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一場調動全民的戰役
2009-7-14 中國經濟導報 本報記者 蔡若愚
上周開始，北京高校的高考錄取通知書開始陸續寄送投遞，高考的后續工作也將接近尾聲。此前，“小升初”、中考，每一場考試都揪緊了家長和學生的心。教育總是讓人歡喜讓人憂。
在“教改應向醫改借鑒什么”這個議題上，根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和新浪教育頻道聯合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有36.3%的網友認為，教改應該首先向醫改借鑒“加大公眾參與的力度，舉行重大問題的民意調查和充分的利益博弈”。
今天，與醫改分量不分伯仲的教改業已進入了全民動員的時代。
媽媽們的“焦慮癥”
報社同事的一家最近很焦灼。女兒一反常態，在中考后仍然認真看書，同事將其解讀為“是怕自己沒考好，父母責怪”。至于沒考好的后果怎樣？他們不愿意多想，一想就頭疼。
6月24日～26日持續3天的中考，結束了北京市9.5萬名初中生3年的初中生涯，也為他們此前接受的九年義務教育劃下了句號。在中國，這意味著教育將出現分流：一部分去往普通高中，一部分去往中專、職高和技校等，剩下的一部分則直接進入社會。但這3條道路分配得并不均勻。據預測統計，今年北京市普高錄取率約為66%，占了近七成名額，剩下的三成才由“中職道路”和“止學道路”共享。
在吃過“沒文化”的虧后，今天中國家長的普遍觀念是――教育乃頭等大事。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得到好的教育，以便未來有個好的歸屬。事實上，整個社會的評價體系也在恢復高考后的30年里日益呼應這一理念。去年5月北京市海淀區發布的《2007屆畢業生薪酬調查報告》顯示：學歷成為影響大學生起薪水平的決定因素。其中，大專生的起薪全部在3500元以下，平均月薪為2307元；本科生大多分布在2500～3500元之間，平均月薪為2767元；66.2%的碩士生的起薪主要集中在3500～5500元之間，平均月薪4317元；而博士生有60%的人起薪在5500～6500元之間，平均月薪5731元。明顯的梯度分布反映出“高學歷換高薪工作”的事實，而在這樣一種“重文憑”的社會共識中，升入普通高中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國家庭的普遍選擇。尤其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里，幾乎成為一個默認選項。
然而，升入普通高中只不過是“中國式教育”理想鏈條的其中一環，如果將其概述完整，則由學前教育的幼兒園始，跨越義務教育的小學、初中，最后借由高中進入高等教育的大學。鏈條上的每一關都不簡單，即便在國家規定的九年義務教育體系里，也充斥著亂象。“劃片根本讀不了好學校，推優也只是個條件，必須報了學校的奧數班才能獲得該校點招資格，否則成績再優秀也沒用。”一位剛經歷過自家孩子“小升初”戰役的媽媽跟記者如此描述。直到去年12月之前，這位媽媽都以為自己孩子足夠優秀，可以等著好學校來點招。但后來的事實卻證明，不動用點社會關系、不花費點“必要”的錢財，所謂的“點招”，門兒都沒有。所以她從去年12月開始，四處跑動“運作”，尋求意向學校的點招資格，終于在今年6月如愿獲得，“雖然還是不甘心花了那么多錢，但好歹定下來了。”這位媽媽最近一直這樣安慰自己。其實，不只“小升初”，在記者的采訪過程中，一些家長甚至表示從幼兒園開始就在發愁孩子的受教育問題。
“推優”、“點招”、“共建”……這些名詞對有孩子的家庭來說絕不陌生。現實狀況是：
中國家長的憂慮不在于是否可以接受教育，而在于是否能夠在教育鏈條的每一個環節讓自己的孩子脫穎而出――這就使問題驟然變得困難了。如前所示，今年的北京市中考普高錄取率雖在66%，示范性高中即通俗理解的重點高中的錄取比例卻只有30.5%，進入一個好學校的競爭壓力可想而知。但顯而易見的推理依然沒有變：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的金字塔進程中，每一個環節如能爭取到更好的教育資源，則孩子下一步向更優異資源挺進的可能性就更大。光這一點，就促使很多家長盡其所能動用社會關系，心甘情愿地花額外的錢來換取哪怕一次不完美的機會。一面是掙扎在各種直接或變相應試壓力中的孩子，一面是為了使孩子在選拔過程中順利晉級而使盡渾身解數的家長，中國的教育里拼的是孩子和家長的雙重“實力”。
碩果累累而又“罪狀”連連
“小升初”的鏖戰剛剛落下帷幕，同事一家的焦灼在7月6日的中考發榜日前還將持續，各地高考狀元的笑臉已經占據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而一路披荊斬棘終于走完中國式教育全程的大學生們卻發現，求職正在變得越來越難。
年初的統計數據看起來觸目驚心：廣東普通高校本科畢業生的簽約率為7.61%，甚至不及專科畢業生的8.43%，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四川、江西等地。調查顯示，本科生不僅就業率年年下降，起薪水平也已跌至2000元以下，相比2000年已經縮水1/3，如果算上通脹因素則更甚。而自2006年起，就有大學生在高校招聘會上打出零起薪應聘的招牌，如今，這一個案卻有普及之勢。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多年的教育改革究竟改變了什么？為何現在社會開始無法盡數消化自己辛苦培養出來的人才？
教育，在經濟學中是一個有正外部性的典范。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對此的經典闡述是：如果大多數公民沒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識，也不廣泛地接受一些共同的價值準則，穩定而民主的社會就不可能存在。而教育對文化知識和價值準則這兩個方面，均會做出貢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善邁則認為：一個人接受了教育，不僅受教育者可以獲得經濟的、非經濟的效益，同時社會也可以獲得巨大的經濟與非經濟效益。如果從這兩點看，教育的基本目的在中國已經達到。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十幾年來，初等教育迅速得到普及。截至2007年底，全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人口覆蓋率達到99%，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合計約1.6億人，小學在校生約為1.06億，初中在校生約5736萬，初中毛入學率達到98%。同時，中國還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各類高等教育在校學生總規模超過2700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23%。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總人口約占世界人口的21%，教育人口約占世界的26%（其中學歷教育約占22%）。相比改革開放之初連五年制小學都未普及、每年產生大量新文盲的情況，今天中國的國民素質確實已跨越了一個高階，全社會也已經形成尊重知識和人才的良好氛圍。從規模擴大這個意義上來看，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副所長高益民認為，中國的教育改革確實取得了累累碩果。
同時，教育公平等體制性問題也被正視。記者在采訪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育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程方平時，他認為，改革開放30年來，教育改革的最大成果在于思想的解放。1985年時，在教育界討論教育規律仍被視為大逆不道，諸如“以人為本”的思想還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思想自由化”，依法治教、教育公平等思想仍未進入教育理論界的探討范圍。如今這些思想和理念或已立法，或已達成共識，或可在公共輿論中討論探索。“現在，政府和社會各界都開始實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在教育中的責任和義務了。”程方平說。
但教育依然讓人不滿意。網上羅列的中國教育幾大“罪狀”，匯聚在費用高、分數至上、與就業脫節等方面。看似不相關，實際上或可歸納為體系內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公與體系外的社會評價標準畸重。
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幾乎貫穿中國教育的始終。不僅城鄉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城市內部也存在部分學校壟斷過多優質資源的現象。近年來持續升溫的“擇校熱”、“無名有實”的借讀費等現象恰恰反映了這一現實，導致本應是免費的義務教育變得成本高昂。高等教育階段同樣存在資源的不均。2006年，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就先后“炮轟”清華、北大，問詰財政投入在高校間的分配不公。其后亞洲開發銀行北京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在某次論壇上指出中國90%以上的公辦大學比例太高，應該大力發展民辦高等學府。事實上，公辦高校不可避免的行政化問題已經產生出諸如“學術腐敗”等新的教育問題。此外，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間的投入不均、各類教育間的融通門檻等也都是教育不公的表現。
整個社會“唯大學生至上”的評價體系也在無形中助長教育的不合理發展。大學生相對社會的產業結構來說有“過剩”之嫌，而職業技術教育則營養不良。程方平說:“在國人的固有觀念里，職業技術教育好像是沒法進入普通高中或是經濟條件不足以支持學術性學習的孩子才選擇的。辦教育和受教育的人心態就未理正，不利于職業教育發展。”他告訴記者，在國外，職業技術教育往往是和經濟聯系最緊密的教育類型，接受職業技術教育的人群承擔著把研究成果變成現實的重任。然而在中國，讀職高的孩子就像是被學術教育甩出來的次品，不僅被人看不起，而且要想再進入其他類型的教育也存在諸多限制。而高益民則認為，中國的職業技術教育還需再思考：不是盲目地大力發展而是應該仔細研究到底要辦怎樣的職業技術教育。“關鍵在于摸索出一套切實有效的職業技術教育模式。”
實際上，高益民將教育改革的所有問題歸結為中國仍未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基礎教育階段學生難以自由、主動地發展，高等教育階段高校難自由、自主地探索。在通過普及基礎教育實現了“量”上的突破后，教育中“質”的問題始終難獲解決。
“裝修”前期待“裝修”后遺憾
2009年1月7日，教育部公布從即日起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為制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廣集眾智。在新中國成立60年的歷史上，這是國家教育規劃綱要的制定第一次提前公開，目標直指民力。
截至2月28日，教育部共收集意見建議210多萬條。其中，“高中文理分科”、“中小學生課業負擔”、“考試招生制度改革”、“農村教育”等議題引起了從專家、教師、學生、家長到網民的熱烈討論。東北師范大學數學與統計學院教授張凱軍甚至提交了一份長達１.7萬字包含100個要點的《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參考備忘錄》，內容涉及教育的基本原則、各個階段教育、招生考試、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等多方面，觀點鮮明，自成體系。
問計于民，繼醫改之后成為教改攻堅的新手段。教育問題同醫療問題一樣，是一個民生問題。程方平說：“教育并非架空，它和很多制度相連接。所以解決教育的問題不能用西醫那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而要從全局角度來看。”而關乎全局亦涉及全民，民意之重，不應止于品頭論足，還應做些制度探索。高益民也建議：國家應在保障教育基本面上的規范之外，盡量避免過多干涉，而是為教育的自主創新留下充分的空間。
十七大報告中關于教育問題的闡述則在強調教育公平的基礎性地位之上細致到了各個具體環節。如：實施素質教育、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堅持教育公益性質、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等。在這些具體的教育薄弱點上，往往是地方首先邁出探索的步伐，實踐教育創新。
2005年，就我國教育中尚未引起充分重視的終身教育問題，福建省率先出臺《福建省終身教育促進條例》，規定了國家公務員等11類人群為終身教育的對象，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制定本行政區域終身教育發展規劃，并將其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這一立法彌補了教育法相關領域的空白，保障了學齡之外公民的受教育權。
安徽銅陵是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典范。在這座城市，“學校沒有好壞之分，只有遠近之別”。“擇校熱”的消除在于2005年后銅陵市委、市政府率先提出了“辦好每一所學校，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要求，并立足本地實際，開始調整城市中小學教育布局，整合教育資源；合理調配優秀校長和教師，加強薄弱中小學建設，鼓勵各個學校辦出自己特色；堅持依法辦學，嚴格執行小學和初中“劃片招生、就近入學”政策，保障生源的均衡分布。在這些措施后，銅陵率先成為“無擇校城市”。
這些地方試點雖未發散到各地，然而一旦成功就為下一步制度探索提供了實踐依據。在程方平看來，哪怕不成功，輿論也要客觀看待，為其留足空間。“因為改革的過程就像裝修房子，裝修時是一種期待，裝修完后又有新的遺憾。我們的制度一直在朝更高目標前進，但過程中必然也會出現新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看，不理想是絕對的，我們追求的只是相對合理、相對進步。”基于此，他總結教育改革仍然“還在一個過程當中”，但無疑是匯聚了更多民意的不斷進步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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