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5月08日11:25 南風窗
災區農村孩子都要寄宿？ 本刊記者 石 破 發自成都 “村里房子都沒了，像個死村一樣。要是孩子們再不在村里上學，歡聲笑語聽不到了，就更像一個死村了。”去年9月，在四川阿壩州茂縣一個羌族村寨，得知自己任職的村小學將被撤掉的消息后，校長站在地震廢墟上，傷感地說道。 這個村寨位于茂縣與汶川交界處，1000多口人，村小成立于1950年代。全校200多學生，小學一至六年級都有，其中五、六年級都是兩個班，還有汶川的學生來校就讀。“實際上，這個村小已相當于鄉中心小學了。”慧慧是國內某NGO組織的成員，汶川地震后，她來茂縣考察學校，最后確定援建這一所村小。 慧慧帶了建筑設計師去，但聽村小的校長說，縣教育局已做了規劃，這所村小要撤并到鄉中心小學。“我們去縣教育局詢問，教育局官員說，這個村小不能援建了，要撤。我們決定再爭取一下。這是個大村子，村小有六七十年的歷史了，教育傳統非常好。但縣里請示后又講：上面說了，村學一所也不保留，全部砍光。” 事實上，從2000年起，四川省中小學布局的調整一直在進行。調整的基本原則，按四川省教育廳廳長涂文濤的說法，是“加大寄宿制學校建設，做到中心校建在鄉，初中建在中心鎮，高中進縣城”。 2008年4月11日，在省教育廳和財政廳舉行“2008年鄉村教育發展留守兒童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會議上，涂文濤宣布：“全省將投入3億元的資金，建設、改造400所農村留守兒童寄宿制學校的教學用房和學生宿舍。”工程項目預計將在2008年底以前全部竣工并交付使用。 一個月后，地震打斷了這一進程。然而，隨即展開的災后重建，卻給四川提供了百年難遇的機會，迅速恢復并大大推進這項工作。 多花錢的“圈養”？ 從去年5月至今，在災后重建過程中，四川災區特別是阿壩州學校規劃布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鄉一校”政策在當地得到全面推廣：村小被撤銷，所有孩子都集中在鄉鎮中心小學。據稱，這一政策將作為教育部未來在貧困地區農村提高中小學教育質量的重要舉措。 對此，北京市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梁曉燕說：“這個決定是突然宣布的。它出臺的過程是什么？論證在哪里？外界一點不知曉。整個決策時間，可能在一個月之內，估計是想趁著重建的機會，搞‘撤點并校’，一步并到位。” 按照規劃，阿壩州13個縣中的8個地震重災縣，重建時全部要撤并村小。其中，茂縣原有107所學校，2008年12月，茂縣縣政府制訂《茂縣災后恢復重建實施規劃》(送審稿)稱：“……調整學校布局，實現‘一鄉一校’目標，全縣恢復重建各類學校33所。”到2009年4月，阿壩州政府發布的《阿壩州災后重建學校重建進展情況通報(一)》中，茂縣的重建學校數字又減少了2所，變成了31所。 慧慧說：“目前，茂縣教育局的精力都放到重建的硬件上了。因為政府承諾，9月1日要讓學生搬進永久性學校，這個任務壓在頭上，完不成烏紗帽就可能保不住了，根本沒有精力考慮軟件建設。雖然茂縣只有31所學校，但9月1日前要全部完工，壓力很大。”而原來規模小的學校，因為災后重建全都變成了大學校，大大阻擋了社會力量的介入。 據了解，現在阿壩州重建一所小學最少要投800萬，1000萬、2000萬的投資都是少的。一些企業派人到災區尋找合建項目，都敗興而回，因為沒有能力資助規模如此巨大的學校。 梁曉燕則認為，上述撤并決定是災難性的。它涉及所有的學生，做決定的指導思想是什么？對教育、對學校、對孩子們會帶來什么后果？這些都是非常值得質疑的大問題。 幾年來，梁曉燕在四川省以外做過許多調查，搜集農村地區現有寄宿制學校情況，發現其中有很多問題。一是學生營養缺失嚴重；二是它是一種“圈養”，學生心理發展出現很多問題；三是導致學生厭學。“一個孩子從頭到腳天天關在一個地方，學校條件也不是很好，地方又不是很大，沒有什么可玩的，天天都要6∶50起床，到晚上9：30熄燈，一直在讀書，他能不厭學嗎？” 梁曉燕認為全國可能也有一兩所寄宿制學校，條件比較好，辦得不錯。但它不應該作為唯一的學校方式來推廣。她說：“對于政府部門，‘一鄉一校’的正面經驗是能建好的校舍，管理成本大大下降。但對學生來說，求學成本大大上升。因為不可能對學生生活費全免。災區可能有幾年的免費，但不可能永遠是這樣，免費也不可能全國通用。” 據梁曉燕了解，一個孩子在寄宿制學校每月的支出是50~80元，一個學期支出300多元。義務教育免掉的學費、書本費不足200元。但是學生在寄宿制學校所花的錢，又大大超出了“兩免一補”的錢。在其他實行寄宿制學校的省區，也已出現了輟學率反彈，梁曉燕擔心阿壩州也會出現這個情況。 綿陽市安縣桑棗鎮第二中心小學，是當地最早“撤點并校“的學校。桑棗二小的覆蓋范圍有8個行政村，全部是山區。2006年底，在縣教育局、鎮政府的支持下，8個行政村全部村小、教學點的孩子，都集中到了桑棗鎮二小。學校里還有幼兒園，最小的孩子才兩歲半。 桑棗二小校長稅清禮說： “孩子來到寄宿制學校，家長對孩子的品德教育不用再操心，可以放心地外出找錢了。” 稅清禮說，老百姓不愿村小撤并，一是孩子小，在村小可以少走路，還可以天天見面。二是少花錢。“孩子上村小時，天天在家吃飯，自己做的臘肉、自己種的小菜，可以不算成本，現在每天要掏10元的生活費，他覺得經濟上劃不來。安縣是貧困地區，山區老百姓靠種洋芋為生，現在主要收入來源是外出打工，因此家庭教育投資不是很高。” 稅清禮強調：“我校學生沒有因為撤并村小而輟學的。部分家長雖然有意見，但看見大家都這樣，也就跟著做了。” 桑棗二小離家最遠的孩子，回家要走30里路。學生每周五下午回家，每周日下午到校。一般是學生結對回家，少部分學生有家長來接。 影響文化傳承？ 寄宿制學校，相當部分存在于少數民族地區。 茂縣是全國羌族最大聚居區，88%為羌族人口。在慧慧希望援建的那所村小所在鎮，地震前四五年已開始撤并村小。有村小的地方，孩子5歲就上了一年級，因為當地少數民族說羌語，漢話聽不太懂，6歲再讀一年一年級。撤并村小后，偏遠村莊的孩子去鄉中心小學要走幾里到十幾里的山路。家庭條件好的家長，在鄉鎮租房子陪讀。多數孩子是跟著哥哥、姐姐一起上學，大的照顧小的。 “羌族學生六七歲就集中到寄宿制學校，社會化過程剛剛開始，就與社區文化、與本民族文化相隔絕了，”梁曉燕說，“現在學校的教育方式都是城市化的、以升學為導向，學生的生活、學習內容與本民族文化沒有絲毫關系。嚴格地說，25年之后，這一代人的民族文化就沒有了。50年后，這里的羌族文化、藏族文化一點根基也沒有了。” 梁曉燕認為，寄宿制學校是一個封閉的學習系統，學校雖有羌族文化課，但文化不僅是一種知識，更需要在生活中、在社區里一點一滴地養成。她說：“災后重建，為了保存少數民族文化，我們要建那么多博物館，大興土木。這些都該建，但對于民族文化來說它們是死的，最重要的是人，保留在人身上的文化才是活生生的文化。” 跟學者和NGO人士對寄宿制學校可能導致羌族傳統文化消融的痛心疾首比起來，作為當事人的羌族群眾、學生，卻是平靜中帶有一絲迷惘。 目前，那所村小仍在原址上課。9月1日后，全部學生將合并到鎮中心小學。本鎮除鎮中心小學外，還有7所村小，地震前撤并到了4所。全鎮的村小加起來，比中心校人還多。最小的村小有五六十人，最大的170多人。 談起村小將被撤銷時，村小校長的語氣頗為平靜，反應并不激烈。“合并后，中心小學的條件、師資比村小好得多。村小的孩子見識欠缺，家長覺得這樣可以鍛煉孩子。現在的老百姓都了解社會的發展，知道城鎮的孩子與村里的孩子，智力開發差距很大。孩子離開父母，懂事多了，獨立性也強了。” 村里到鎮上15里路，孩子上寄宿學校，每周回一次家。“孩子來村小上學，路上碰到余震、滑坡，會有危險，住到中心校就好了。” 校長認為，應該不會存在輟學問題。“現在家長都重視子女的學習，他就是再不放心，也要把孩子送到寄宿制學校。” 談及去年在地震廢墟上，自己那一番傷感的話，校長解釋說：“我們村是旅游地，游客來了，看不見孩子，未免覺得單調……”猶豫片刻，校長又說：“我們很想保住這個村小，但去上面問了，回話是‘不行’。” 以漢族化、城市化特色為主的寄宿制學校，取代有羌族特色的在地教育方式，是在羌族文化趨于消融的社會大背景下發生的。羌族32萬人，現在仍說羌語的只有8萬人。 羌語沒有文字。據悉，阿壩州曾向上面申請過，希望整理出羌族文字，像藏文一樣，對本民族文化形成文字傳授，但未被批準，到現在中小學也沒有羌文教材。阿壩州13個縣，都沒有開設羌文課的學校。州里培養過一批教羌文的老師。截至2000年，共有30多名羌文專業專科生和85名中專生畢業，但這批老師畢業后，連工作都不好找。 上述那位羌族村寨小學校長說：“我們這一代年輕人，都不會說羌話了。”這個村屬于漢化嚴重的村莊，但當地除了村支書、村主任外，還有長老作主，有過羌族節日的習俗。但他又認為：“撤并村小，對民族文化的傳承沒什么不利影響。中心校也在羌族地區，說不定文化傳承比村小更好些。” 事實上，四川省在災后重建中，少數民族地區撤并村小的力度特別大，因為這里人口密度小。彭州、綿竹等地的不少村小仍然保留著。那里是漢族聚集區，人口密度大。 學生的未來 寄宿制學校不獨發生在21世紀的中國西部農村。法國大革命期間，就有山岳黨人提出，國家應將5歲~12歲的兒童一律收容到24小時全托制的學校宿舍，進行強制教育。但這個提議在1793年的國民議會上產生了激烈的爭論，遭遇流產。反對意見主要是：由于當時政府的財力所限，這個提案是不可能實現的。另有反對意見認為，國家對教育的強制，不符合自由的原則。 梁曉燕說，現在國外也有寄宿制學校，但一般是高收費的貴族學校，它要保證比非寄宿制學校的條件好很多。中國是在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基礎上普遍搞寄宿制，不可能條件很好，國家的充沛投入也不可能達到。她說，根據自己搜集到的大量資料表明，現有的寄宿制學校，對學生的營養、健康、心理、人格發展，包括知識的學習，都不是一個好辦法。 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政策簡報》2009年第一期刊登的由西北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學合作進行的一份調查研究報告也表明，農村寄宿制學校管理干預對于學生的身心健康和在校生鞏固率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學生飲食、身體發育和心理發育方面的數據調查表明，寄宿生和非寄宿生之間存在顯著的差距。 調查報告還表明：與非寄宿生相比，寄宿學生更傾向于無法安心學習、自卑及懷疑自己能力、易為一些小事煩惱、焦慮時易于失眠、易于對某些日常食物懷有恐懼以及沖動和控制力差等。 梁曉燕說：“教育面對的是一個一個的活的學生。人格養成是需要多種營養的。孩子的成長、親情的需要，社區、家庭的作用非常重要，不是一所封閉式學校就能全部滿足的。這么多孩子集中在一起，沒有好的管理，弱小的孩子受欺負無處可逃。學校怕出事，所有方面都管得死死的，情形可想而知。” 然而安縣桑棗鎮第二中心小學校長稅清禮，對寄宿制帶來學生人格的不同成長方式，卻持樂觀態度。 稅清禮說：“中心校的教育手段要豐富得多。村小往往是一個老師包班，村小孩子上課很自由，有的一個班三四個人，各上各的課，語文、數學都是一個老師教，一堂課可以上兩個小時，很不規范。有的地方，調老師沒人愿去，就請未受過培訓的代課教師。孩子在村小上學，家庭條件差，一年也難得漱幾次口，腳也不洗，被也不疊，回家做作業時，扯張凳子，有的在飯桌上做，上面還有油花。”他補充道：“現在的大學生，生活不能自理的多的是。” 孩子想家了怎么辦？“我們這里有親情電話，學生買卡后，可以給家長打電話。老師家訪很少，多是通過電話與家長聯系。” 稅清禮說：“現在學校最大的擔子就是安全。學生不能隨便出校園。家長把孩子交到了學校，孩子在外出了事，家長要找學校，學校又不愿承擔這個責任。外出遇到車禍怎么辦？去外面買吃的，個體攤販售出的食品質量不能保證。學生有事需要出校門，得開假條。家長來看孩子，要帶出去的，家長要在假條上簽字，責任移交。” 在桑棗二小的活動板房里，學生們每天6∶40起床早讀，上課。下午2∶00~5∶00上課。晚飯后還要上兩節晚自習。稅清禮說：“這是為了安全起見，要把他們集中起來，不管不行啊。每節課都有老師看著。你要讓他們看電視，有的孩子不愛看，就跑來跑去，容易出事。” 一天到晚在上課，孩子們的余暇在哪里？ 稅清禮校長說：“孩子們的課余活動有啊，課間操時間、午飯前后兩個小時，學生都可以自由活動。但是按照上面的規定，學生不能離開老師的視線，否則學生出了事故，老師要承擔責任。這一節課是你這個老師上的，全班50個學生，下課后要完完整整、一個不少地交給下一節課的老師。” 災區一位寄宿制學校的校長則認為，學校對學生的管理程度超過了家庭管理，并帶有軍事化管理的性質。 “2001年開始在西部農村推廣的寄宿制學校工程，有特別多的問題。它對學校管理的要求很高，這種突然轉變，教育部門有沒有作好準備？‘一刀切’到如此嚴重的程度，是在搞教育嗎？”梁曉燕無奈地說：“如果擋不住這個決策，無論如何，小學一至三年級的孩子，應該在村小讀書。堅決、堅決地反對一刀切。” 來源：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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