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
4月10日，繼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教授在重慶發表“對清華、北大的過度追捧會埋沒很多人才”言論之后，曾在今年3月“兩會”期間表達過類似看法的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教授就相關問題接受了本報的專訪。
紀寶成出身于江蘇農民家庭，1966年畢業于北京商學院，在湖北省的基層工作10年之后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于1981年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在人大，紀寶成從講師、副教授一直干到教務長、教授，并先后在商業部教育司、國內貿易部教育司、國家教委高等教育司、計劃建設司和教育部發展規劃司擔任過司長。
學經濟出身，又有多年高教教學和管理一線工作的經驗，紀寶成喜歡用數據和實例說話。他的語速很快，喜歡用同義重復和排比關系的句子強調自己的觀點，語調中的感情色彩很濃。但對于所談論的問題，紀寶成恰恰最反對以情緒化的、激憤的發言方式代替嚴肅的討論。
建重點，是一批，不是一兩所
南方周末：您最早是在什么場合說“長期重點支持北大清華不公平”這番話的？
紀寶成：現在各行各業都在落實科學發展觀，高等教育領域也是如此。落實科學發展觀有方方面面的問題，朱(清時)校長和我的講話實際上就涉及到了高等教育領域內如何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問題。我最初談這件事情是回答記者關于教育公平的訪談是提到的。
“兩會”開始時對教育公平不公平有很多議論，當時我作為舉例，曾經提到長期特殊關注一兩所學校不是個非常明智的做法。
南方周末：您說的“長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紀寶成：最起碼是1990年代以來。
我是這樣看的，教育公平和國家重點建設一批高等學校并不矛盾，因為這些重點大學是面向所有國人的。各個學校長期以來逐步形成自己的優勢和特色，這不是人為劃分出來的。研究型大學承擔較多的研究生培養和科研任務；教學型大學則主要以培養本科生為主；還有一些學校以職業技術教育為主，是從以前的專科教育演變來的。在類型上并不存在誰尊誰卑的問題。我在教育部工作時講過，中國需要建設一流的研究型大學，也需要建設一流的職業技術學院。其中，研究型大學，國家投入得多一點，這是合理的必要的。
南方周末：您的觀點是不是研究型大學應該成為投資多少的重要依據？
紀寶成：對。因為研究型大學承擔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雙重任務。一個國家綜合國力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研究能力和創新型人才的培養。研究型大學在這方面承擔著重大責任。把教育公平理解為絕對平均主義，我想這不是我們的本意。重點建設一批重點大學是一個正確的政策，不應當談到教育公平就動搖這個政策。
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任何一家企業都不可能滿足社會所有的需要，所以企業的發展戰略肯定要確定自己的服務領域。大學也一樣，一所大學再了不得它也不可能滿足社會對所有人才的需要。在長期的實踐中，高等學校就會自然地形成一些分工，有些學校在這個學科領域很強，有些學校在那個學科領域很強……我認為應當尊重這個規律。
中國1978年在24所高校試辦國內第一批研究生院，這些都是中國當時最好的學校，為什么不大體平衡協調地好好扶持這批學校，而只突出扶持一兩所呢？有一批各有優勢、各有所長的學校才能把中國的高等教育支撐起來，才能形成一個良好的競爭環境。靠一兩所學校孤軍奮戰把中國的高等教育搞上去，這是不可能的！
因此，國家在建設重點大學的時候，不可能只建設一兩所，它肯定要重點建設一批。“211工程”上百所，“985工程”好幾十所，這就比較好地體現了這一精神。
我認為這個政策是正確的政策，盡管它需要完善。問題在哪里呢？我們感到，這些年全社會前所未有地過分強調了北大、清華兩所學校。
南方周末：有哪些具體表現呢？
紀寶成：比如一級學科授予權就只給了北大清華。推薦研究生只有這兩所學校不受限制。招生錄取，很多地方政府給北大清華特殊的優待，某省某市零批次錄取(指部分省市在第一批錄取之前優先清華、北大)。
我認為國家能拿出這個錢來
南方周末：朱校長為此也很“委屈”。
紀寶成：不是委屈。只要是有良知的人、能夠通觀全局的人都會認為這是問題。這是一個什么時代啊，這應當是一個群雄并秀的時代！
關于投入問題，給北大清華18個億，多不多？我不認為多。這么大的學校，而且北大和北醫大合并之后還是18個億。清華工科是最強的，工科花錢多啊。所以，18個億并不能說是多，問題是對其他學校投入得太少。形成了過大的反差。如果說國家拿不出那么多錢也就罷了，但我認為國家能拿出這個錢來。當然，這18個億的具體根據是什么，如果從投入產出的角度評價這18個億，顯然應當研究。
南方周末：您認為國家能拿出這個錢的依據是？
紀寶成：依據就是4％(1993年頒布實施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了到上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這一工作目標)沒有實現，現在才百分之二點幾。光2005年這一年，如果按照4％就少投了2000億。2000億中如果20％給高等教育，那就是400個億。
順便說，現在有些人認為我們國家對高等教育投資過大，對基礎教育投資少了，我認為這觀點是不成立的。你得拿出數據來。現在中國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在整個教育經費里有沒有達到22％，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是22％到25％，而我們對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過去大約是19％至20％。
南方周末：這個數據大概是什么時候的？
紀寶成：大概是1999年或者2000年。這根本不是一個高數字。如果多拿出2000億來辦教育，20％，也就是400億給高等教育———不是一年這樣而是年年這樣，中國的高等教育經費會這么緊張嗎？我認為不是國家給清華北大給多了，而是給其他學校給少了。
南方周末：所謂重點投入是不是主要指資金的投入？
紀寶成：投入當然也是一個問題，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政策傾斜。這是更不應當的。
南方周末：還有什么因素造成這種不均衡嗎？
紀寶成：現在有些地方中學對北大清華盲目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高考不斷在改革，我們尊重探索，但探索應該有個明確的方向，我認為考后報名和考前報名都是對的，但分數出來以后再報名，值得研究。為什么能夠形成“零批次錄取”呢？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分數出來之后再報名。這種做法按照營銷學的觀點，很容易形成“多數謬誤”———就是說，大家都選擇時尚追求的，但是大家互相不知道。
重點、非重點，兩難的選擇
南方周末：建設重點大學是什么時候開始的？
紀寶成：“985工程”重點建設一批高等學校的方針是對的。1954年，中國就建起了6所重點大學，人大、北大、清華、哈工大、北醫、北農都在其中……1960年代就有幾十所重點大學了，到1978年就有上百所了，然后才有“211工程”，才有“985工程”。
南方周末：您認為建設重點院校這種政策本身是合理的嗎？
紀寶成：這在任何國家都是的。我們叫重點，人家叫名校。
南方周末：但名校和重點的不同在于，“名校”是百年老店，是自己一點點發展起來的，恕我直言，像中科大、人大這樣的學校可能在一兩年內就樹立起自己的地位，而這是一種傾斜的結果。
紀寶成：那不能這么講。人民大學是從延安時代的陜北公學發展而來。當時全國那么多知識青年，那么多著名學者奔赴延安，到1950年組建人大時也已經有十幾年下來了，很多精英都集中在這個學校。中科大是科學院建的，科學院的多少精英都為這個學校的發展出過力。這兩所學校也是幾十年的老店，也是一點點發展起來的。
南方周末：它們當年享受的待遇可能就是今天清華、北大享受的待遇。是否存在這樣的問題：“重點高校”這個譜系的存在本身就不是那么合理的，有“重點”就有“非重點”，而重點勢必從國家獲得更多的資源。
紀寶成：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中國有1000多所高等學校，每所學校都是同樣的投入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研究型大學大約只有幾十所，然后是普通高等學校和職業技術學校，對這些學校分類進行投資和指導，我認為這應該是允許的。在同一類型的學校里，政策應該是基本平等的，但即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也不排除國家特殊重點建設什么東西。因為，高科技、重點人文學科的研究是不需要全面開花的，在有基礎的地方投入可能費用最小、效果最明顯。
經濟發展不平衡，教育發展怎么平衡？
南方周末：您的另外一個觀點“教育的不公平實際上是地區差異、城鄉差異、收入差異等多層原因造成的，解決這個不公平的問題的時候，眼睛也不能盯在教育部門上頭”，那在您看來，社會其他部門可以做一些什么樣的配套的事情呢？
紀寶成：經濟發展不平衡，要求教育平衡是很困難的。經濟發展的差距在城鄉、地區之間是客觀存在的。這就要靠國家財政進行再分配，要支持這些地方的教育，創造出教育大體平衡的環境。什么叫“大體平衡”就是在基本投入上各個地區的學校是一致的，同時對不發達地區要采取特殊的鼓勵政策。
我對蘭州大學有特殊的感情，我既不是甘肅人，我也沒有在蘭州大學讀過書、工作過，我只不過認為，蘭州大學原來是我們國家非常優秀的一所大學，但是由于東西部差距，孔雀東南飛，它的優秀教師都到東部來了，最優秀的畢業生不肯留校，多么痛苦，蘭州大學的書記校長怎么辦？國家應該通過政策傾斜，在經濟利益、事業平臺方面給它創造出不低于清華北大的條件——這是需要政府出臺政策的。國家應該給不發達地區更多的支持。
南方周末：但現在恰恰相反，因為要地方配套嘛，經濟欠發達地區，比如安徽、陜西、甘肅的地方政府可能就拿不出這筆錢。
紀寶成：教育部制定與地方政府共建高校這樣的政策是有一番苦心的。從教育部來講，是想動員地方政府更多地支持高等教育，我認為這是應當肯定的。
中國教育一塌糊涂？這個信息不準確！
南方周末：您在當司長的時候，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問題，和您當一個大學的掌門人的時候有沒有什么不同？
紀寶成：我的觀點是一貫的，在教育部的歷次會議上，我都提出反對教育產業化，我認為“教育是產業，但不能產業化”。至于對高等教育的投入，應該以政府投入為主，同時學校多渠道籌集辦學經費。
我認為對高等教育的撥款機制應該進一步研究，制定出詳盡的標準，按照標準撥款。現在我們國家也是這么做的。現在中央財政對高等教育是按學生數量撥款，比如綜合性大學每個本科學生年撥款標準是6600元———這是一視同仁的。但我認為，撥款標準還可以再多一些，現在比較單一，比如還可以按照碩士點、博士點、國家重點學科這些類別來制定撥款標準，然后根據它們的數量多少來進行撥款。總之，按照撥款標準來撥款是法治，大家不會有意見的。
但國家這么大，總會有特殊情況，所以還必須有專項撥款。不過應該擴大標準的比例，縮小專項撥款的比例，不要什么都搞專項。
有了標準，評估也有了依據。
我還有一個觀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學之間應該有適當的競爭。過去我們還有比學趕幫呢。但是這個競爭不能完全由市場來競爭，兄弟院校之間也應該還有合作，而且學術探討是沒有止境的，不應該形成劍拔弩張的關系。過去的情形是，北大的本科生到人民大學讀研究生，人民大學的本科生到北大讀研究生，清華的本科生到人大上研究生，當然人大的本科生到清華上研究生就比較難一點，因為理工向人文社科轉相對容易一些。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現在，把清華北大捧得過高，這兩所學校的學生認為到其他學校讀研究生沒面子。這樣辦世界一流大學是不可能的事情。
首先要從政府、從輿論、從新聞媒體扭轉這種局面。
南方周末：您對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判斷是“中國高等教育改革成績是主要的”，但是近兩年對高等教育的反思和批評卻越來越多。
紀寶成：涉及到老百姓自身利益的事，老百姓看到了，自然議論就比較多。
我認為中國教育改革成績是主要的。比如，辦學體制，過去中國就是國家辦學，沒有民辦，那么現在容許民辦，這就是一個進步，這是需要解放思想的。
第二，管理體制。原來中央60個部委都在辦學，再加上地方辦學，條塊分割，嚴重壓抑了高等教育的發展。
到了2000年，中國基本上形成絕大多數部委不辦學，只有特殊幾個部委辦學的局面，形成中央和省兩級辦學，兩級管理。這是1952年、1953年院系調整之后最大的管理體制改革。
南方周末：我有一個稍微跟您不大一樣的看法。以中科大為例，中科大根據自身特色堅持不擴招的原則，據說跟中科大有兩個婆家——一個是教育部，一個是中科院——而這兩個婆家對擴招問題的看法不盡相同有關。是不是跟一所高校有關的利益群體多元一點，這些群體之間形成補充和制衡的關系，對這所學校的發展更有利？
紀寶成：中科院跟其他部委是不同的，因為它是一個研究機構，本身是個學術單位。中央各部委就不一樣，財政部辦學、化工部辦學、機械工業部辦學、商業部辦學，它們是按照部門的要求來培養學生的，而不是按照學科的需要來培養人才，結果一個部里頭，從部長到科長咱們都是校友，這種狀況怎么得了？市場經濟是面對社會辦學的，不能僅僅面向部門辦學。中國保留了幾個特殊的部門辦學，外交部保留了，國家民委保留了，體育總局保留了，因為這些學校的生源、培養過程和使用過程特殊。教育部管了一批直屬高校并不是部門辦學，教育部的學校就等于是中央的學校、國務院的學校，只不過委托教育部來管理，它培養人才不是本系統使用，而是為全社會服務的。
回到“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成績是主要的”，另一個體現就是：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很多專業是過去沒有的，很多老專業的教學內容、培養目標都有很大的變化，這是不容否定的。
一些媒體的報道是有偏差的，說中國的教育全部是應試教育，我認為不一定。比如，我們人大執行教育部的指示，每年有1％的體育特長生，1％的文藝特長生，我們還有推薦生，有5％的自主招生———這些都是對統一考試同意錄取的有力補充。
我們人大的國學班就實行自主招生。全國有1081人報名，我們只選擇了60多人到學校來考試。從來參加考試來看，確實是高水準的，有些學生的面試甚至比某些碩士研究生考生的面試成績還要優秀。這就說明簡單地把我們的中學教育統統說成應試教育——這種說法不一定成立。
“成績不講跑不了，問題不講不得了”，大家有問題意識是好的，但是不能因為問題把成績都否定掉了。認為中國教育一塌糊涂，這給老百姓的信息是不準確的。
所以我認為，教育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許多方面不到位，新情況新問題又不斷出現。因而改革沒有止境，改革需要進一步深化和完善，像剛才我講到教育投入的問題就需要完善，而且我覺得教育投入應該有更根本的舉措，它應該納入人民代表大會去審議，應該納入法制的軌道。
(P1157541)
朱清時：不該由北大清華來負責
□本報記者 石巖 萬靜
4月4日，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到重慶為重點中學學生作報告。這是中科大每年招生宣傳的“傳統節目”。招生競爭開始前兩三個月，校長出馬給高二高三學生作“作對話”，“各地中學都比較歡迎，當地媒體也有很多報道，自然而然在年輕學生中就‘曝光’了，報考時就會想到中科大。”朱清時說。
朱清時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表達了如下觀點：清華、北大把尖子選完，剩下才輪到國內其他一流大學選擇。對這兩所學校的過度追捧，各地人為助長清華北大“掐尖”，會埋沒許多人才。一時間，“中科大校長炮轟清華北大‘掐尖’”成為一個關注人數眾多的話題。這讓朱清時本人頗感意外。
4月8日，本報記者就這一話題對朱清時進行了專訪。
兩張志愿表
南方周末：您做校長8年以來，招生從什么時候開始成為您一項特別重要的工作？
朱清時：科大的傳統就是特別注重招生。我們1958年建校，當時沒有列入全國計劃，就是通過政府，到各個省動員，分了一些學生到我們學校。那以后，學校每年都要到地方跟學生接觸。科大沒有歷史，沒有很大很耀眼的可以讓我們躺在上頭的包袱，而且我們又在安徽，沒有什么區位優勢。所以，我們必須讓學生了解在科大能受到什么優質教育。
南方周末：以前對招生的重視，近幾年會不會慢慢成為一個讓科大焦慮的問題？
朱清時：中科大還沒有到這種程度。我們每年只招1800人，而且中科大畢竟還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高校之一，只要經過多方努力，生源質量還是能保證的。
我坦白告訴你們，其實前200名學生都沒有差別，前200名跟前10名沒有什么差別。你要換一套卷子的話，排序就變了。是偶然性造成的。所以我并不相信高考狀元什么的。我們能招前200名的學生就行了。
南方周末：生源大戰由來已久，但是近幾年越演越烈，這和擴招有關系嗎？
朱清時：本來中國的考生很多，能夠入學的是有限的，照理不應該存在生源問題。現在出現這樣的問題，一個原因是擴招，有些學校變得很大，過去可能一年只招兩三千的，現在要招六七千以上，這樣一來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他們的招生就成了很大的問題。另一個原因是“合并”。有些學校是好幾個學校合并的，它合并前的各個學校的水平是不均衡的，有高有低。合并后用一個名字招生，問題就出來了。因為大家會想到合并之前的那些學校并不太好。這些學校為了收到高分的考生，就要卷入招生大戰去了。
南方周末：據您所知，招生大戰里頭有哪些不正常做法？
朱清時：很多地方、很多中學，都把考上清華、北大作為政績。甚至規定如果有一個學生考上清華、北大，給學校和老師發多少獎金，很多學生不是為他自己考，而是為他所在的中學考，為他所在地區的當地政府考。這就等于把很多優等生引到一個不切實際的、非常窄的橋上去了。這就造成全國只要是好一點的高中，它的優等生都想去考清華北大。
現在有些學校有高四、高五，就是指復讀的學生。這種現象的危害非常大。我們國家的中學優質的教育資源很有限，你呆在那兒一年不走，就意味著同樣的優質的教育資源，你的弟弟妹妹就享受不了。
實際上北大清華也是受害者，這樣的復讀生大量涌進它們學校去。對它們來講，也是不情愿看到的。他們可能高考考了好幾年，就是拼命施肥料，施到后來，本來這一遍肥料可以畝產700斤，你施兩遍肥料能變成畝產800斤，施十遍肥料變成畝產850斤。所以最后那50斤要多施好些遍肥料。這個是很悲哀的。一個是對一個學生施的肥料本來可以供幾個人成才用了，結果他占了位置不放，讓好多年輕人沒法享受優質教育資源。另外一個就是，這些學生施肥施得多，上了清華北大，他也并非優質的人才。
另外，北大清華去招生，地方政府很多做手腳，讓它們先招，它們選招剩下來的學生檔案，才投給其他學校。比如有個省，就讓學生填兩份志愿表，一份志愿表上完全填北大清華，這份志愿表就悄悄地先送給兩所學校，如果錄取了，第二份志愿表就不投了。沒有錄取上，就把第一份志愿表撕了，把第二份志愿表做正式的投給其他學校。
我們的社會文化就是簡單化
南方周末：報上的標題是清華北大“掐尖”，但您在里頭舉的例子都是地方學校、學生和家長的做法。
朱清時：標題是這些媒體自己加上去的，不是我的原意。我并沒有炮轟清華北大，清華北大是一流高校，我跟它們有很好的關系，對它們也很尊重。我并沒有任何批評它們的意思。我說的只是社會上、教育界的現象，這種現象不應該由清華北大來負責任。
南方周末：似乎也不應該是家長來承擔被批評的責任。
朱清時：家長是被誤導了。他們不了解情況。他們當然是希望自己的兒子受到最好最好的教育，都想當狀元。
南方周末：如果我們追根問底的話，誰應該為此負責？
朱清時：真正要說責任的話，我們的社會文化就是遇到事情就簡單化，用“指標”作為評價體系。比如說評科研成果，就開始數論文篇數。整個社會容易追求一些浮躁的、容易理解的指標。本來上北大清華是好事，但是把它擴張到一定程度就變成泡沫了，掩蓋了很多真實的內容，本來的好事都畸變了，就變荒謬了。弄到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和學校都把考上清華北大學生的數量作為自己的政績。
南方周末：我們可不可以追問一下，為什么地方政府會以考上清華北大作為政績，而不是以———比如說———考上中科大作為政績呢？
朱清時：我想這是一種浮躁心態。最近幾年，北大清華被媒體宣傳得多，它們在北京，被國內外注意得多。1996年以前，中科大招生分比清華北大還高。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科大的考分最高；1990年代中以后就開始轉向，清華北大的分數線一下子就升上去了，中科大就挪到后面去了。而清華北大分數線的大幅上升，不是它們的教學水平、教學隊伍有大的上升，而是像炒作明星一樣炒作上去的。
南方周末：為什么媒體要“炒作”清華和北大，而不是其他學校？
朱清時：這是因為中央領導在北大清華講了話，然后教育部要把它們兩所學校變成重中之重。這是一種政府行為。媒體的作用就是，一看到上級領導的態度馬上就去跟，越跟越烈，越炒越烈。
南方周末：您指的是“985工程”嗎？
朱清時：這只是其中之一。在“985工程”里，國家在3年里給了這兩個學校18億———這是額外追加的投入，正常的教學經費還不算。然后給復旦大學、南京大學12個億———教育部給6個億，地方政府配套6個億。中科大，教育部給3個億———因為我們不是教育部的直屬高校，再讓我們直屬的上級單位中科院和安徽省各配套3個億。因為安徽省的財力非常困難，安徽省的3個億就基本上沒有兌現。
南方周末：家長和地方學校的選擇，您覺得純粹是一種盲目的行為，還是作為一個經濟人的很合理、正當的選擇呢？
朱清時：這個是簡單化的理解。家長被媒體誤導后，就認為考上北大清華回報高。實際上他們不知道這個是假象。
南方周末：為什么是假象？
朱清時：第一，北大清華在某些領域是一流的，但也有好多領域水平不高。比如清華的工科肯定是一流的，但是清華最近幾年才建立理學院、法學院、醫學院，這都不是一流。就說醫學院吧，協和醫科大的水平肯定比它水平高多了，國內好多醫科大學水平都比它高，清華醫學院可能國內二流都算不上。再比如，清華的法學院，是它過去從來都沒有的，是從其他高校挖了一些人過去建的，那它比起人民大學肯定就差遠了。清華的理學院比起中科大要差很多，因為理學院有好多骨干就是從中科大挖過去的，所以我們很清楚。
南方周末：但它能給予的回報就最大？比如我進了清華，我出來的身價跟我在中科大的地球物理系———雖然那是很牛的一個專業，很可能是不同的。
朱清時：一個學生在高校要想得到最好的教育，首先要學的學科是最好的。剛才你說的社會回報是虛的，是聽名字。真正當你工作以后，誰管你是北大清華的，大家要看你真才實學。
南方周末：但問題是，從不同的學校出來，起跑線是不同的。
朱清時：你說的起跑線不同是這個———北大清華很容易被招工。但這是虛的，只在短時間起作用。
南方周末：這事關就業機會啊。
朱清時：但這種東西只管一兩年。就算你畢業于一個二三流的學校，一開始你得到的待遇肯定不如清華北大的學生好，但是如果你有真才實學并且專心工作，你很快能得到充分的肯定。
錢少，花得也少
南方周末：您剛才提到在1990年代，中科大的優勢不像以前那樣強了，我們想知道，中科大以前的優勢是怎么來的？它1958年建校，第二年就迅速成為一所名校。當年的中科大是不是享受和現在清華北大類似的待遇？
朱清時：不是這樣的。當初中科大是中國共產黨自己建的一所新的學校，黨中央國務院傾注了很多精力，但是，科大的物質條件并沒有清華北大那么好，國家沒有給我們多少錢。我們學校當初是自己蓋房子的，邊蓋房子邊上課。說是1958年建校，那時候其實房子都還沒有。
南方周末：我覺得這非常有意思，都是傾斜，以前是給大師，現在是給錢。另外，我知道1958年中科大建校的時候是在北京，1970年搬到了合肥，為什么？
朱清時：“文革”中間鬧的，“文革”時候北京的大學不是都鬧著搬出北京嗎？但是其他大學很快就搬回去了，中科大鬧出來之后就搬不回去了。安徽省，連續三屆的省里第一把手，從張勁夫到萬里都非常喜歡科大，極力挽留，科大就是因為安徽的堅決挽留，結果沒有搬回去。
南方周末：您經常提到美國一些地處偏遠地區的名校，比如圣芭芭拉分校的例子，為了保持世界一流大學的水準，它們都嚴格控制學校的規模，中科大堅持不擴招是不是也是出于類似的考慮？
朱清時：對，我們就是這么做的。
南方周末：堅持不擴招可能還只是一個防御性的措施，科大為了建精品大學有哪些積極的措施？
朱清時：我們現在經費越來越多。你別看我們一年七八個億，我們才1000個教工，教職員工加起來才3000多。學生加起來也就1萬多人。清華北大比我們大幾倍。所以它們就算20個億，它在北京花銷也貴呀，人均起來，不一定比我們多多少。我們得到的資源也還是在逐年增加的，沒有人來報道，大家不注意而已。
另外，不知你們注意到沒有，最近幾年，每年的全國十大科技新聞和國家發的自然科學獎，每次都有中科大。
還有人才，我們現在每年要從國外引進回來幾十個。為什么呢，因為中科大這個地方做研究的氛圍很好。他們來了之后，以后很容易當選院士。你看2003年，我們學校一下子選上5個，今年選上2個———像我們這樣一個規模的學校，對優秀的骨干來說，這個幾率是很大的。除了院士之外，像長江學者、杰出青年基金啊，在科大也是比較容易得到的。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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