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曾在黃繼光和邱少云所在部隊服役的高健民，是“在英雄精神的照耀下成長起來的”。20多年來，他傾個人之力先后關懷資助過130多名學生，而這些受助的學生在畢業后，主動與他聯系并表示過感謝的，還不到10％。
高健民對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不后悔，對那些學生有意無意的回避也表示理解，但他還是有些遺憾：如果有更多受助的學生對他哪怕說一聲“謝謝”，他都會感到很溫暖！
受助者的冷漠讓人寒心
2003年，生長在西北革命老區的黎岳（化名），高分被東北某重點高校錄取，但因拿不出路費，其父服藥自殺。從報紙上看到這條消息，高健民當即決定幫助她。
高健民病退后，每月只有1200元的退休金，打針吃藥和日常開支要花掉一半的費用。剩下的錢，他全部用來幫助那些素不相識的在校學生，特別是對其中60多個貧困生傾注了額外的熱情。像以往一樣，通過校方主動聯系到黎岳后，高健民帶著水果和糖去看望她，并一再叮嚀她：“有什么困難，或者缺錢了，隨時給我打電話。”
“她似乎不太喜歡我往她寢室打電話，她也從未主動來過電話。可能是不好意思？”2005年，黎岳讀大三了，中秋節那天，高健民拖著病體，拎著幾斤月餅照例前去探望。雖然他事先打過電話，但黎岳連寢室門都沒出。高健民獨自爬上樓梯，“嗵嗵”叩響了房門。
“接過月餅，她看都沒看，隨手就扔在了桌上。直到我走，她連聲‘謝謝’都沒說，一直神情木訥。”高健民的心里有點兒不是滋味：“從禮節上講，也該說聲‘謝謝’吧？”
現在讀初二的張強（化名），接受高健民的資助已有4年。平時，高健民不僅為張強買文具和鞋，逢年過節還給他家送大米、白面和豆油。“春節時，我心里惦記著這孩子，可他從來沒有打電話給我拜過年。”高健民有些遺憾，“拜個年也不過花他1分鐘的時間啊！”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至今，高健民關心、資助過的學生已有130多名。“他們畢業后，給我打過電話的非常少，發短信、寄賀卡的一個也沒有。家長大部分也是這樣。”高健民說，“我只能這樣理解——他們不聯系我，是‘正常’的。雖然少數家長很熱情，讓我有種融化的感覺，但這是‘反常’的。”
雷鋒精神真的離時代遠去了？
2005年，高健民乘坐T60次列車去北京，對面一個做建材生意的老板問他：“在哪兒發財？”高健民愣了。
退休后，確實有企業高薪邀請高健民加盟，但他認為“關注青少年成長更有意義”，所以沒去“發財”，而是志愿擔任多所小學的義務輔導員。除了幫助貧困生外，他還積極為山區學校籌建希望書屋，自費四處作報告。
聽到高健民的介紹，這個老板哈哈大笑：“啥年頭了，還學雷鋒？說死我都不信！學雷鋒，能給你帶來經濟效益嗎？”高健民嚴肅地回答道：“這是精神食糧！我在人民大會堂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接見，這證明我受到了黨和人民的肯定和尊重！”那個老板又樂了：“這能當飯吃啊？有啥用！”
高健民對記者坦言：“在學雷鋒這條路上，越走越累，主要是精神上的疲憊。”
全國人民如火如荼學雷鋒的年代，給高健民的一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走到街上，收音機里播的是《學習雷鋒好榜樣》；電影院里放的是《董存瑞》、《上甘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理念深入人心，大家都在扎扎實實地做好事。受社會氛圍的熏陶，我的想法就是要‘學一輩子雷鋒，做一輩子雷鋒’。”
2004年3月5日前，高健民去撫順雷鋒紀念館義務為長春雷鋒出租車隊聯系參觀事宜。在去沈陽的火車上，他發現乘客多是大學生，一問才知道，都是自費去沈陽五里河體育場觀看劉德華個人演唱會的。“一張門票300元錢，他們個個興高采烈的樣子。我問他們是否會就近去雷鋒紀念館看看，卻無人回答。”高健民說。
在沈陽車站換車時，高健民遇到4名大四女生，高健民問她們：“你們理想的職業是啥？”她們說：“就是‘多賺錢的職業’。”“我又問她們：那目標是賺多少呢？她們說：一年100萬元，買輛轎車，買幢別墅，再把爹媽接到城里來。我接著又問：怎么賺到這些錢呢？她們說：搞傳銷，‘忽悠’唄。我說：沒有誠信行嗎？她們笑了：還要誠信？‘忽悠’到錢，就跑人！”
2005年，高健民遇到了更讓他震驚的事兒：“7月份，我在北京火車站廣場的花池子前坐著，遇到一男一女兩個大學生，和他們交談起來。我問，你們學校是怎么組織學雷鋒做好事的？他們倆竟面面相覷，問我雷鋒是誰？”
相信社會充滿“愛”
盡管高健民有許多遺憾和困惑，但他相信這個社會充滿了“愛”。
“我退役回到地方，家里困難，同事們送我一些土豆，這些土豆在我心里永遠是金豆子。所有幫助過我的人，我都時刻關注著他們，有什么我能做的，我鞍前馬后地幫著他們跑……
1968年，我在懷德縣救過1個患病的少年，兩年后，那個瘦弱的小伙子扛著40斤大米和黃米面，坐馬車、倒火車，再換公共汽車，從農村一路輾轉到長春市來看我……”
高健民回憶起自己被別人救助的難忘經歷，也談起身邊相互關愛的生動例子，百感交集。
“學會奉獻，學會關愛別人，不能把板子打在孩子身上，要打在成年人身上，狠狠地打、重重地打，打出血來。”高健民深有感觸，“不久前，我在公共汽車上看到一個小偷正掏一位中年婦女的錢包，我馬上大喝一聲：‘干什么呢？’沒想到，那小偷竟理直氣壯地反問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捏著退伍證，把上半邊的國徽亮出來，底氣十足地說：‘就是干這個的！’那賊才沒了氣焰，灰溜溜地下了車。從始至終，那么多乘客看著小偷行竊，竟然沒一個人吱聲；甚至那個被偷的中年婦女也明知道自己被偷，卻不敢吭聲！”
記者在采訪過程中也發現，不少受到資助的大學生有著各種各樣的復雜心理，有的有過于強烈的自尊心，有的心懷感激卻不知如何表達，有的擔心資助者索要回報，有的甚至懷疑資助者的“愛心”……對于這些復雜心理，一位教育專家認為：不能簡單地說這些孩子“冷漠”和“無情”，要從更深處尋找社會、家庭和學校的原因，這些大學生在學會感恩、學會報答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在人與人之間的真“愛”中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這應該是全社會肩負的責任。
記者在大學采訪時，有許多大學生表示：受助大學生畢業后杳無音信，并不能說明一代大學生的精神理想都有問題，這里面有很多復雜的原因。相信絕大多數大學生都會在自己有能力時，以各種方式回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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