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的一個上海招聘會吸引了眾多來上海求職的應屆生 本報記者 麥圈／圖
沒有方向感的“新盲流”們
“我們鞋廠數我學歷最高。看倉庫的本科大學生，不知道我算不算全國頭一個？”
站在廣東佛山市南海區平洲精旺鞋業有限公司的倉庫門口，這個一頭長發、頗有點藝術氣質的大學生不忘給自己幽上一默。胡良奎是學廣告專業的，當過安徽財經大學文學與藝術傳媒學院學生會副會長，自詡在大學里算是個才氣縱橫的另類人物，簡歷中，他聲稱著有長篇小說一部。
其實，他去年在合肥曾找到過幾份工作，最高的一份給他1400元／月，但他覺得像他這樣的大學生至少也值2000元／月。此后他從合肥折騰到廣州，又從廣州、福州、深圳一路折騰到佛山。廣州不少廣告公司只給600元／月的底薪，深圳的一些廣告和銷售公司更狠，底薪一分不給，只拿業績提成。他兩手空空來到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邊，進了這家鞋廠。現在，他的工資是每月800塊錢。
近幾年，中西部應屆畢業生洪流，正在以越來越龐大的規模涌向北京和東南沿海大城市。這一涌流與大學擴招直接相關。2001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只有114萬，2003年，第一批擴招本科生進入就業市場后畢業生成倍增長，逾212萬。2005年和2006年的高校畢業生各增長到330萬與413萬，分別是2001年的近3倍、近4倍。
然而，中西部的經濟社會條件顯然無法吸納成倍上漲的畢業生。于是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民工潮”之后，21世紀初，一股來自中西部的“大學生潮”開始形成，大規模地涌向吸納能力相對較強的北京和東南沿海大城市。國家人事部最近公布的數據表明，2005年僅北京、廣州、上海、深圳4城就接收了人事部抽查的15個省市10.9％的高校畢業生。更有論者指出，近年北京地區和東南沿海地區每年至少吸納了全國高校一半的大學畢業生。
然而一個城市的吸納力是不可能極速膨脹的。
隨著畢業生數量的增長，這股就業洪流由此變得曲折起來，一些就業支流甚至正在演變成胡良奎式的大學生找工“新盲流”。
“十元店”里的浮躁和勇氣
歷經幾番找工，今年3月6日，胡良奎入住深圳寶安北路人才市場附近的一家每天只需10元住宿費的“十元店”。在那里，他才真正意識到自己和其他一些大學生正在陷入找工“新盲流”中。
他應聘的十幾家廣告公司和營銷公司幾乎都不給底薪只給提成，遠沒有他在合肥放棄的那份工作理想。他認為大學生就業價格的這種“賤賣”，與來深圳、廣州找工的大學生太多有關。“人才市場和”十元店“附近到處都是背著包、拿著地圖、臉色沉重的大學生”，他住在一個擠了14人的小房間里，空氣中彌漫著腳臭味。整棟“十元店”舊樓里，聚集了幾百名來深圳找工的應屆大學生。
一天中午，找工失意的胡良奎在“十元店”旁吃快餐時，看到一個漂亮女孩坐在對面一個勁兒地喝免費湯。胡良奎從旁人那里得知這是一位找工的大學生，現在沒錢吃飯。胡良奎給她買了份快餐，結果女孩看著快餐就扒，痛哭失聲。
女孩是成都某高校的應屆專科生，父母已為她找了一份教師的工作。但她不滿意，就辭工來深圳找夢想。結果工沒找到，手機又被偷，身無分文。胡良奎勸她回家，“既然有跨出一步的勇氣，為什么就沒有退回一步的勇氣呢？”可她始終搖著頭。
“這事兒對我觸動挺大，我發現不少大學生，包括我，來南方都是很盲目的。”于是胡良奎回到了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邊。“現在先在鞋廠做幾個月，等五六月份回學校拿學位證時，我就辭工。這也是為了磨磨身上的浮躁氣吧。”身處逆境的胡良奎還是想得很從容。
但廣州南方人才市場附近的“十元店”里，不少從外地趕來的大學生并沒有胡良奎那樣的從容與灑脫。
“十元店”里的應屆生趙某，西安一所金融學院經濟學本科專業，是河南商丘的農村孩子。他說自己已在一家沒有底薪只有提成的融資公司跑了一個多月，但還沒拉到一單業務。“還想撐一個月，如果還沒業務，那我真就彈盡糧絕了，只能先回學校再說。”他的大學4年是靠父親刨地撐下來的，自己還申請了1萬元的助學貸款。他這些天一直睡不好，同班28人才簽掉4人，并且找到工作的都不如意，“找不到工作，我無臉見江東父老啊”。
上海浦東新區最繁華的陸家嘴地段，也匯聚了100多名和廣州、深圳“十元店”里相似的外地大學生。他們住在一幢破舊大樓第12層的簡陋房間里，名稱更時髦些，叫“求職村”。他們入住短則幾天，長則一兩年。吃3塊錢一份的蛋炒飯，住15元一天的架子床，早出晚歸，出門光鮮，歸來垢面。幾十人共用一臺熱水器，甚至棲身門板之上……
3月31日夜，1205房間的年輕人各懷心事。從內蒙古結伴而來的包頭財經學院的兩位同學，蜷縮在架子床上蒙被而睡。兩人甚至連簡歷還沒做好，就冒失地來闖上海灘。這是他倆繼天津后的第二站，給自己限期一個月。事后記者知道，當天他們按照報紙的招聘啟事去徐匯區一家公司應聘，結果沒找到，卻晃到徐匯公園抽了半天煙。
同一房間里的徐州師范大學應屆生任志杰，入滬4天來找到的最好一份工作是服裝銷售，底薪1000元外加提成。而去年畢業于燕山大學國際金融系大專班的宋國明，工作從天津找到上海，一個月薪千元以上的工作都沒找到，幾番在“十元店”里搬進搬出。
3月30日中午12時，錢財耗盡的宋國明將再次離開“驛站”。記者去送他，他一直低著頭走路。在火車站的候車大廳里，他想起了在上海最后悔的一件事，當時有家公司愿給他一個月900塊錢，包住，他沒去，“在上海長時間找不著工作，人會疼的”。
陳示富，畢業于山東工商學院，整整在1204房間住了一個月，面試24次，參加13場招聘會，簡歷遞出不計其數，結局還是空手而歸。
在宋國明離開的那個晚上，陳示富喝醉了，躺在花圃里滿懷哲理地說了一句：“這城市與我有關嗎？”記者捶了他兩拳，說，再喊兩聲吧。這山東漢子竟真扯開嗓子喊了起來……然后扭過頭，倏地起身，頭也不回地朝“求職村”走去。
為何“寧要都市一張床，不要西部一套房”？
在這些外地找工大學生的意識中，京滬穗深這樣的大都市，總是意味著機會、高薪和前途。以往他們的師兄師姐們以就業經驗和日常信息，影響著他們產生一顆顆“都市心”。這無疑加劇了職業供給的不平衡，最需要大學生的地方少人問津，而都市的大學生求職者則人滿為患。
北京大學教育學者岳昌君的調查也證實了這一點，2005年北京高校畢業生的起薪顯著高于中部地區，大中城市就業的畢業生的起薪顯著高于非大中城市。
因“都市心”形成的盲流，在中國人才研究會理事鄭惠忠看來，是高校的就業指導和人力資源市場沒有發揮好信息整合的作用。一開始就解決好這些學生與大城市間的“信息不對稱”是一個基礎性問題。
北京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專業的王明，因為專業不吃香，這位來自內蒙古農村的大學生覺得，以考公務員的方式留在北京是最好的方向。從去年開始，他數次參加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的公務員考試，但最后總是被淘汰。前段時間，崇文區舉辦了一個公務員事業單位招聘會。他去一看，有80％的崗位都只面向北京生源。沒有戶籍限制的民族宗教事務處，碩士生的簡歷也有一尺多高，本科生的簡歷更是好幾摞。他最后連筆試機會都沒得到。一星期前，他母親打來電話：“人家都能找到工作，你怎么就不行？”當時他急了，手向走廊的玻璃上砸去。記者見到他時，他手上的傷還沒好。
此后他不停地在網上和招聘會上投簡歷，一心想留在北京。現在的就業期望已降到有沒有北京戶口無所謂，只要能給2000元／月以上的工資就接受。他曾經想去山西，但他的母親不同意。“村里人肯定會議論，誰誰家的孩子在北京念書，結果找工作反倒去了外地。”他說。
“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西部、基層一套房”成了北京大學生們普遍的就業心態。中央民族大學就業中心一位負責人介紹，去年73％的畢業生都是留在北京工作，就業去向太集中于北京了，“像我們學校的學生，要是到其他地方，即使是省會城市都是很好找工作的，但他們就是不愿意去。”
北京林業大學招生就業處副處長王立平也介紹，80％的畢業生選擇留在北京，“學校很多涉及林業技術的專業在基層林場用得上”，可去基層林場的畢業生幾乎沒有，“去了也養不住”。
而另一方面，北京市的《2006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意見》規定，今年將繼續執行京外生源本科畢業生擇優留京就業政策，本科生留京比例仍限定在30％。所以，教育學者楊東平教授認為，高等教育即使擴張到目前規模，也還沒到大學生過剩分不出去的地步。像北京的大學生就業難，“更多地還是與畢業生千方百計要一個北京戶口有關。”
這種情況也在上海出現。上海師范大學中文專業某班的31個人，除考研的9人以外，剩下22人只有一人簽約。一些外地大學生告訴記者，為了留在上海，他們甚至放棄戶口，到缺乏保障的私立學校就業，拿1200元－1300元／月的工資。有學生移動著日漸寬松的表帶，說：“最近都瘦了一大圈了。”
而在全國，北大教育學者岳昌君對2005年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分布調查發現，該年七成以上的大學生在大中城市工作。但隨著國家鼓勵大學生去基層、邊遠地區的激勵政策出臺，這一年去縣城以下的大學生比2003年上升了3個百分點。
但岳昌君認為，大學生大量去農村還不太可能。由于目前制造業占很大比重，他認為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將越來越多地吸納大學生，這需要大學生轉變“都市心態”的擇業觀念。
“面霸”、“考霸”傳奇
在大學生就業壓力之下，不但有暗潮涌動的“新盲流”，還涌現出富有傳奇色彩的“面霸”、“考霸”，而往往是這樣堅忍的同學，在7月來臨前總能找到“婆家”。
3月底，廣東海洋大學國貿專業的應屆本科生吳錦方終于找到了一份1000元／月的營銷工作，脫下了“面霸”的帽子。“面霸”是今年大學畢業生的一句行話，是指樂此不疲參加面試的人：“面霸”再被拒絕無數次而堅忍不拔的，就成了“拒無霸”。
為了在廣州找到一份工作，吳錦方在今年2月份的20天內在網上投了近1000份簡歷，“連吃飯時都按著鍵盤投幾下”。他得到過30多個面試機會，他趕了20多個，“差不多有兩個星期，我就是部面試機器，從早到晚都排滿了面試”。他對薪水的預期也隨次遞減，從1800元降到1500元，再降到1000元。“如果連每月1000元的工作都找不到，那我只有離開廣州了。”他告訴記者。幸好，他最終找到了工作。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管理學院政治學專業的王勝德，被同學戲稱為“考霸”。從去年12月25日起，他去過十幾個城市考公務員，“國家公務員、檢察院、法院、北京、上海、大連、福州、廣州、深圳……”
為了考公務員，他已經花了5000多元，這3個多月中有2／3時間在路上、在東莞至廣州的火車上，他站著復習公務員考試資料，再站回來。“在東莞，沒地方住，我就和同學的哥哥一起擠在民工棚里，蚊子亂飛，屋子很暗。”“考霸”向記者歷數奮斗史，還調侃了一下非“考霸”：“有個同學每次考總是離錄取差一名。到最后考上了，卻開始懷疑這是不是真的。”
3月31日晚11時，他最后對記者說，明天自己還要踏上去天津考公務員的路。
這位“考霸”其實是站立在一個龐大的數字前。據教育部門公布，2006年的公務員報考人數為127.5萬。其中通過招考部門資格審核的公務員考生約為50萬人，合格人數與計劃錄用人數的比例約為43∶1，超過了2005年37∶1的平均報考比例。即400多萬畢業生中，只有3％的人能實現這個愿望。
報告公務員因為這種激烈競爭而在各大高校里“白熱化”起來。
武漢大學法學院300多名碩士畢業生差不多全部報考了公務員，最后被錄取的只有五六個人，這幾位“成功人士”成為年級里的傳奇人物。
該學院的女研究生小羅告訴記者：“之所以這么熱，是因為一個畢業生很難在其他地方找到像公務員那么穩定、體面、高薪的工作。現在工作實在太難找了，只要是個機會我們都想試。”
面對“面霸”和“考霸”的不易，一些畢業生自然要利用身份資源、親友資源和權力資源。北京科技大學行政管理專業的李亮告訴記者，班上的北京本地同學找工作比他們容易，“10個北京人中就得有8個可以找到門路。”而武大法學院的一個男生，他姐姐在中石化工作，他就托姐姐的關系，最后也簽到了那里。而中國政法大學一位學生告訴記者，他們在找工作中有著微妙的群體分化現象。農村學生、貧困學生沒有家庭背景，只能不斷積極地找工作機會。
與北京大學教育學者岳昌君一同做相關研究的文東茅教授發現，“父親的社會階層越高，畢業生的平均起薪額也越高，父親為農民者比父親為行政管理人員和經理人員的畢業生平均月收入分別少400元和300元。”他們的研究表明，與2003年相比，畢業生的家庭經濟條件和社會關系網絡在求職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盡管知識、學歷和自身能力仍是就業的決定性因素，但我們需要警惕這種不公平現象。”文東茅告訴記者。
名校生、博士生依然“好女不愁嫁”
清華大學2002級計算機系博士研究生蔣同學基本上不愁了：“清華學生找工作很輕松。我們專業的畢業生主要去向依次是國企、外企和黨政機關，進高校的很少，除非是留校，要么就出國做博士后。我們找工作很輕松，不存在問題。因為各個課題組與國內外大企業有很多合作關系，清華的牌子及導師的名氣為我們鋪平了就業大道。我們每個人一般只投兩三份簡歷，現在每個人手上都至少有一個offer，如我就拿到了3個，我的選擇標準是長遠發展的前景。”
從復旦大學得到的一個數據是：2005年復旦全校本科生平均就業率為95.30％。其中通信工程、財政學、高分子材料與工程、新聞學等16個專業的就業率達到了100％。過去普遍認為男生在就業中占據優勢，然而通過復旦在校學生職業發展在線所做的調查發現：2005屆本科畢業生男女就業率存在一定差異，男生就業率為93.05％，女生就業率為97.96％，女生高于男生4.91個百分點。
復旦就業指導中心主任許玫告訴《新聞晚報》的一位記者，男女畢業生對就業環境壓力的應對，女性要高于男生。在復旦，從心理準備、在校期間能力培養、社會工作、實踐活動的參與度等角度來看，女生表現出的積極性明顯高于男生，這使女生在就業市場上顯示出明顯的優勢。
而博士生好像也不需要太愁。
華中科技大學2002級電機工程系博士研究生辛同學說：“我們班按時畢業的同學共有10個，全部進了高校，其中6個留在武漢、1個在長沙、2個在南昌、1個在廣州。這些學校全部都是211以上，對于華中大的博士生來說，211是個底線。博士生找工作一般不會去雙選會‘撒網’，而是一對一的聯系，合則約見，比如，我就投了南昌大學和江西省電力局。我們找工作都比較順利，雖然其間會被拒，但波折不算太大。這主要是博士生沒有像本科、碩士那樣擴招，每年畢業的博士生數量基本穩定；另一方面，高校持續擴招，相應的師資需求也有所增加，所以目前博士生就業市場基本上供需平衡。另外，高校的工資待遇不錯，工作穩定，博士生一進高校便是副教授，且年薪都有三四萬，待遇問題上東西部高校的差距并不大。據我所知，高校在選擇人選上，重男輕女的情況并不嚴重，較之男生，女生當老師并無劣勢。”
就業不難路在何方［縱深］
中國應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圖為2005年5月21日，吉林省長春各類職業教育學校在長春文化廣場舉行職業教育技能展示會 夏日／圖
今年2月，記者在廣東汕頭采訪時發現，峽山鎮的織帶廠奇缺熟練技工和高級技工，老板開出的價碼常在3000元／月－10000萬／月之間。當地工人介紹，把自己訓練成一個高級技工一般需三五年，小學文化都可做到。技工奇缺和身價的走高，已成為長三角與珠三角的共同現象。
但也在該月，廣東的招聘會被省內外應屆畢業生擠爆。尤其是2月5日這天，雨大風冷，招聘會現場依然人山人海。為了給用人單位遞一份簡歷，不少學生排著長隊，衣衫盡濕。許多本科生已把身價降到了1000元／月。
結構性就業難題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一項調查讓很多人驚訝地認清了大學生和民工的“差距”。調查結果顯示：2006年，進城務工農民的月薪平均預期是1100多元，而應屆大學畢業生對月薪的平均預期僅為1000元。
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如實地反映了擴招帶來的短期的大學生供過于求。市場用月薪這枚小小的砝碼，稱量著天之驕子們的自我估價。
“市場更需要財富的直接創造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說。
“企業對大學應屆畢業生的評價普遍不太高，他們覺得這些應屆生們要求多，但不能吃苦，缺乏動手能力和團隊精神，所以很多企業就更青睞有工作經驗的人才。而另一方面，學生則抱怨企業開的薪水低，要求苛刻，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就盲目地去考證，以增加擇業的砝碼。”在走訪了不少企業和學生后，中山大學高教所張明強教授這樣總結兩者之間的分歧。
“2005年私營企業比前兩年增加了450萬個就業就會，而教育、科技、國家機關增加的崗位比較少。教育行業新增崗位24萬個，金融業新增2.7萬個，而科技領域只招了3000人，電、水、煤這些行業就更少了。”岳昌君說，“大學生喜歡去的地方恰恰吸納能力小。”
岳昌君將其稱為“供求結構矛盾”。國家發改委則稱之為“結構性就業難題”。實際上，這種“結構性就業難題”不僅體現在不同行業間，也體現在不同地域間。“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西部、基層一套房”就是這種地域差的表征。
據報道，中國農業大學的動物科學專業研究如何養牛、養豬，可很多畢業生為了在大城市里找到工作，干脆轉行，“很多畢業生寧愿在北京賣飼料當推銷員，也不愿意到基層去”。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的畢業生研究的是如何讓果樹產量更高、花卉生長更好。“可很多同學去推銷園藝產品，在辦公室做文秘。”該學院學生桓靖學對記者說。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劉君給這種現象起名為“職業歧視”。
“當‘精英情結’的淡化速度沒有趕上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普及速度時，人們的就業心態就會變得狹隘，而擇業的自主性和多樣化也就會大受限制。一是造成了大學生普遍薪資期望過高，從而抑制了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二是造成了局部地區和局部行業人才的過剩，因為大家都希望留在發達的大城市中，都只希望學金融、會計、計算機等熱門專業，所以市場上也才會出現年薪數十萬求一焊工或鉗工而不得的現象。”他說。
全力打造中國職業教育
目前中國還處在第一次工業化期間，經濟結構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與此對應，初等的人才，熟練工人占主要地位，中間層次還是相對少，高端人才需要更少。教育部職業技術研究中心研究所所長助理姜大源向本報記者分析說，只有當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時，這個人才結構才會變成一個橄欖型，就是金字塔的底部開始萎縮，中間的層次，中等職業教育人才、中等的管理人才開始增多。在世界上，已經實現了第二次工業化又實現知識經濟的國家，如歐美國家，就呈現出這種橄欖型的結構。
所以，受經濟結構所限，中國不可能跨越金字塔階段。但1990年代后期到2005年，由于高校的擴招，職業教育的比例從原來的58％滑到38％。不少職業學校招不到學生而萎縮。姜大源認為，這個38％會延緩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中國目前出現的技工荒，就是人才結構和經濟結構沒有相協調的例子。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就業指導中心主任李凱則從培訓模式的角度觀察認為，當前高校畢業生就業難，主要原因在于高校培養的人才與市場對人才的要求是“兩張皮”，人才的知識結構、層次與用人單位不吻合。
姜大源也認為，中國的職業教育應該占半壁江山以上才對，絕對不能按照中國傳統的思維習慣，不能總拿清華、北大來比照，過度強調高學歷，“我們現在老培養金字塔的塔尖，所以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
據他介紹，德國是職業教育帝國，70％的初中畢業生在16到19歲接受職業教育，普通高中學生不到30％。德國崇尚職業技術教育，根本不會有歧視現象。“德國制造”之所以厲害，就得益于職業教育。
姜大源認為，在職業技術學校中只背書肯定是過不了，絕對不能夠黑板上種田、教室里開機器。職業教育必須跟技能、跟機器、跟設備打交道，否則就拿不到職業資格證書。所以國務院決定在未來5年之內，拿出100億元做兩件事，一個是對貧困家庭的資助，一個是實訓基地的建設，在全國做2000個示范基地。
在這方面，頗受深圳市政府扶持的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可作一分析樣本。據該學院就業指導中心主任李凱介紹，學校共建有309個校外實訓基地，如金融專業有個模擬銀行，物流專業課堂講授的主要內容并非物流原理，而是直接告訴你怎么跟單、怎么報關，學生畢業后，便可直接上手。
由于職業教育和市場脈動緊密相關，姜大源認為，政府除了投入、除了法律框架，更應該是信息的引導。政府要建立職業預警系統，需求驅動，哪些職業可能消失，哪些職業可能產生。這種職業資格的早期辨識，在德國由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來做。中國地太大做不了，但是一個城市或者一個行業可以做。
在職業預警方面，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已經在嘗試。招生就業辦公室的書架上擺滿“就業服務”及“用人單位跟蹤調查”資料，都是各專業負責人走訪企業時搜集到的回饋與意見。他們把目標瞄準在深圳的制造業人才及服務人才的大量需求上。李凱介紹，一些熱門專業，如汽車專業、計算機輔助設計，學生還沒畢業，企業就打電話來叫“幫忙留幾個好的”。反之，如果專業設置不再適應市場需求，就要被“砍”掉。比如，1998年建立的路橋專業在2003年因市場需求小而被取消。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因此在近年始終保持著95％以上的初次就業率。
歸根到底是提高高等教育質量
大學生身價不如農民工，中國高等教育是否出了什么問題？
“目前高校的專業設置確實有問題。普通高等學校專業結構和勞動力需求結構完全不一致。勞動力市場需求的，高校培養不出來；高校培養出來的，市場又不需要。”岳昌君說。
市場需要怎樣的勞動力結構？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說，勞動力市場上大學生越來越多，而熟練技工卻越來越供不應求。不同層次的大學定位一樣，都在爭奪同樣的位置。他認為，一些高校必須轉向培養技能型、生產型人才的領域，才會有競爭力。
事實上，高等教育即使規模擴張迅速，大學以上學歷人口數仍然只占我國總人口的5％、勞動力人口的10％。這一比例不僅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甚至相比于菲律賓、泰國等國家也有不如。
“所以不要造成‘大學生過剩’的誤解。”楊東平說。在他看來，擴招真正帶來的問題，是教育資源緊張導致的學生人均培養費用減少。
據楊東平調查，某省省屬高校，學生人均投入從六七千元下降到了2000元，“這和高中生差不多。”
而調查也顯示：57.8％的碩士生導師和51.1％博士生導師認為目前研究生質量出現了下降，約有52.7％的研究生院（部、處）負責人認為近5年碩士生質量下降。
“多數西方國家，研究生學位有學術型與專業型之分，前者培養的是從事基礎性、理論性研究的學術人才，后者則偏重于職業能力的訓練，培養的是工程師、臨床醫生、律師等高級專業人才。”他說，“我們的研究生培養目標是1981年按照蘇聯模式制定的，現在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應該實事求是地調整碩士研究生的培養目標，將多數學位定位于培養應用型人才的專業學位。”
“學生們沒學到什么東西，就業當然困難。”教育部職業技術研究中心研究所所長助理姜大源對本報記者說，“考試之前背一背，最后拿個成績，這種惰性知識有用嗎？”
“這些都是歷史性的問題。”廣州市銳旗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希宏對記者說，“高校在招生及教學環節上采用的是計劃模式，而到了人才輸出時，卻遵循市場經濟模式，完全由畢業生自主擇業就業。兩者沖撞，引發矛盾，其結果就是就業難。”
“十一五規劃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這個提法在先前所有的文件中都從來沒有出現過。”楊東平說，“這句話意味深長。”
而要從根本上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楊東平認為應對目前的高校管理體制進行徹底改革。“如果高等學校還沒有確立一種學術本位的管理，還是嚴重的官本位和計劃學術，又想要參加國際競爭，培養高素質的人才，這是不可能的。”他說。
“醫療體制改革已經開始做了，教育體制改革仍然沒有提到議事日程，我認為已經到了啟動的時候了。”楊東平說。
當然，也有學者強調，大學教育并不能簡單等同于職業教育，不能單用就業率衡量。從這一角度看，提高高等教育質量，也是提高中國人的人生教育質量，提高大學生的人生質量。
形勢嚴峻不等于“嚴冬來臨”［縱深］
廣州簡陋的十元店內，求職大學生們忙著準備應聘的資料和面試 本報記者 麥圈／圖
■權威
盡管矛盾很多，困難不少，社會上“大學生就業的冬天”也已經叫喊了好幾年，可是年年“冬天”年年“過”，我們不也迎來和煦的春天了嗎？實事求是地說，大學生找個工作并不難，難的是找一個理想的工作。作為朝氣蓬勃、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沒有必要“一葉障目不見森林”，也沒有必要患得患失、畏縮不前或自暴自棄，要看到高校畢業生就業面臨的有利條件和難得的歷史機遇，迎難而上，做出無愧于時代的光榮抉擇。
首先，黨和政府極其關心大學生就業。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全力做好大學生就業創業工作，并多次在有關會議上強調做好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重要性。各級黨委、政府也把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擺上重要議程，突出其重要位置，采取了多種措施積極推動和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
其次，高校的“一把手工程”已經深入人心。自2003年以來，國家逐步把畢業生就業納入高校考核的重要指標，突出強調畢業生就業在高校改革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積極倡導并嚴格要求高校的“一把手”對本校畢業生就業工作負總責，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不論是在硬件投入還是在軟件建設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一些學校已經向學生莊嚴承諾，只要不過分挑揀，學生不出校門就可以找到工作，這在一定程度上給畢業生“吃了定心丸”。
第三，經濟發展勢不可擋。解決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歸根結底還得依靠經濟的拉動和促進。近年來，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這對緩解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和建設和諧社會、創新型國家，堅持走自主創新道路，將直接拉動和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同時，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我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將為高校畢業生創造更多施展才華的空間。
第四，基層大有可為。“猛將必拔于卒武，賢相必起于郡縣”，自古是之。去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于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意見》，從制度層面上固化了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渠道和途徑，標志著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進入全面推進的新階段。這是黨中央、國務院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是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事關青年健康成長、事關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工程，畢業生應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勇于到基層鍛煉成長，善于在艱苦、復雜的環境中脫穎而出。
第五，政策環境更加寬松、有力。近年來，圍繞推動和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方針政策，為畢業生充分就業提供了制度保障、政策保障和工作保障。例如，在自主擇業方面，破除了一切部門限制和地區限制，畢業生可以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在自主創業方面，免除了創辦企業的有關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并可提供小額貸款資助；在鼓勵下基層方面，除給予一定的生活保障外，在落戶、職稱、考研、考公務員等方面享受優惠政策；在就業服務方面，不僅學校有周到的指導和服務，政府有關部門特別是人才市場、勞動力市場和畢業生就業市場也提供多種公益性服務；在擇業期限方面，不僅畢業前可以找，而且畢業后兩年內仍可雙向選擇；在困難救助方面，畢業后可以登記失業，享受失業人員優惠政策，特別困難的還可以申請臨時救助，可以得到比如生活救助、醫療救助、司法救助等方面的支持。可以說，現有政策涵蓋了畢業生就業的各個方面，基本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政策框架體系。
就業歸根結底是畢業生自己的事情，現在已經是3月下旬，對高校畢業生而言，一定要抓住機會，盡量早定工作崗位。否則，畢業即失業，不僅無法回報家庭的經濟投入，更談不上實現自己的鴻鵠之志。
筆者對畢業生求職有這樣一些建議：1.機不可失，早作決斷。當前，很多畢業生還在左顧右盼、猶豫不定，有的學生手中有幾個選擇但遲遲不簽約，總希望奇跡在明天出現。豈不知，用人高峰稍縱即逝，在畢業生供給充足、社會需求呈現買方市場的態勢下，好的用人單位不可能在一個需求周期內兩次或多次到同一個學校去，更不可能苦苦等待你遲來的回復。所以，建議目前有就業意向的同學盡快簽約。當然，實在不理想的也不要強人所難。
2.全面撒網，重點捕魚。還沒有找到工作的畢業生，就業信息是最重要的。一方面，要盡快與學校就業部門聯系，取得主渠道的幫助和支持；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地緣、血緣、學緣”關系，發動老鄉、親友、同學（校友）找信息。在有目標的情況下，要重點“捕魚”，在沒有目標的條件下，可以有選擇地全面“撒網”，甚至“有棗沒棗打一竿”。
3.高也成，低也就。大眾化教育必然導致大眾化就業，高校畢業生已不再是“象牙塔”里的“陽春白雪”，這種轉變促使高校畢業生在享受大眾化教育成果的同時也肩負著就業陣痛的壓力。于是，不就業族、考研族、創業族、打工族、出國族紛紛出現，使得高校畢業生就業越來越多樣化、多元化。因此，高校畢業生不僅要能承受“治國平天下”的重任，更要能夠忍受“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痛苦，在激烈的就業競爭中，理想的職業固然重要，但在沒有更好選擇的前提下，暫時屈就也是權宜之計。
4.先就業后擇業再創業。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經濟社會發展的事實越來越證明，一個人不可能終生從事一種職業。因此，具有高附加值人力資本的高校畢業生沒有必要刻意追求一時的“完美”，完全可以先就業，然后在職業發展中選擇從事的專業，進而在不斷積累中成就自己的事業。在“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況下，最好還是先落實個單位，然后再根據情況伺機而動。當然，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必須處理好與已簽單位的關系，并能夠承受違約引發的責任。
（摘自2006年3月24日《中國教育報》“破解就業難題之策：理性分析畢業生就業形勢”一文，本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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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彪喜的求職心得
覃彪喜（中）在高校演講后回答學子們的問題 何燦／圖
覃彪喜，一位大學畢業不過4年的年輕人，曾頻繁跳槽，從大學教師到房地產策劃師、IT項目經理，現在則擔任自創的文化傳播公司的董事長。他的《讀大學，究竟讀什么》一書，以親身經歷，為師弟師妹們解惑答疑。
近日他在接受《南方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的確，學歷是求職中的關鍵因素之一，這對于出身名校或較高學歷的學生來說固然有優勢；但對于一般高校的畢業生來說，也不必太在意自己不知名的學校和不高的學歷。我自己畢業于中南大學思想政治專業，一開始也有自卑，但在實際工作當中并沒有發現有多么明顯不如人的地方，甚至專業不對口也不是什么障礙。在我工作過的公司里，房地產策劃師、資產評估師都不是科班出身，公關部經理甚至連大學學歷都沒有，但言談舉止和工作能力絲毫不遜色于身邊的大學畢業的員工，收入自然也就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這一切，令我在后來找工作的時候再也沒有背包袱。
大學生做簡歷，要對自己有恰如其分的夸大，一定要突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武俠小說里不是說“一劍封喉”嗎？現在求職也得“以簡封喉”。
招聘人員篩選簡歷時，只需5秒鐘，所以那些豪華版根本沒用，會被毫不猶豫地扔進垃圾桶。
一份好的簡歷必須是簡單明了的，讓人一眼就能對自己有個大概的了解。在我看來，一份求職簡歷只要用一張A4紙做個表格就足夠了，寫明其學校、專業、特長、作品、工作經驗、所獲獎勵。
我一個從湖南懷化學院畢業的表弟來深圳求職，做分析、寫簡歷，明確地突出了其特長。結果，一周內他就上班了。他們八位同學一起來的，其他人每個月都只有兩三千，而他已經能夠拿到年薪10萬。
要使自己真正有競爭力，先要在大學四年內好好學習、提高素質。
如果大學四年只是看碟、上網、同居、吃喝玩樂，那畢業時只能是到處亂投簡歷，像無頭蒼蠅一樣瞎碰，絲毫不能怪社會不認可他們。要知道，大學生的學歷不代表競爭力，不能創造價值，只有知識和能力才行。
（轉自2006年4月3日《南方日報》“想讓師弟師妹分享我的求職體會”一文，本報有刪節）
■聲音
“皇帝女兒也愁嫁”
女性畢業生問題已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
不只是本科生與專科生面對著身價下降和找工變難的壓力，兩三年前“皇帝女兒不愁嫁”的研究生，就業也變得尷尬起來，有的地方甚至“下嫁成風”。歧視女性畢業生行為已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
成都市武侯區教育局就碰上了這股“下嫁風”。據調查，四川大學理工科研究生就業情況依然良好，文科研究生就業情況就很不令人滿意，很多人無法像往屆畢業生那樣留在成都，而是簽到了一些地市級的學校。所以，當武侯區要招3名小學教師時，居然有10余名碩士生前來報名。
3名女研究生分別被招進川大附屬小學和進龍江路小學。接受本報采訪的張姓女研究生稱，她至今都沒敢告訴導師說她已經改簽到小學了，盡管她喜歡教書。
但某歷史系女研究生小容卻想“下嫁”而不得。今年3月份，她報考廣州二中的圖書館管理員，當時居然有30多名大學生參加考試。她覺得自己已經沒戲了，因為到現在都音訊全無，而這樣的經歷她在短短數月內已有多次。
之前她并不悲觀，作為廣州本地生源，找一份不太壞的工作應該沒有問題，而且她也準備去一些冷門單位工作，比如與歷史專業相關的研究院、博物館之類，“對此感興趣的人很少，薪水也不高，競爭應該不激烈”。但出乎預想的是，她一次次被拒絕。去年12月她得知心儀的大元帥府博物館招人，卻“不要女生”。小容苦苦哀求，“至少收下簡歷吧”，但招聘人員稱收下簡歷也不要女生。
截至4月1日，小容所在的歷史專業30余人還無人找到工作，“大家見面都比較悶，不愿談找工作的事。”“我們這么多研究生找不到工作，說明這不是我們的問題。”小容認為。
她所認為的直接原因是，2003年第一批擴招的26.89萬名碩士生和2004年全國高校推出的“二年制”碩士均在今年畢業，碩士畢業生因此人數暴增，“用人單位就可以對女研究生挑三揀四”。她回憶3年前她本科畢業時，要進入大元帥府并不難，她的多數本科同學也如愿找到工作。“沒想到3年后讀了研究生，大元帥府反而進不去了。”她感嘆。
廈門大學國際經濟法女研究生Selina的經歷與小容相似。她不但專業成績優秀，而且能講一口流利的外語，但至今沒有找到工作。她甚至有些自哀自怨：“有時我會很難過。”
3年前本科畢業時，“我們班找工作的同學都還找得不錯”，多數進了公檢法機關，還有一個進了國務院。那時Selina也想找工作，但因為學習特別優秀，老師們都勸她“像你這樣的學生不考研，太浪費了”，于是她考了研。
但3年后，刺激她的事接二連三。廈門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在招聘條件中要求應聘者熟悉法律、英語流利、懂閩南語，還要求是男性。她除了性別不合外，其他都合。但那家公司還是對她說：“我們公司現在不招女生，哪怕你再優秀。”她班上的50名研究生，到4月1日還只有3人簽約：“我們都有點疲憊了，不少同學就天天瘋狂看碟，麻醉自己。”
《中國婦女報》總編輯助理、女性問題專家馮媛認為，碩士畢業生增加后研究生的總體就業變得比以前困難，用人單位也更有用男生來替代女生的余地，但更重要的原因她認為是就業中的性別歧視。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62個定點城市的調查表明，有67％的用人單位提出了性別限制，或明文規定女性在聘用期不得懷孕生育。在同等條件下，女生簽約率低于男生8個百分點。
在一些用人單位看來，女研究生進入單位后會談婚論嫁生孩子，人力成本太高，這也是他們寧招女本科生，也不招女研究生的心態。對此，馮媛提出應“權利救濟”，憲法和法律規定了男女平等的原則，包括就業機會的平等。
而學法出身的女研究生Selina，卻感到以“權利救濟”向用人單位討要就業公平，有點無從下手。如果還是找不到工作，她準備考博，“也不去想以后博士畢業后能不能找到工作”。
(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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