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4-27 10:56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中國教育改革被延誤得太久
經濟觀察報：最近《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向社會各界公開征求意見。作為長期研究教育問題的學者，你一定很關注。
楊東平：非常關注。目前教育上諸多問題都與教育體制改革滯后有密切關系。
我把1978年以來中國的教育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年到80年代初期，主要是恢復重建；第二階段1985年到1989年，全面推進教育體制改革；第三階段是90年代初到2002年左右，所謂“教育產業化”的時期；從2003年至今可以看作第四階段，在新的發展觀的背景下，開始重新調整教育路線。
上世紀70年代末那場撥亂反正，在教育領域卻是半途而廢，或者說只完成了一半——恢復了一個常識，就是要尊重知識、尊重教育。但是，在世界新技術革命浪潮澎湃的背景下，怎么來構建新的教育體制？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產生新思維。在經濟領域逐步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而教育卻不假思索地重新回到50年代的計劃體制、蘇聯模式上去。今天教育領域的大多數問題在50年代已經存在了。
并不是說只要尊重教育、加大投入，就是好的教育。今天世界各國對教育的重視，與其說體現在教育投入上，不如說體現在教育改革上。
經濟觀察報：教育的競爭成為一場教育改革的競爭。
楊東平：美國歷任總統無不重視教育改革，韓國大選打的都是教育牌，總統候選人提出一整套的教育改革方案。中國的教育改革被延誤得太久了。教育、醫療、住房被稱為“新的三座大山”，醫改、房改都早已開展了，但是教改直到最近才算提到議事日程。
到了重申校長負責制的時候了
經濟觀察報：1983年鄧小平就提出三個面向——“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楊東平：中國當代真正的教育改革從1985年開始，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是教育現代化的綱領，只是缺少清晰的方案。80年代末，中央開始制訂第二個教育改革方案。可惜因為形勢巨變，第二個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擱淺。
上世紀80年代教育體制改革的絕大部分內容都是正確的：第一，確定了實行九年義務教育的制度。第二，基礎教育的管理權限下放給地方，由各個地方政府管理。簡政放權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層層下放，逐漸變成以鄉鎮為主的管理制度，造成了農村義務教育的困境。第三，教育部的職能轉換，將教育部改為具有更強綜合統籌功能的 “國家教育委員會”。當時已經認識到，教育不僅僅是學歷教育、學校教育，不僅僅是教育部的事情，需要包括人事部、勞動部、科技部等各個部門共同努力。
經濟觀察報：成了“大教育部”，而且由國務院副總理兼任國家教委主任。
楊東平：但到1998年的時候，又重新恢復了教育部，這是一個倒退。今天這一輪教育改革，還應該搞“大教育部”。
80年代教育體制改革最最生動、最有聲有色的，是高等學校管理體制改革，明確提出落實大學的辦學自主權，實行校長負責制。
當時還沒提教育家辦學，但校長負責制的理念已經有了，黨政分開，校長對學校負責，聘請合適的人來當大學的校長，而不是“教授家中坐，校長天上來”。當時有100多所學校成為試點，涌現出一批教育家，像武漢大學的劉道玉、華中理工學院的朱九思、深圳大學的羅征啟等。
經濟觀察報：1998年制訂的 《高等教育法》，把“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用立法的方式固定下來了。
楊東平：1998年《高等教育法》立法過程中，對此爭議很大，三審才通過。不少人不同意改變校長負責制，因為它是現代大學治理的基本制度。1956年5月高教部頒發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章程草案》，仍規定大學實行校、院長負責制，校、院長領導學校的全部工作，代表學校處理一切問題。1956年底，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中，這一制度才發生變化。現在到了重申大學實行校長負責制的時候了。
經濟觀察報：80年代的教育改革似乎有意淡化學校的行政級別。
楊東平：當時所有高校都是局級，不管是清華、北大，還是地方的高校。淡化是為了取消。可上世紀90年代之后，官本位、行政化回潮，重新強化高校的行政級別，現在竟然有39所所謂的“副部級大學”！所以在高校管理體系的維度上，現在比80年代大大后退了。
發展壓倒了改革
經濟觀察報：有一次去采訪劉道玉，他說上世紀90年代以后的教育只有發展，沒有改革，發展壓倒了改革。
楊東平： 90年代以來的教育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 “發展大于改革”，第二個特點是“單純財政視角的改革”。如果說90年代也進行了一些教育改革，那主要是圍繞著彌補教育經費不足，讓學校搞經營創收，或者說是教育改革的經濟主義模式。
經濟觀察報：讓學校去創收，就是政府推卸、放棄責任。
楊東平：90年代以來教育 “跨越式發展”，農村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高等教育的招生數，2006年比1998年差不多增加了5倍左右，可是教育投入一直徘徊在2%-3%之間，直到現在也沒有達到1993年提出的到2000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為4%的目標。很多外國人很驚奇，很羨慕，政府又不花錢，還能讓教育大發展。其實這經驗是沒法學的，就是靠老百姓掏錢，靠銀行貸款。雖然教育實現了規模上的大躍進，但是以犧牲教育的品質（包括教育質量、教育公平等）為代價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慢慢恢復。今天的學校，同時運行著三種不同的機制和規則——官場的、市場的和教育的。
政府行為本身一定要公正
經濟觀察報：你為什么把2003年以來稱為教育的第四階段？
楊東平：因為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這樣新的概念，國家的社會發展觀發生了重大轉變。很多人或許認為 “以人為本”僅僅是一個口號，教育界還沒有真正理解這個概念的深刻價值。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我們的教育奉行的是國家功利主義價值，也就是說，國家目標至上，個人是不重要的，是實現國家目標的工具，因此個人的興趣、動機、愛好等等都可以改變或犧牲。今天我們認識到，教育具有兩種不同的功能：一方面，教育對于國家的命運、民族的未來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基礎性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教育與每一個兒童、每一個家庭密切相關，同時也是一個關乎民生的事業。所以，我們既要舉辦能夠興國的教育，也要舉辦“人民滿意的教育”。
“以人為本”在教育過程中，應當是“以每一個學生為本”，不能只關注優秀生、尖子生。教育需要人性化和個性化，每一個兒童都需要認真對待。因此，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理念，是要構建一種全新的學校教育。
經濟觀察報：這種教育理念需要制度來支撐。在現實的層面上，基礎教育領域的諸多問題，如擇校熱、應試教育等，很多人認為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楊東平：擇校熱、應試教育等問題，主要是等級化學校制度造成的后果。上世紀50年代中國還沒有實行義務教育，國家集中力量辦好一小批重點學校，基礎教育的功能就是為上一級學校輸送拔尖人才，結果把小升初、初中升高中的考試都變成了“小高考”。1986年實行義務教育制度以后，國家舉辦教育面向每一個兒童，是強迫的、義務的，重點學校制度在理論上已經不具有合法性。但我們今天仍在變本加厲地維系這一制度，只是換了一個名字，叫示范學校、實驗學校等等。正是這種少數“優質學校”與大多數普通學校甚至薄弱學校并存的格局，造成了家長不得不擇校的剛性結構和“倒逼機制”。
其實，實現義務教育的正常化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辦法，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難。首先是學校硬件資源的均衡，第二步就是均衡教師的資源。通過教師流動制度，促進學校之間的均衡發展，這是日本、韓國的經驗，我國沈陽等城市也有成功的實踐。很多地方政府之所以不作為，是因為這些名校不僅是政府的形象窗口，而且是政府和權勢階層享受 “優質教育”的“近水樓臺”。許多權勢部門通過與學校“共建”的方式維系這一特權，嚴重侵犯了教育的平等價值。如果要改的話，必須痛下決心，傷筋動骨。
構建新型的政校關系
經濟觀察報：我們認為，這一輪教育改革，首先要構建新型的政校關系。現在是把學校作為政府的行政下屬，形成的格局是“教育部辦大學，教育局辦中小學”。
楊東平：這是典型的教育行政化現象。教育部必須轉變職能，最核心就是下放教育權力，沒有一個國家的教育部能夠直接辦七十幾所大學！要教育家辦學，而不是教育部辦學。
經濟觀察報：怎么進行制度變革？
楊東平：這種變革各國有很多先例，大學和政府之間構建法律框架下的委托管理關系，教育部通過制訂標準、政策、撥款實現對大學的管理——第一，建立新型的大學撥款機制，通過“大學撥款委員會”之類的中介組織對大學進行績效評價、審核預算，通過下一個年度的撥款，而不是以行政化的方式，由教育行政部門直接給你撥付。第二是大學校長遴選機制，大學校長不應該按黨政干部管理模式由上級部門考察任命，應該由一個獨立的遴選委員會面向社會進行遴選，報教育部批準。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高校改革的主要特點就是政府放權、大學自治，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所謂的“高等教育市場化”；基礎教育的改革是提“民主化”或者“自由化”，核心內容也是擴大學校的自主權，鼓勵教育家辦學，提高學校的活力、質量、豐富性，滿足不同的教育需求。
教育改革確實很難，沒有什么一抓就靈的妙方，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考慮將一部分公辦高校轉為股份制或其他形式，如果允許每個省拿一所高校進行試點，全國就有30個試點，待摸索出有效的經驗后再進行總結、推廣。
現在回頭來看，1985年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所提出的大多數目標和任務都是正確的，當年對教育的批評，今天仍然適用；當年提出的改革目標，許多仍然是今天需要解決和面對的。在這個歷史關口，我們需要增強使命感和責任感，重溫和繼承80年代的改革精神，推進以體制改革為核心的實質性的教育改革，做出超越前人的新貢獻。
（摘自2009年3月9日《經濟觀察報》）
鏈接 楊東平，
姓名：楊東平，1949年9月出生于山東曲阜，1969年畢業于上海市上海中學,后赴黑龍江農村上山下鄉。1972年-1975年在北京工業學院自動控制系學習，畢業后留校任教。1983年后在北京理工大學工作，現為北京理工大學文學院教授，著名教育和文化學者。系中國第一個民間環境保護組織“自然之友”副會長，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曾任CCTV《實話實說》、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總策劃。著有《通才教育論》、《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中國：21世紀生存空間》、《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等，主編《教育：我們有話要說》、《大學精神》、《大學之道》、《中國教育藍皮書（2003）》等等，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影響中國的50位公共知識分子”之一。（馬國川）
來源：長春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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