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03日 08:12:51 來源：工人日報
孫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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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調查（上篇）
編者按
孩子的問題永遠關乎未來。當身居都市的人們在為孩子怎樣才能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而煩惱時，“農民工子女”——這個我們熟悉而又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群體，正在渴望著父親愛母親疼，期盼著能有一張安穩的書桌，在汲取知識的同時，享受心靈的潤澤。
隨著城市化進程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傳統的鄉土社會不復存在，我國進城農民工數量已超過２億人。這2億人的背后，有7000多萬他們的孩子，這其中包括跟隨父母在他鄉的1400多萬隨遷子女，5800多萬留守兒童，其中4000多萬年齡在14周歲以下。他們一邊連著鄉村，一邊連著城市；一邊連著艱辛，一邊連著希望；一邊連著昨天，一邊連著明天……要為這7000多萬名孩子守望美好的明天，讓他們充分享受受教育權利是最重要的一環，因為教育的重要意義怎么提都不過分。然而，發生在農民工子女身上的有關教育的故事如此沉重，以至于每一個思考這個問題的人的心情都不會輕松。
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成為現時期我國義務教育新的難點和薄弱環節。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文件，努力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然而，隨遷子女難以融入公立學校，打工子弟學校問題多多，初中畢業基本是城市容留他們接受教育的極限；眾多留守兒童普遍存在學業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親情失落、安全失保等問題。這一系列問題是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的產物，解決起來不可能一蹴而就。
推進城市化與保障農民工子女受教育權益的雙贏，應該成為全社會不懈的追求。關注這一群體，正是我們報道的初衷所在。從今天起，本版推出《聚焦７０００萬農民工子女教育現狀》系列報道，聚焦農民工隨遷子女義務教育（上、下篇）、高中教育、留守兒童教育現狀，敬請讀者關注。
對于這些流動兒童而言，初中畢業就是這個城市容納他們的一個極限。
“以公立學校為主”在相當多的城市難以實現，如何讓這些孩子真正融入城市已經是很大的問題。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子女距離公立學校漸行漸遠。
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學校，取得政府審批的僅有60所左右。義務教育經費本來是國家承擔，但是大量未經審批的打工子弟學校是享受不到這筆款項的，孩子都要繳納學費，這對收入微薄的農民工家庭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一個地方要被開發，往往意味著在那里蝸居的農民工就要離開，農民工子弟學校也會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遠更偏僻的地方上學。
有這樣兩組數據，一組的數字越小，幾乎就表明另外一組數字越大。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發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從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國經歷了120年，德國是80年，美國是40年，日本是30年，而中國僅僅用了22年。
這一數據的減少就產生了另外一組不斷增加的數字：全國14周歲及以下流動兒童規模已達1834萬，全國進城務工農民隨遷子女數量達到1400多萬。
毋庸諱言，農民工隨遷子女就讀難問題逐步凸現，已成為我國義務教育新的難點和薄弱環節。如此多孩子的教育問題如果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將會產生連鎖式的負面效應，事實上，這種反應已經在悄然發生著。據北京、廣東公安部門發布的數據，城市外來青年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趨勢。
農民工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現狀如何？究竟存在哪些問題？近日，記者在流動隨遷子女多達40萬的北京展開了調查采訪。
留還是回，這是一個難題
張麗紅和祝敬可都是普通的農民工學校教師，同時，她們還是農民工子女的家長。幾乎從這些學校剛開始興辦的時候，她們就投身其中做老師，孩子跟著她們一起上學，十年過去了，如今，他們面臨著和第一代農民工家長共同的選擇：孩子是留在城市還是回老家？
對于這些流動兒童而言，初中畢業就是這個城市容納他們的一個極限，因為他們不能參加北京的高考，事實上，中考之后，就不會有北京的高中會錄取他們。按照相關規定，這些孩子只能讀北京的職業學校，并且不享受國家對職校生的補助。而孩子要參加高考就必須回原籍，這對張麗紅而言，是一個艱難而無奈的選擇。
她的孩子在北京出生，讓孩子回去她也舍不得，除了一紙戶口，孩子已習慣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張麗紅擔心孩子適應不了老家的情況。
幸運的是，張麗紅的女兒很聰明，成績很好。張麗紅有個小小夢想，孩子讀初一的時候就把孩子送回老家，盡早適應當地的環境和教育，然后參加高考再考回北京，在北京讀大學時一家人再團聚。她認為這是社會給他們的唯一上升渠道。知識改變命運的道路對她們雖稍嫌曲折，但卻可行。
祝敬可老師也為同樣的問題苦惱，但相比其他的農民工家長，這兩名母親給孩子提供的教育已經算好的。很多農民工的孩子都面臨著無學可上的問題。
在北京東部將臺鄉雍家村的東北亞學校，記者看到一篇學生的作文，上面寫著：“我老是換學校，經常有人從車上下來拆我們的屋子，老師哭，我們也哭，什么時候才能安穩地在學校里讀書。”
繁華的三元橋東面是一大片待建樓盤工地，再往東一點就是東北亞學校，緊鄰新修建的將臺公園，“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拆到這了，大望京拆遷的時候，附近五所打工學校都沒有了。”祝老師對學校未來也心存憂慮。
一個地方要被開發，往往意味著在那里蝸居的農民工就要離開，學校也會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遠更偏僻的地方上學。“越搬越遠，很可能就要去順義等遠郊。”
記者觀察到，一直存活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區域位置都有這樣一個特點：偏僻，交通不便利。如果哪天城鐵等公共交通修建到眼前了，也就意味著要被拆遷了。
農民工服務公益組織新公民組織總干事劉文華告訴記者，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學校，取得政府審批的僅有60所左右。其余的學校屬于“非法”范圍，極其不穩定。“義務教育經費本來是國家承擔，但是大量未經審批的打工子弟學校是享受不到這筆款項的，孩子都要繳納學費，這對收入微薄的農民工家庭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不是所有的農民工都能支持這些孩子讀書的。”
“以公立學校為主”難以實現
在實地的采訪中，記者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在北京城鄉接合部的少數公辦小學里面幾乎沒有北京學生。南都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先生對本報記者表示，這些學校已經“被農民工子弟?；?rdquo;了，北京本地的孩子反而很少。
外來人口主要集中在房租便宜的城鄉接合部，這些地方的公辦小學涌入了很多農民工子弟。北京學生的家長面對這種情況抱有很復雜的心態。往往會想方設法地將孩子送入其他地區的學校讀書。“在一些城市家長眼里，自己的孩子是不能和打工子弟一起讀書的。”劉文華表示。
祝敬可痛苦地對記者表示：“雖然如此，我也理解他們。如果我是一個北京家長，也不愿意讓孩子在打工子弟為主的學校讀書。”她認為，外來打工人員普遍生活壓力很大，在城市打拼已屬不易，在家中普遍對孩子缺乏管理，不經意間會形成一些壞習慣，孩子的學習狀況也不太理想。
一所公辦校的老師告訴記者，班上少數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更難以融入學生的群體，他們感到被老師、同學歧視，心理上壓抑，嚴重的有很強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內向，不容易與同學和老師溝通。
劉文華告訴記者，農民工子女絕大多數學習成績處于“弱勢”地位，也使他們在公立學校處境尷尬，部分人不得不選擇“高興進入，無奈退出”，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子女距離公立學校漸行漸遠。
“但是，孩子是沒有高低貴賤的。”在給孩子們打飯的時候，突然祝老師轉身對記者說了這樣一句話。她的班上有40多名學生，11月24日中午他們吃的是西紅柿雞蛋豆腐湯，沒有一個回家的，“家長太忙，我們要負責孩子的午飯。”
讓孩子有學上，是城市農民工義務教育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但是近年來顯現的一個現象是融入難。北京理工大學教育問題專家楊東平對記者表示：“雖然存在很多問題，但是義務教育階段給他們安放一張書桌已不再是主要問題，更難的是融入，以新公民的心態融入城市。”楊東平認為，從城市公立學校的角度審視，“以公立學校為主”在相當多的城市難以實現，進入公立學校的農民工子女面臨諸多困境。
打工子弟學校陷入困局
由于農民工子女全部轉入公辦學校并不現實，這讓“非法”的打工子弟學校仍然活躍于城市的各個角落。
幾經周折，記者來到了位于北五環外的奶西村，東北人崔克中在這里辦了一家名叫文德的打工子弟學校。和大部分打工子弟學校一樣，周圍是大片的拆遷地。從這個地方到北苑城鐵站要經過一大片沒有柏油路的荒地。
崔克中租的校舍是原來村子里的活動基地，兩排平房，院子里有假山。相比很多學校，這樣的條件還算可以。11月25日晚記者見到他的時候，他剛開一輛舊的面包車將一些要求接送的孩子送回家。當然這是需要收取一定費用的服務。
崔校長原來是沈陽一所大學計算機系的老師，覺得做教育是一件有意義的事，辭職后開始辦打工子弟學校。但是他做了幾年后才發現：“這也是一個不簡單的江湖。”
目前他的學校僅有200多名學生，這在打工子弟學校里規模不大。他對記者表示，辦學校的校長未必都懂教育，盈利是第一位的。正是因為大量農民工子女無法順利入學，這就帶來了一定的盈利空間。一些人從老家帶來了老鄉親戚就開始辦學，資質很差。
在自己的學校走上正軌的時候，崔校長將學校交給一個生意人打理，自己去哈爾濱做生意，結果一年后，原本400人的學校只剩下了不到200學生。“他拖著不給老師工資，老師都走了，我真被坑苦了。”
他告訴記者很多打工學校條件比較惡劣，管理混亂，老師的素質也良莠不齊，“有些老師為了拿獎金，甚至考試的時候就把答案寫在黑板上，這樣的教育方式別說傳授知識了，孩子做人都成大問題。”
令他們頭疼的是拆遷問題，由于沒有合法的辦學資質，他們隨時有被取締的風險，一般來說，他們不會被取締，只有在這片需要征地的時候才會被轟走。對于一些抱有短期眼光的地方政府來說，經營征地是創收，而留著這些學校則是負擔。
在他看來，打工學校的師資力量也參差不齊，有的是有幾十年教齡的退休教師，也有從未有任何教學經驗的地方師范學校畢業的應屆生，還有一些是曾經的代課教師，由于無法轉正或工資太低而外出打工的。對于他們來說教書工作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流動很快，教學質量問題十分突出。
一項調查顯示，打工子弟學校學生的平均成績與公辦學校相比要相差10多分。這些學校的學生成績，低年級平均80分左右,高年級平均60～70分。
管理、資質、人員流動、頻遭取締等一系列問題的存在讓多數打工子弟學校深陷多重困境。公辦學校進不去，民辦學校問題多多，那么夾在中間的這些孩子何去何從，對未來城市造成不良影響的隱患如何消除，仍是一道待解的難題。（記者 車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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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為主”原則
盡管農民工隨遷子女的書桌也許并不算安穩，但是在多方參與努力下，目前，從政策上，義務教育階段已經可以為農民工子女安下一個書桌。根據中央的有關政策，對于打工子弟教育采取“兩為主”原則。一、以公辦學校為主；二、以流入地政府為主。
2008年7月3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今年秋季學期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全部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雜費。國務院文件要求，對符合當地政府規定接收條件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公辦學校就讀的，免除學雜費，不收借讀費；在接受政府委托、承擔義務教育辦學任務的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就讀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按照和公辦學校學生一樣的標準享受免除學雜費政策。
國務院文件在重申“兩為主”解決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三方面要求：一是做好統籌規劃；二是足額撥付公用經費；三是加大教育資源投入力度。
此外，國家還有相應的政策引導，讓各地更重視解決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入學問題。
農民工隨遷子女在接受義務教育的時候，只要符合當地政府設定的合理的條件，就可以和城市當地的孩子一樣接受平等的、免費的義務教育，不能再向這些孩子收取額外的任何費用，比如“擇校費”等等。可是各地政府執行情況不一，問題并未完全解決。
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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