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教育講壇第三期：農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條道路
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 徐永光
2009年06月16日 14:29
21世紀教育研究院與國家圖書館聯合，在新浪教育頻道的支持下，每月第二周周六的下午組織公益性學術講壇——“新民教育講壇”，邀請關心教育的經濟、文化及社會各界精英人士以教育與社會發展的“大教育”視角，審視、探討、建言當前和未來的中國教育。旨在通過這一公益性、開放性活動，致力營造活躍的學術氛圍和社會各界參與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平臺。為中國教育的環境改善提供新的發展、觀察及研究的思路和途徑。
以下是新民教育講壇第三期“農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條道路”，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徐永光的精彩演講實錄：
徐永光：我們今天跟大家一起討論農民工子女教育的困境，要走出這個困境，需要第三條道路。
先解釋一下第三條道路。我們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教育要么是公辦、國辦，要么就是私立，這個私立在我們理解是私人的，實際上在國際上這個“私”對立與國家，實際上是民間，它是非盈利的。
比如說美國的大學前十名的名牌大學都是私立大學，那么這些私立大學不是私人的，實際上是社會的，非盈利的，是公益性的。
在中國也有兩塊，一塊是國家的，就是公立的學校，另外一塊也是民辦學校，也可以叫私立學校。中國的私立是真正的私立，是私人投資要有錢賺的，是盈利性的，是市場行為。所以中國的教育和國際上其他國家在體制上有非常大的區別，要么政府化，要么市場化，如果把它說的嚴重一點是極端政府化加極端市場化。缺少第三條道路，缺少公益性的學校，即公益的、非盈利的、民辦的教育機構。
最近參加北京大學一個關于教育投入體制的論壇，我也發表了這樣的看法。我講中國的大學要有民辦的名牌大學出現，在現在的體制下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在的民辦大學是私人辦的，是企業性質的。這種企業性質的盈利性的大學是不可能成為民辦的名牌大學。民辦的名牌大學在中國的出現指望第三條道路，就是公益性的，非盈利的民辦大學的出現。
現在的農民工子女教育基本上是只有兩條道路，要么就是公立學校，要么就是私人辦的民辦學校，所以我今天講的題目是求解農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條道路。我認為第三條道路是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困境的一個出路。
我們現在南都基金會資助建立民辦的非盈利的學校，名字叫新公民學校。我介紹一下背景，在中國城市化進程當中，農民進城務工數量越來越大。在有些地方，外來務工的農民已經超過了本地的居民，還出現了家庭式遷移的趨勢，實際上我們現在總是想不出給這些農民身份的進城務工的人口一個什么名稱，到現在沒有想出來，還是叫農民工，實際上他們有的已經完全不是農民了，有的就在城市定居，實際上他們應該是城市新移民。
一些研究數據認為進城務工的農民到2030年要達到3.5億，最近還有一個數字說到2030年中國的人口分三個板塊，都是5個億，5億城市人口，5億農村人口，5億流動人口。人口的流動、城市化的進程在中國未來幾十年是一個非常重大的、需要政府，需要社會給予特別關注的一個社會問題。
農民工進城以后，他們的子女分兩個部分，這也是中國特色的名稱，一部分叫流動兒童，他們隨著父母四處漂泊，流動兒童現在接近兩千萬，接受義務教育是1100多萬。留守兒童公布的數字是5800萬，也就是說這兩個部分的農民工子弟加起來將近8千萬，到2030年流動的孩子們到底有多少就不太清楚了。留守兒童他們的境況更加的困難，家庭教育和親情的缺失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流動兒童我們看到是讀書難的問題，實際上讀書難對于留守兒童更加嚴重。他們主要是因為進城沒有地方讀書而不得不留守在家鄉。2500年以前孔子在論語里有這樣的話：“父母在不遠游”，這是家庭倫理。在今天的中國，家庭倫理被顛覆了。對家庭倫理的顛覆，對人類基本家庭結構應有狀態的破壞，對中國現在和未來社會將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嚴重的程度怎么估計都不高的。
留守兒童他們存在很多心理健康的問題。去年安徽一個12歲的留守兒童叫章楊宇自殺，這個事件引起了社會比較大的關注，我們在北京還專門為這個事件開過一個研討會。正是去年5.12當天開了關于章楊宇的一個研討會，展出了他的一些圖片、照片。章楊宇在學校里面是一個很乖的孩子，和同學的關系也非常好。他在自殺之前甚至和同學們講，我不久會給你們一個驚喜，他大概用詞不當，會給你們很震驚的一件事情要出現，說這樣話。那天放學回家，他的爺爺在家里跟別人在聊天，他親了他爺爺一下，他爺爺非常的得意，說這個孩子還真懂事，對我那么親熱。后來孩子就找不到了，后來在一個林子里發現，他上吊自殺了，口袋里留下遺書。遺書說我不愿意爸爸媽媽離開我，就是這個原因，想自己的親人，想父母，最后結束自己的生命。對于這些流動兒童，留守兒童，他們讀書難的問題，我和希望工程初期做一個比較，2003年，全國婦聯的調查，進城的農民工子女有100萬進城以后失學。比較是這樣的結果，在20年以前，農村貧困地區也有100萬的孩子失學，過去是農村偏遠地區的兒童，現在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的子弟。產生的原因，20年以前，是因為貧困，那么今天是因為教育不公平。以前發生在偏遠的農村，現在發生在大中城市。前面的這100萬，我們說的殘酷一點，即便他們不讀書，耽誤了自己，但是他們不至于對社會造成很大的危害。但是后面的這100萬，這些孩子游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們會對社會產生不滿，甚至是仇恨，因為他們被社會邊緣化，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在聯合國人權宣言里面是作為人權提出來的，他們沒有得到保障。所以這些孩子他有可能成為未來社會的定時炸彈。
現在農民工子女的犯罪問題也已經越來越引起社會的關注。不論是在內地的省份，還是在沿海發達地區和大的城市，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現在未成年兒童犯罪50%以上是農民工的子女。但是他們的人數實際上在少年兒童當中只是占少部分。在上海，未成年人犯罪當中，外地戶籍的占7成。在一些內地的省份，少年法庭在處理案件當中也都是農民工的子女特別是留守兒童要占7成左右。移民子女的教育如果處理不當，后果在世界各地都曾經發生，特別是最近幾年，2005年震驚世界的巴黎大騷亂，參加這些騷亂打砸搶燒殺人的這些青少年都是北非的阿拉伯國家的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他們用阿拉伯語改編馬賽曲，唱著馬賽曲去打砸搶燒。德國恐怖中學，這些學校犯事的孩子都是移民的后代。2007年美國佛尼尼亞大學發生了韓裔學生屠殺了32人。后來美國人在悼念死者的時候，點了33盞蠟燭，因為這個青年自己也自殺了。他們說他也是受害者，他是一個移民的孩子，沒有融入社會，或者我們這個社會沒有善待他，所以他產生了報復社會的情緒。所以美國人在祭奠死者的時候，把這位殺人的學生也作為祭奠的對象。
這些事件的根源都是這些移民的孩子他們往往首先在經濟上比較貧困，在教育上得到的資源比較少，被社會邊緣化，所以很難融入主流社會。
對于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中央的決心還是比較大的，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為主，以公立學校為主來接受農民工子女入學的“兩為主”方針，地區政府的措施也在積極挖掘公辦學校的潛力，從解決幅度來看，北京、上海大約解決50%，但這個數字非常不準確，因為我們見到北京公布的數字往往是北京解決了63%，或者是64%農民工子女進入公立學校讀書，其實這個比例當中是有個模糊概念，不一定都是農民工，甚至更多的不是農民工，而是外地戶籍的在北京工作的一些人士的子弟，他把外地戶籍都歸這一類。聽起來好象北京是把63%的農民工孩子都送進了公立學校，其實不是的。武漢解決的比較好，大約80%進入公立學校。從武漢這些地方來講，他的流動是省內流動比較多，大部分在武漢工作的一些農民工很多都是本省的。廣州因為是一個加工業的基地，所以生產線上的工人很多，外來的人口比例很高。像東莞這樣地區80%90%都是外來人口。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在廣東這些地方是鼓勵民辦學校，對民辦學校的政策比較寬松，大部分是進入民辦學校，進公立學校比較少。
對于城市政府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上，城市政府實際上是處于尷尬地位，兩難處境。你不好好解決會受到指責和批評，但你要很好的解決面臨很多困難，一個是戶籍制度的困境，因為中小學教育經費是和戶籍相聯系的。所以農民工的孩子，他沒有戶籍，實際上這筆經費還是留在他們的家鄉，他們進城并沒有帶著他們的經費來，所以有人提出能不能搞教育券，這個想的比較天真，真要給他教育券的話，縣里會給他100塊錢，也是很可憐的一點錢。
城市政府當然是有很大的壓力。北京、上海公立學校的小學生成本是多少，一年超過1萬。很簡單，如果是北京和上海的公立學校接受一名農工民的孩子，當地政府的財政支出要超過1萬塊錢。這樣的成本，壓力很大。
還有一個就是洼地效應，如果北京市政府宣布對農民工子女進公立學校敞開大門，北京要有災難，全國農民都會帶孩子到北京來。能進入北京的公立學校讀書那還了得，所以城市政府是不得不設門檻，這個門檻就是包括要很多證，5個證，6個證，比較嚴重的一些城市要有房產證，有不少地方要獨生子女證，可以說80—90%的農民家庭是拿不出獨生子女證的。就用7證8證把你擋在門外，其實這些證哪怕不是最難拿到的證，把這些證搞齊已經把一個農民工累的死去活來了。還有很多城市當然也包括北京，一些公立學校接收農民工的孩子，實際上真的就是不收一分錢嗎？真的是免費教育嗎？不是那么事？他要你自愿給教育基金會捐款，然后教育基金會把這部分錢跟學校分成。有一個北京打工子弟學校的校長，他也是做的非常好的校長，他說我的孩子進的北京一所手拉手的公立學校，你說這個關系夠鐵的了吧，他說我還要交8千。一般那些做家政服務的，拾荒的，揀垃圾的，這些農民工能把自己的孩子順順當當送到公立學校去，我覺得很難想象，沒那么好辦的。
另外在教育方面也不能要求公立學校對農民工的孩子，給予有針對性的特色教育，這也是很難的。農民工的孩子，他們的程度都是比較低的，和城里的孩子，和北京的孩子差距非常大。北京的城鄉結合部有一批學校，有玉泉路小學、巨山學校、大紅門一小等等一批學校，是公立學校，但是現在清一色接收農民工的子弟，這個當然感覺很好。這種情況是怎么發生的呢？這些學校原來都是北京戶籍的孩子，后來那些城鄉結合部外地的人口越來越多，學校生員不滿，有學位的閑置，所以就越來越多外地農民工的孩子進到這些學校讀書。農民工的孩子在這些公立學校數量達到30%以后就是一個危險的警戒線，達到30%以后，說實在的，老師上課沒法上了，他們的程度與同一個年級的北京孩子比，可能相差兩年，家長不干了。北京的公立學校，現在有將近一半是農村來的孩子，在一個課堂上課，老師都不知道怎么講了。那不行，趕緊轉學，結果城里的孩子就全部跑光了。正好這個位子騰出來，給了農民工孩子機會--是這么發生的，不是政府主動把它清空的。
前面講的是農民工子女教育政府失靈的問題，我再講市場失靈。以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為例，北京現在打工子弟學校超過300所，經過批準的有辦學許可證的只有63或者是64所。這些農民工子弟學校他們是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生存，都談不上發展。出現的原因是實實在在的需求，孩子們沒辦法讀書怎么辦？好多人就考慮辦學，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甚至是文盲的辦學。很簡單，有一個房子找幾個老師就開始辦學。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普遍存在4低：低投入，幾十萬辦一所學校；低收費，收費當然也很低，一年不超過1千塊，或者是1千塊左右；低薪酬，老師的薪酬在800元左右，每年只發9個月，寒暑假沒有錢，顯而易見教育就是低質量，4低再加上非法性加盈利性。這樣的學校確實是很難突破4低的瓶頸，高投入也是有很大的風險，所以沒有人愿意拿很多錢來辦農民工子弟學校。在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上教育失靈和市場失靈就要呼喚第三條道路的出現，第一條道路是公辦學校，它無法滿足流動兒童入學和他們特殊教育的需求；第二條道路是民辦盈利性的學校，這些學校一類是4低，有一些投資比較高的，比如說南方一些地區，收費也比較高，無法滿足低收入家庭的需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我們是不是要求政府一定要解決絕大部分，實際上這樣的要求不是很現實，就算他有錢，也怕政策太寬松了會出現洼地效應。這個事情已經發生過了，在溫州的瑞安市。在中央提出兩為主的方針以后，瑞安市宣布，進城農民工的孩子公立學校全部接收，沒幾天就招架不住了，不光是農民工把自己的兒子、女兒帶來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都過來，根本無法招架，最后打住，還得設門檻。
民辦盈利性的學校，和現在國家對于義務教育免費政策有沒有沖突？一方面，民辦學校可以收費，但是不能多收費。一方面，這些民辦學校接受了農民工的孩子，政府要不要給他補貼？因為義務教育是國家責任，國家要承擔。民辦學校挑了孩子義務教育的擔子，國家就應該給補貼。但國家給補貼時又有顧慮：他們是私人辦的，我給補貼到底是不是給私人老板口袋里塞錢，所以也有障礙。
我們面對這樣的一個困境，政府、市場失靈。一般在研究非盈利組織，研究NGO發生原因時，經常有這樣的言論，為什么出現非盈利組織、出現社會第三部門？是因為政府失靈，也因為市場失靈，所以需要有一種帶有自愿精神的公益組織出現。那么為農民工子女教育解困必須有第三條道路，就是民辦的公益性的，真正公益性的，非盈利的學校出現。
南都基金會是2007年5月成立的，在成立以前，我們已經對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進行了很深入的研究，一個課題組工作了半年，之前當然還有很多的基礎。我們拿出了一個可行性方案，南都基金會提出實施旨在改善農民工子女教育環境的新公民計劃，建立新公民學校。計劃用5到10年的時間資助建設100所民辦公益性的新公民學校。我們當時提出每一所資助額度200萬元人民幣，當然這個錢很少，也是一個很低的基礎，我們希望這種學校未來得發展不是靠南都基金會，第一政府給予扶持，應該是民辦公助。第二社會投入給予資助，社會資源能夠進來，第三家長適當的負擔，因為家長負擔對于民辦教育來講是正常的，包括國外的私立教育，實際上也收費。家庭適當負擔一些應該不是問題。
對于第三條道路，現在政府已有一些動作。上海市已經對現有的打工子弟學校進行改制，要求現在的打工子弟學校要改為民辦學校，其實名稱叫法不一樣，他們所講的民辦學校要求是非盈利性的，上海政府給予的補貼比較可觀。就是說這些私人辦的民辦學校轉為民非，成為真正非盈利的學校之后，政府給每一個學生每年的補貼在2300元左右。基本上就達到免費教育的水平了。上海的政策是很英明的。因為這些孩子如果進入公立學校，在上海一個學生政府要承擔的成本是1萬多。現在用公立學校的一個學生的成本可以解決4個學生在民辦學校讀書的費用。當然上海的政策在實施當中也有一些問題，對于這些民辦學校他們原來的投入怎么處理，沒有任何說法。就是說你改我就給你補貼，不改的一分錢補貼沒有，讓你自生自滅，其結果肯定是打工子弟學校的減少。這個政策讓私人辦學者陷入兩難：要改的話，原來投入，不管你投入了多少錢，幾十萬，幾百萬，政府不管你。你現在變成了一個非盈利的學校，就不能賺錢，不能把錢再賺回去，怎么辦呢？我相信這些投資人一定會變著法子把錢賺回去的。因為我在上海找了十幾個民辦學校的校長開會，給他們介紹新公民學校，告訴他們，既然你們要改制為民辦非盈利的學校，就是我們現在新公民學校的體制，你如果愿意改為新公民學校，當然要按照我們的規范，這個規范是比較嚴格的，財務、審計會比較嚴格。你們提出申請，你們學校未來政府給你買單，應該是很安全的，提出申請獲批后南都基金會可以資助200萬，有可能把原來的投資退出去。但上海沒有一所改制學校申請要南都基金會的200萬，一家也沒有要。他們不要你這個錢，也許是怕拿了這個錢，將來學校就被盯死了，他沒有自主權了。到底是真改還是假改，我還有些懷疑。這樣的改制似乎有一點粗糙。
北京現在也考慮要學習上海的經驗，要推動民辦非盈利打工子弟學校的發展。北京的民辦學校水準普遍比較低，政府可能要調整一些，淘汰一些，淘汰掉以后怎么辦呢？有的希望南都基金會介入，往新公民學校方向改。現在北京市對60所合法的民辦學校補貼少得可憐，小學生一個學期給80塊錢，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的說法是實行免費教育，一年只給160塊錢。
這里附帶說一下，民辦學校就是由民間的社團，非盈利機構辦學，這在香港走得比較遠，香港的中小學公立學校只占6%。通常認為義務教育都應該是公立學校承擔的，在香港只有6%公立學校，4%可能帶有一些私人性質的貴族學校，90%是由民間組織辦學。當然他們的經費主要都來自于政府。私立中小學在美國和英國都是存在的，美國大約有10%的學校是民間辦的，不是公立的。包括教會辦的，社團辦的；英國私立中小學大約也有7%。貴族學校基本上都是私人辦的，最近奧巴馬的孩子也送進了貴族學校，當然收費是非常高的。
新公民學校作為民辦的非盈利的公益性的學校有特殊的優勢，它的品牌的優勢在哪里呢？一個是要進行有特色的教育。學校是按照一個教育非盈利組織，也就是教育NGO的模式來管理。還有社會資源的參與，能夠保證新公民學校的資金的可持續。
新公民學校對政府的意義是，第一可以緩解政府的壓力，就是說要求公立學校全部來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是政府一肩扛，單肩挑，如果是辦成民辦非盈利的學校就有三家一起來扛。一是政府要承擔主要責任；第二社會要負擔一部分資金，通過民間的捐款；第三可以適當收費。按照現行法律和有關規定，義務教育階段國家實行免費政策，進公立學校肯定是免費的，但民辦學校可以適當收費，非盈利的學校同樣可以通過適當的收費來彌補資金的不足。對于農民工家庭來講，如果進城讀書一年需要為孩子負擔1千元左右，他們是愿意承擔的。實際上進了公立學校，北京的孩子進公立學校一年都不用花錢了嗎？也要交這個錢那個錢嘛？農民工家庭為孩子上學一年承擔1千元左右的成本他們是愿意接受的，否則只能讓孩子留守。
新公民學校經過一年多的工作有了這樣的一個結果：已經辦和正在建設的，義務教育階段是5所，北京有3所，北京一所在大興，行知新公民學校；朝陽區有兩所，在北馬房和馬各莊，即朝陽區第一、第二新公民學校。今年要和政府合作辦2所，一所在銀川，一所在溫州。還有，已經建了兩所百年新公民職業學校，百年職校在北京很有名，是一位企業家姚莉創辦的農民工子女的職業學校，實行全免費。我們與她合作，簽的協議是每年復制2所，要給她400萬。目前已在北京復制一所，今年在成都再復制一所。
新公民學校怎么發展，我們在北京已經做的3所新公民學校原來都是個人辦的，我們把它接過來，原來個人投入的成本，退出，這是從私人手里轉制。大興的行知學校雖然是非盈利的，原來也是個人在做，現在變為機構辦。這3所學校在改制當中發生很大困難，困難就在于學校的基礎比較差，有很多遺留問題，包括人事上的一些復雜的關系，你接攤子包括教師隊伍也得全盤接過來，教師隊伍的建設，體制轉換過程當中的一些摩擦和矛盾搞的我們很累。再一個現在政府支持很少，社會資源動員也還不充分，所以對南都基金會的壓力非常大。新公民學校的制度設計是，一所學校由南都基金會提供200萬元資助，設立一個新公民學校發展中心承擔建校評估，監督這筆資金的使用。誰來使用這筆資金呢？我們希望有民間組織來拿這筆錢，就是地方的非盈利組織來申請，把200萬拿走，他們和政府合作來落實每一所學校的建設和發展。在實施過程中發現，這樣的民間組織幾乎找不到。因為中國的民間組織、草根NGO大多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你再讓他們負責辦一所學校不容易。這促使我們考慮從政府那里拿到資源，走民間組織和政府合作來推動新公民學校建設的路子。已經在銀川和溫州進行實驗。銀川市一個區原有2所打工子弟學校，這個區要改造，這兩所打工子弟學校就要撤銷，政府原本打算擴建一所公立學校，把兩所撤銷學校1600名學生全部接到公立學校讀書，后來我們到了銀川，我說南都基金會不能給公立學校資助，只能是民辦學校。教育局長和區里的領導馬上表態就辦民辦學校，民辦公助辦學。現在政府拿出50畝地，投入2100萬資金建一個新的校舍，南都基金會投入200萬，建成新公民學校，民辦非盈利性質，即政府投入部分新公民學校無償使用。在溫州，南都基金會硬件投入很少，政府拿出一所原來的公立學校，再投入800萬擴建，增加招生。這所學校算起來政府投入也在2千萬以上，南都基金會投入80萬用于設備，另外120萬作為管理和服務的投入。政府的積極性反映了什么問題呢？反映了新公民學校的模式是政府非常歡迎的。政府是很理性的，因為民辦公助的模式可以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變單肩挑為三家扛。對于農民工子女來講，因為有了這種模式的學校，就有可能從政府那里拿出更多的資源，動員社會力量辦更多的學校，給農民工子女進城讀書帶來更多的機會。
除了減輕政府財政的壓力，政府也看到新公民學校有很多新的東西，是政府沒有的。新公民學校的品牌特征，第一是全新的公益教育的理念；第二是全社會公益參與，公益資源的參與。第三是公益學校的管理體制，這是我們品牌的特征。
公益教育的理念，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是全人教育，公民教育；第二是針對農民工子女的特點開展的特色教育。全人教育我們已經進行了這樣的工作，提高這些孩子作為“人”的基本素質，幫助他們知識修養、人生規劃的全面開展、開發；作為“公民”的建設性的社會參與和貢獻；要培養他們成為具有自信心、自學能力和自主精神的社會主義新公民。教育理念的第二個方面就是有針對性的特色教育，那么農民工子女有哪些特色呢？或者說他們的教育存在哪些瓶頸，有4個方面，一個是流動性很大，第二家庭教育非常的薄弱，第三是社會融入困難，第四是初中后教育的出路問題。
針對流動性大，我們開發一些專門的教材，引進一些適合他們的教育，比如說對新公民學校的孩子，我們有一條要求是剛性的，新公民學校的孩子必須學會閱讀，要熱愛閱讀，我們引進了紅泥巴閱讀指導培訓的課程。打工子弟學校孩子的流動性差不多在20%，我們給學生配備了很漂亮的校服，第二年一看有很多孩子沒有校服，有的走了，又來了新的，流動性很大。讓這些孩子熱愛閱讀非常重要，新公民學校的圖書館，如果圖書都是新書，你就有問題，你就在那里浪費圖書。一定要讓孩子把圖書帶回去，讓他們熱愛閱讀，一個孩子如果養成了讀書的習慣，手不釋卷，教育差不多已經完成了一半。
農民工子女教育第二個嚴重的問題是家庭教育薄弱，很多家長都在疲于奔命，對親子交流和家庭教育不重視。我發現在農民工子女教育的問題上，在兒童教育的三個方面--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方面，目前教育第一責任人--家庭責任的缺失是最嚴重的。一個孩子的教育第一責任是家庭，而農民工家庭對此非常忽視，70—80%的兒童留守在家，有的孩子生出來，還在吃奶的時候母親就進城打工離開了，孩子長大了都不認識父母。新公民學校強調對家長的教育，引進紅楓婦女熱線農民工家庭教育的項目，開設了家長學校。新公民學校都會辦一個家長學校，給家長上親子教育課。
針對融入社會難的問題，我們引進了駐校設工制度，這是在國內是最早的。新公民學校都有駐校社工，做到一校一社工。駐校社工在學生當中開展了公民教育的活動，組織參加諾貝爾獲得者北京論壇，與公立學校同學開展互動，還有學生自己組織了義工團隊，一些學生受到香港機構的邀請，到香港開展交流活動，很多公司志愿者到學校帶領學生開展活動。學生還組織了自己的公益社團，開展君子動手不動口--就是不隨地吐痰，把垃圾扔進垃圾筒的活動，城鄉小伙伴的交流活動。這些活動的開展都有助于幫助農民工孩子融入城市，這在公立學校很難做到，在其他民辦學校也是很難做到的。
第四個瓶頸就是初中后怎么辦？初中后的農民工孩子幾乎就沒有出路。我到一個打工子弟學校初中班級，做了一個現場調查。我問他們，要求都說真話，我說想上大學的請舉手。全部都舉手，想上大學。問，在這里上完初中以后，想回老家讀高中的請舉手，因為他們不可能在北京上高中、考大學，必須要回家鄉的，要回家讀高中的有4、5個舉手。我說回去肯定能上高中的請舉手，只有一個舉手。因為他們回家鄉讀書，學籍都沒有，如果沒有后門，沒有關系老家的高中都是不接收的。他們現在生活的地方高中不接收，回到老家高中也不接收。北京的職業學校寧可空，在那里呼吁生員危機，寧可讓老師回家休假，學校閑著也不接收在北京工作、為北京服務的這些農民工的孩子進來讀職業學校。上海有一個調查，初中后的農民工孩子有的年齡很小就去做工了，有的想辦法再繼續讀書，大約30%就在大街小巷游蕩，既沒有書讀，也沒有工作，他們也不應該這個時候就去工作。30%在大街小巷游蕩，可能發生什么事情，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新公民學校從小就要對幫助學生進行職業生涯的規劃，同時要考慮學制上逐步從小學到中學到職業學校邁進，當然我們也努力推動公辦的學校能夠開放資源，對他們實行公平的教育。昨天有一個好消息，中國科學院心理所、宋慶齡基金會和芳草地小學合作開展了一個超常的兒童教育項目。這個項目已經在八中做了20年了。從今年開始招收農民地的子弟，昨天開了新聞發布會，叫流動超常兒童實驗項目開始招生。這個是正式消息，大家可以傳達。要在北京現在讀書的三年級到四年級的農民工的子弟中招收超常生，或者是小神童。按照心理所的研究結果，超常兒童占兒童的1%。現在北京有30多萬農民工的孩子，有3千多神童。這些神童，超常兒童，如果他們得不到開發，或者得不到一般的公平的教育，他們的天才就被埋沒了。
流動兒童，他們的流動，開闊了眼界，可以說是非常好的一種財富。我對農民工的孩子講話的時候，我都講這樣的話，我說你們很有希望，我看過一本書，題目是改變世界的13位美國偉人，他們改變了世界。這本書最后說，這13位偉大人物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在童年的時候都有過遷徙的經歷，從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從這個州到這個州。我說你們從農村到城市，你們走了很多地方，你們具備了成為偉大人物的條件，只是在北京的胡同里和上海的里弄里長大的，很難成為偉大的人物，而你們起碼具備了成為偉大人物的重要條件，你們搬過家，有的搬過多次家，不同文化的刺激，環境的刺激，對有些孩子來說會激發起改變自己人生的強大動力。所以中科院開始要在北京，今年招25名農民工子女當中的神童。四年級開始培養，讀4年以后就高考，至于說4年以后他們怎么參加高考，再說。八中的超常生，四年級進入八中，本來要八年才考大學的，八年的課程他們4年完成，他們不是死讀書，體育課時間是正常學校的兩倍。他們的平均分高于北京重點大學錄取線100分以上，百分之九十九點幾考入重點大學。也就是說他們用4年讀完8年的課程，而且全部以高分進入重點大學，這就是超常兒童。如果你不給他們這樣的機會，就白白浪費了，浪費的結果他們可能不好好學習，在課堂上睡覺，看小說，受到老師的批評，受到家長的壓制，最后他們的天才被埋沒了。這個培養農民工子女中天才兒童的項目很有意義。
新公民學校開展了大量的生涯教育的課程。百年職校直接切入職業教育。還有教師發展計劃，提高教師的素質。
新公民學校的品牌特征之二是全社會公益資源的共同參與，有政府、企業、家庭、個人、國際機構、志愿者資源。越來越多的民間的公益機構，開始關注農民工子女的教育。
去年12月5日國際志愿者日又推出了新公民之友志愿服務支持計劃，是建立一個服務平臺面向全國的，動員志愿者服務農民工子女。用4句話來表達，叫做資源共享空間、需求對接橋梁，互動參與社區，支持服務平臺。這個工作已經開展的非常好，新公民之友的網站建立到現在，也就是半年時間，現在已經是中國點擊率最高的公益機構網。上網時排名在300位，現在排名在20多萬，幾乎超過了所有大的公益機構的網站。說明志愿者對于參與、支持農民工子女教育非常踴躍。
新公民學校還有一個品牌特征就是學校的管理體制，作為公益學校的管理體制，是由董事會決策下的校長工作制，具備家鄉參與、教師參與、民主管理、學校財務公開、透明這樣一種公益學校的管理模 式。
我最后總結的話，正好用得上6月2號《人民日報》一篇報道，報道題目是《在城市，為農民工子女放一張書桌》。這個報道前面的兩部分是講公立學校接受農民工子女面臨的困惑，私人辦的民辦學校在生存發展中的困惑；第三部分的題目是“新公民的希望”，標題下的引語說：要把接受合格業務教育的權利還給農民工子女，為窮孩子辦教育是否盈利是個大問題，窮孩子的教育應該是公益性的，否則將達不到合格教育的要求。下面兩段引用我的話：“無論政府與市場，在滿足農民工子女教育需要方面都存在失靈的情況，因此還有第三條路可走，就是公益性非盈利的民辦學校，由南都公益基金會捐建的新公民學校就是這樣的性質”；“政府與市場失靈為新公民學校的發展提供了空間。學校定位為非盈利、平民化、高質量，并以此撬動政府、企業和社會的支持與參與，探索和拓展民辦學校的嶄新的空間”。
新公民學校的實踐剛剛開始，只有一年多不到兩年，談不上什么品牌，在探索過程中還有很多困難。但是就是在短短的時間里面已經被地方政府看好，他們愿意接受這個品牌，愿意拿出公共的教育資源來支持民辦公益學校。這在中國是非常難得的，因為政府認為這條道路是幫助政府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中的困難。而且現在社會的公益熱情越來越高，全世界的公益捐贈，第一位是捐給教育，在國外是這樣，在中國也是這樣，所有上慈善排行榜的，捐贈資金的導向教育都是第一位。
過去20年的希望工程得到了超過50億人民幣的民間的捐贈，救助了300多萬貧困地區的失學兒童完成小學學業，建設了15000所希望小學，當然也是和政府合作的，希望小學是公辦民助，新公民學校是民辦公助。對于希望工程，企業、個人都有這么高的熱情，天高皇帝遠的幫助農村的窮孩子。而農民工的孩子就在我們的眼皮子底下，很多農民工為企業的發展，為老板的發財流血、流汗，這些老板是不是應該回饋一些給他們的孩子，為他們的員工謀一些福利。對城里的居民來說，我們的生活離不開農民工為大家的服務，而且農民工的子弟他們注定會成為城里人，他們就是城市的新公民。你現在善待他們，還是排斥他們，幫助他們，還是傷害他們，城里的居民都需要思考。實際上幫助農民工的孩子，也就是幫助你自己，是助人自助。所以我相信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新公民學校的發展，一定會越來越得到社會的關注，得到政府的支持，會有越來越多的資源投向農民工子女教育的領域。我對我所從事的第二個希望工程，也就是新公民計劃，新公民學校充滿信心。也謝謝大家對我的支持，謝謝！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