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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大學生尋職深度觀察 編者按：還有3個月就是2006屆大學生的畢業時間，時下正是他們的求職高峰期，但據國家人事部、教育部等權威部門發布的信息，今年的大學生就業難甚于往年。今年就業為何這么難？解困之道何在？對這一系列千百萬畢業生、家長、高校乃至用人機構關切的重大問題，本報記者近期奔赴全國東中西部大中城市，走訪機關、高校，探訪學生、用人機構，試圖解答這些疑惑。 □本報記者 傅劍鋒 沈穎 朱紅軍 向郢□實習生 潘曉 凌華亭 馬立明 吳曉群 江春燕 任曉麗 蒲彩 陳鵬 宋涵 劉旭彬 沒有方向感的“新盲流”們 “我們鞋廠數我學歷最高。看倉庫的本科大學生，不知道我算不算全國頭一個？” 站在廣東佛山市南海區平洲精旺鞋業有限公司的倉庫門口，這個一頭長發、頗有點藝術氣質的大學生不忘給自己幽上一默。胡良奎是學廣告專業的，當過安徽財經大學文學與藝術傳媒學院學生會副會長，自詡在大學里算是個才氣縱橫的另類人物，簡歷中，他聲稱著有長篇小說一部。 其實，他去年在合肥曾找到過幾份工作，最高的一份給他1400元／月，但他覺得像他這樣的大學生至少也值2000元／月。此后他從合肥折騰到廣州，又從廣州、福州、深圳一路折騰到佛山。廣州不少廣告公司只給600元／月的底薪，深圳的一些廣告和銷售公司更狠，底薪一分不給，只拿業績提成。他兩手空空來到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邊，進了這家鞋廠。現在，他的工資是每月800塊錢。 近幾年，中西部應屆畢業生洪流，正在以越來越龐大的規模涌向北京和東南沿海大城市。這一涌流與大學擴招直接相關。2001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只有114萬，2003年，第一批擴招本科生進入就業市場后畢業生成倍增長，逾212萬。2005年和2006年的高校畢業生各增長到330萬與413萬，分別是2001年的近3倍、近4倍。 然而，中西部的經濟社會條件顯然無法吸納成倍上漲的畢業生。于是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民工潮”之后，21世紀初，一股來自中西部的“大學生潮”開始形成，大規模地涌向吸納能力相對較強的北京和東南沿海大城市。國家人事部最近公布的數據表明，2005年僅北京、廣州、上海、深圳4城就接收了人事部抽查的15個省市10.9％的高校畢業生。更有論者指出，近年北京地區和東南沿海地區每年至少吸納了全國高校一半的大學畢業生。 然而一個城市的吸納力是不可能極速膨脹的。 隨著畢業生數量的增長，這股就業洪流由此變得曲折起來，一些就業支流甚至正在演變成胡良奎式的大學生找工“新盲流”。 相關：我支持大學生到大城市當“盲流” [我就是一名在北京的大學生“盲流”，雖然工作了幾年也沒多大的發展，卻也攢下了在家鄉縣城買房的錢，隨時可以來一個“華麗的轉身”。如果當初沒選擇到大城市當“盲流”，我在縣城買房至少還需要10年。 “十元店”里的浮躁和勇氣 歷經幾番找工，今年3月6日，胡良奎入住深圳寶安北路人才市場附近的一家每天只需10元住宿費的“十元店”。在那里，他才真正意識到自己和其他一些大學生正在陷入找工“新盲流”中。 他應聘的十幾家廣告公司和營銷公司幾乎都不給底薪只給提成，遠沒有他在合肥放棄的那份工作理想。他認為大學生就業價格的這種“賤賣”，與來深圳、廣州找工的大學生太多有關。“人才市場和“十元店”附近到處都是背著包、拿著地圖、臉色沉重的大學生”，他住在一個擠了14人的小房間里，空氣中彌漫著腳臭味。整棟“十元店”舊樓里，聚集了幾百名來深圳找工的應屆大學生。 一天中午，找工失意的胡良奎在“十元店”旁吃快餐時，看到一個漂亮女孩坐在對面一個勁兒地喝免費湯。胡良奎從旁人那里得知這是一位找工的大學生，現在沒錢吃飯。胡良奎給她買了份快餐，結果女孩看著快餐就扒，痛哭失聲。 女孩是成都某高校的應屆專科生，父母已為她找了一份教師的工作。但她不滿意，就辭工來深圳找夢想。結果工沒找到，手機又被偷，身無分文。胡良奎勸她回家，“既然有跨出一步的勇氣，為什么就沒有退回一步的勇氣呢？”可她始終搖著頭。 “這事兒對我觸動挺大，我發現不少大學生，包括我，來南方都是很盲目的。”于是胡良奎回到了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邊。“現在先在鞋廠做幾個月，等五六月份回學校拿學位證時，我就辭工。這也是為了磨磨身上的浮躁氣吧。”身處逆境的胡良奎還是想得很從容。 但廣州南方人才市場附近的“十元店”里，不少從外地趕來的大學生并沒有胡良奎那樣的從容與灑脫。 “十元店”里的應屆生趙某，西安一所金融學院經濟學本科專業，是河南商丘的農村孩子。他說自己已在一家沒有底薪只有提成的融資公司跑了一個多月，但還沒拉到一單業務。“還想撐一個月，如果還沒業務，那我真就彈盡糧絕了，只能先回學校再說。”他的大學4年是靠父親刨地撐下來的，自己還申請了1萬元的助學貸款。他這些天一直睡不好，同班28人才簽掉4人，并且找到工作的都不如意，“找不到工作，我無臉見江東父老啊”。 上海浦東新區最繁華的陸家嘴地段，也匯聚了100多名和廣州、深圳“十元店”里相似的外地大學生。他們住在一幢破舊大樓第12層的簡陋房間里，名稱更時髦些，叫“求職村”。他們入住短則幾天，長則一兩年。吃3塊錢一份的蛋炒飯，住15元一天的架子床，早出晚歸，出門光鮮，歸來垢面。幾十人共用一臺熱水器，甚至棲身門板之上…… 3月31日夜，1205房間的年輕人各懷心事。從內蒙古結伴而來的包頭財經學院的兩位同學，蜷縮在架子床上蒙被而睡。兩人甚至連簡歷還沒做好，就冒失地來闖上海灘。這是他倆繼天津后的第二站，給自己限期一個月。事后記者知道，當天他們按照報紙的招聘啟事去徐匯區一家公司應聘，結果沒找到，卻晃到徐匯公園抽了半天煙。 同一房間里的徐州師范大學應屆生任志杰，入滬4天來找到的最好一份工作是服裝銷售，底薪1000元外加提成。而去年畢業于燕山大學國際金融系大專班的宋國明，工作從天津找到上海，一個月薪千元以上的工作都沒找到，幾番在“十元店”里搬進搬出。 3月30日中午12時，錢財耗盡的宋國明將再次離開“驛站”。記者去送他，他一直低著頭走路。在火車站的候車大廳里，他想起了在上海最后悔的一件事，當時有家公司愿給他一個月900塊錢，包住，他沒去，“在上海長時間找不著工作，人會疼的”。 陳示富，畢業于山東工商學院，整整在1204房間住了一個月，面試24次，參加13場招聘會，簡歷遞出不計其數，結局還是空手而歸。 在宋國明離開的那個晚上，陳示富喝醉了，躺在花圃里滿懷哲理地說了一句：“這城市與我有關嗎？”記者捶了他兩拳，說，再喊兩聲吧。這山東漢子竟真扯開嗓子喊了起來……然后扭過頭，倏地起身，頭也不回地朝“求職村”走去。 為何“寧要都市一張床，不要西部一套房”？ 在這些外地找工大學生的意識中，京滬穗深這樣的大都市，總是意味著機會、高薪和前途。以往他們的師兄師姐們以就業經驗和日常信息，影響著他們產生一顆顆“都市心”。這無疑加劇了職業供給的不平衡，最需要大學生的地方少人問津，而都市的大學生求職者則人滿為患 北京大學教育學者岳昌君的調查也證實了這一點，2005年北京高校畢業生的起薪顯著高于中部地區，大中城市就業的畢業生的起薪顯著高于非大中城市。 因“都市心”形成的盲流，在中國人才研究會理事鄭惠忠看來，是高校的就業指導和人力資源市場沒有發揮好信息整合的作用。一開始就解決好這些學生與大城市間的“信息不對稱”是一個基礎性問題。 北京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專業的王明，因為專業不吃香，這位來自內蒙古農村的大學生覺得，以考公務員的方式留在北京是最好的方向。從去年開始，他數次參加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的公務員考試，但最后總是被淘汰。前段時間，崇文區舉辦了一個公務員事業單位招聘會。他去一看，有80％的崗位都只面向北京生源。沒有戶籍限制的民族宗教事務處，碩士生的簡歷也有一尺多高，本科生的簡歷更是好幾摞。他最后連筆試機會都沒得到。一星期前，他母親打來電話：“人家都能找到工作，你怎么就不行？”當時他急了，手向走廊的玻璃上砸去。記者見到他時，他手上的傷還沒好。 此后他不停地在網上和招聘會上投簡歷，一心想留在北京。現在的就業期望已降到有沒有北京戶口無所謂，只要能給2000元／月以上的工資就接受。他曾經想去山西，但他的母親不同意。“村里人肯定會議論，誰誰家的孩子在北京念書，結果找工作反倒去了外地。”他說。 “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西部、基層一套房”成了北京大學生們普遍的就業心態。中央民族大學就業中心一位負責人介紹，去年73％的畢業生都是留在北京工作，就業去向太集中于北京了，“像我們學校的學生，要是到其他地方，即使是省會城市都是很好找工作的，但他們就是不愿意去。” 北京林業大學招生就業處副處長王立平也介紹，80％的畢業生選擇留在北京，“學校很多涉及林業技術的專業在基層林場用得上”，可去基層林場的畢業生幾乎沒有，“去了也養不住”。 而另一方面，北京市的《2006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意見》規定，今年將繼續執行京外生源本科畢業生擇優留京就業政策，本科生留京比例仍限定在30％。所以，教育學者楊東平教授認為，高等教育即使擴張到目前規模，也還沒到大學生過剩分不出去的地步。像北京的大學生就業難，“更多地還是與畢業生千方百計要一個北京戶口有關。” 這種情況也在上海出現。上海師范大學中文專業某班的31個人，除考研的9人以外，剩下22人只有一人簽約。一些外地大學生告訴記者，為了留在上海，他們甚至放棄戶口，到缺乏保障的私立學校就業，拿1200元－1300元／月的工資。有學生移動著日漸寬松的表帶，說：“最近都瘦了一大圈了。” 而在全國，北大教育學者岳昌君對2005年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分布調查發現，該年七成以上的大學生在大中城市工作。但隨著國家鼓勵大學生去基層、邊遠地區的激勵政策出臺，這一年去縣城以下的大學生比2003年上升了3個百分點。 但岳昌君認為，大學生大量去農村還不太可能。由于目前制造業占很大比重，他認為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將越來越多地吸納大學生，這需要大學生轉變“都市心態”的擇業觀念。 相關：大學生就業難與中國經濟"資源錯配" [北京和東南沿海地區占中國GDP的比重何止一半？從經濟發展相對水平看，發達地區并沒有吸收更多的大學生，而在中西部就業的大學生也并不少……經濟資源在一些人為因素的作用下，違背了市場經濟的規律，片面流向重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而知識型服務業則處于低迷。 “面霸”、“考霸”傳奇 在大學生就業壓力之下，不但有暗潮涌動的“新盲流”，還涌現出富有傳奇色彩的“面霸”、“考霸”，而往往是這樣堅忍的同學，在7月來臨前總能找到“婆家”。 3月底，廣東海洋大學國貿專業的應屆本科生吳錦方終于找到了一份1000元／月的營銷工作，脫下了“面霸”的帽子。“面霸”是今年大學畢業生的一句行話，是指樂此不疲參加面試的人；“面霸”再被拒絕無數次而堅忍不拔的，就成了“拒無霸”。 為了在廣州找到一份工作，吳錦方在今年2月份的20天內在網上投了近1000份簡歷，“連吃飯時都按著鍵盤投幾下”。他得到過30多個面試機會，他趕了20多個，“差不多有兩個星期，我就是部面試機器，從早到晚都排滿了面試”。他對薪水的預期也隨次遞減，從1800元降到1500元，再降到1000元。“如果連每月1000元的工作都找不到，那我只有離開廣州了。”他告訴記者。幸好，他最終找到了工作。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管理學院政治學專業的王勝德，被同學戲稱為“考霸”。從去年12月25日起，他去過十幾個城市考公務員，“國家公務員、檢察院、法院、北京、上海、大連、福州、廣州、深圳……” 為了考公務員，他已經花了5000多元，這3個多月中有2／3時間在路上、在東莞至廣州的火車上，他站著復習公務員考試資料，再站回來。“在東莞，沒地方住，我就和同學的哥哥一起擠在民工棚里，蚊子亂飛，屋子很暗。”“考霸”向記者歷數奮斗史，還調侃了一下非“考霸”：“有個同學每次考總是離錄取差一名。到最后考上了，卻開始懷疑這是不是真的。” 3月31日晚11時，他最后對記者說，明天自己還要踏上去天津考公務員的路。 這位“考霸”其實是站立在一個龐大的數字前。據教育部門公布，2006年的公務員報考人數為127.5萬。其中通過招考部門資格審核的公務員考生約為50萬人，合格人數與計劃錄用人數的比例約為43∶1，超過了2005年37∶1的平均報考比例。即400多萬畢業生中，只有3％的人能實現這個愿望。 報告公務員因為這種激烈競爭而在各大高校里“白熱化”起來。 武漢大學法學院300多名碩士畢業生差不多全部報考了公務員，最后被錄取的只有五六個人，這幾位“成功人士”成為年級里的傳奇人物。 該學院的女研究生小羅告訴記者：“之所以這么熱，是因為一個畢業生很難在其他地方找到像公務員那么穩定、體面、高薪的工作。現在工作實在太難找了，只要是個機會我們都想試。” 面對“面霸”和“考霸”的不易，一些畢業生自然要利用身份資源、親友資源和權力資源。北京科技大學行政管理專業的李亮告訴記者，班上的北京本地同學找工作比他們容易，“10個北京人中就得有8個可以找到門路。”而武大法學院的一個男生，他姐姐在中石化工作，他就托姐姐的關系，最后也簽到了那里。而中國政法大學一位學生告訴記者，他們在找工作中有著微妙的群體分化現象。農村學生、貧困學生沒有家庭背景，只能不斷積極地找工作機會。 與北京大學教育學者岳昌君一同做相關研究的文東茅教授發現，“父親的社會階層越高，畢業生的平均起薪額也越高，父親為農民者比父親為行政管理人員和經理人員的畢業生平均月收入分別少400元和300元。”他們的研究表明，與2003年相比，畢業生的家庭經濟條件和社會關系網絡在求職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盡管知識、學歷和自身能力仍是就業的決定性因素，但我們需要警惕這種不公平現象。”文東茅告訴記者。 名校生、博士生依然“好女不愁嫁” 清華大學2002級計算機系博士研究生蔣同學基本上不愁了：“清華學生找工作很輕松。我們專業的畢業生主要去向依次是國企、外企和黨政機關，進高校的很少，除非是留校，要么就出國做博士后。我們找工作很輕松，不存在問題。因為各個課題組與國內外大企業有很多合作關系，清華的牌子及導師的名氣為我們鋪平了就業大道。我們每個人一般只投兩三份簡歷，現在每個人手上都至少有一個offer，如我就拿到了3個，我的選擇標準是長遠發展的前景。” 從復旦大學得到的一個數據是：2005年復旦全校本科生平均就業率為95.30％。其中通信工程、財政學、高分子材料與工程、新聞學等16個專業的就業率達到了100％。過去普遍認為男生在就業中占據優勢，然而通過復旦在校學生職業發展在線所做的調查發現：2005屆本科畢業生男女就業率存在一定差異，男生就業率為93.05％，女生就業率為97.96％，女生高于男生4.91個百分點。 復旦就業指導中心主任許玫告訴《新聞晚報》的一位記者，男女畢業生對就業環境壓力的應對，女性要高于男生。在復旦，從心理準備、在校期間能力培養、社會工作、實踐活動的參與度等角度來看，女生表現出的積極性明顯高于男生，這使女生在就業市場上顯示出明顯的優勢。 而博士生好像也不需要太愁。 華中科技大學2002級電機工程系博士研究生辛同學說：“我們班按時畢業的同學共有10個，全部進了高校，其中6個留在武漢、1個在長沙、2個在南昌、1個在廣州。這些學校全部都是211以上，對于華中大的博士生來說，211是個底線。博士生找工作一般不會去雙選會‘撒網’，而是一對一的聯系，合則約見，比如，我就投了南昌大學和江西省電力局。我們找工作都比較順利，雖然其間會被拒，但波折不算太大。這主要是博士生沒有像本科、碩士那樣擴招，每年畢業的博士生數量基本穩定；另一方面，高校持續擴招，相應的師資需求也有所增加，所以目前博士生就業市場基本上供需平衡。另外，高校的工資待遇不錯，工作穩定，博士生一進高校便是副教授，且年薪都有三四萬，待遇問題上東西部高校的差距并不大。據我所知，高校在選擇人選上，重男輕女的情況并不嚴重，較之男生，女生當老師并無劣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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