校“破產”具有極強的外部性，政府不但不會見死不救，甚至會撥出巨款，以示安撫。到頭來，只剩下迷惘的納稅人，一邊為高額的學費苦苦掙扎，一邊為償付高校的貸款而默默貢獻。
大學作為當今中國的特殊利益集團之一，不僅吃銀行、財政，也同樣吃學生(以及學生家長)，其一家通吃的能力比之傳統國企以及新型金融大盜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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