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教育者”，我們就沒有了教育
——為北大校長周其鳳“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叫好
作者：黃以明
幾千年舉世公認，我們的文明是以教化為特征的文明，以盛唐為標志的中華帝國就是全世界嘆為觀止的“教化大國”。因為我們有封建時代最好的道統，因為我們有全世界公認的在教化方面的至圣先師孔子，因為我們有非常成熟的圣賢推薦與科舉考試完美配套的選拔人才機制，就是保證了教化的初衷——每個生靈如何做人，學做人、做優秀的人。學而優則仕，仕則為人才，仕通過學習遵守經書所闡明的天道人德而走上圣賢之路，走在這條路上的人就是社會的管理者，為民做主。所以，官員（仕）既是社會的管理者，更是道統的維護者，是教化眾生的教育者，一言以蔽之，如果官員腐敗，中國就沒有了教育者。
當今社會，我們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二十年前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十年改革失誤在教育。二十年后的今天，謎底出來了，總設計師最深刻的含意就是憂慮著我們體制內的掌握權力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官員，雖然學會了一些管理的技術，但是離道離德以至貪污腐敗愈演愈烈，社會面臨幾千年的道統崩潰、教化缺失。所以，當前談到教育，我要震耳發聵地喊出全民族的憂患：沒有“教育者”，我們就已經沒有了教育！?。。?br />
什么是教育？歐美現代社會的設計師之一英國哲學家洛克說：教育就是培養良好的習慣。我們的至圣先師孔子說的更好：學問就是做人。所以，教育，它的核心就是培養人，培養我們現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合格的公民，它的核心是人，不是人才！才，是指社會分工中各行各業中各種有用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的核心范疇是從幼兒園到中學。
這次北大校長周其鳳在當前高考制度“一考定終身”——這種把學生從小學到中學訓練成考試機器，這種反教育的、它的種種弊端已被有識之士所認識到的背景下，登高一呼推行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我要為他叫好：第一，在 “教育者”缺席的處境下，類似有天啟般用“假設”這一思辨的根本原理，假設由中學校長負責起了“教育者”的使命，因為中學校長既是管理者又是教師，恢復了中國的士大夫做為教育者為官為教的道統。第二，重新探索在現代教育的格局中，圣賢推薦與考試相結合的人才選拔機制。第三，把整個從小學到中學的教育宗旨由把學生變成考試機器這種反教育的局面回到教師教書育人的正確軌道上來。蔡元培后繼有人了，值得為之振奮。
我知道，有信任，就會有希望。相反，我聽到了當北大“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一提出，舉國上下不絕于耳質疑的聲音：不外是被官員的腐敗這時局的弊端喪失了信心，又是擔憂暗箱操作又是擔憂權錢交易。但北大校長懂辯證法，這就是“我們不要從好的地方開始，我們要知道從最壞的地方開始”。沒有壞哪有好呢？這就是辯證法的勝利。我相信，被信任的中學校長將會成為“好”這“第一只出欄的羊”。有了“第一只出欄的羊”，各行各業的官員將會跟上來的。從這個策略上來說，這一措施對我們國家扭轉官員貪污腐敗之風將起到阿基米德杠桿般的意義。
“中小為體，大學為用”。“體”者，育人也；“用”者，專才也。這才是當前我國教育需要調整的關鍵所在。
事實上，中小學十二年教育制三十年來所有的手段只服務于一個目的——高考“一考定終身”。家長們把年滿六歲的子女送進學校的大門時，內心就戰戰兢兢地揣著他的孩子，將這個“寶貝”供奉于十二年后的一個夏天——高考，這個所有孩子獻祭的祭壇。這就是改革開放后三十年來十三億中國人民全民族的“教育意識”。在這個全民族達成的共識下，我們的中小學教育變成了什么呢？變成了企業。所有的中小學都是企業，產出全民族萬眾一心的這個“教育意識”。企業投入產出，利益最大化，用最小的成本實現最高的“利潤”——升學率。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中小學做得很好啊。因為它是全世界最合格、最優秀的企業了。學生是產品，教師是技工，校長是CEO，教育就是最神圣的考試機器，教育化就是考試化、一刀切。80年代初，我就做過中學畢業班的教員，從進這個“工廠”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我要做最好的員工就是我的“產品”升學率必須在同行中達到最高。每年高考我一年前就開始準備猜題，人家在北京出題，我在萬里之外的廣西猜題，年年的猜中率是60-70%（當年我的學生家長都在人世，都可作證）。我喜歡哪個學生就把猜中的題多給那個學生，不喜歡的就少給，得罪我的就不給，跟現在的老總獎罰員工一模一樣。我成了家長和所有學生追捧的明星，多無聊的游戲啊。后來我辭職不干了，我不想成為這個民族的千古罪人，因為我沒有資格做教育者。
大學者，用也，將中小學教育培養出的素質最全面、最優秀的學生——也就是合格的人，做為升大學考核的對象。進大學考核什么呢？第一條就是考核“人”完成了沒有；第二條就是這些合格的“人”一個一個都具備哪些專才的潛質，學校設置有多少類專業就對應去挑選具有這個專業發展方向最具特殊潛質的學生。這不就好了嗎。因此，我認為大學教育還真有一半企業的屬性。因為它要完成像產品一樣的指標，這些具有各種專業潛在素質的“人”要由“潛在人才”變為人才。也就是專業人才是有硬性指標可以測量的，是有數據可以檢測的。所以，大學教育必須專注于學生的成才管理，類似于產品的質量，而且還要產銷對路，不斷地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調整自己的專業設置和方向。也就是說，能否培養出社會認為有用的人才，這才是根本。這就是：用，是大學的靈魂。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三十年前，我們國家恢復高考制度，那是在反帝反封的時代課題下，偉大領袖毛主席從盤古開天地大無畏地第一次假設工農兵就是教育者，結果在技術競爭的全球環境下，讓我們國家產業技術革命落伍了，恢復高考制度就類似于沒有了標準就用最簡單的標準這一價值判斷。三十年后的今天，天翻地覆，世界和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社會生活上，每人都有恍若隔世的感覺。還用這個最簡單的“一考定終身”的手段，如果我們不是偷懶就是犯罪。我急切呼吁：面對高考造成的全民族教育危機關頭，認真關注和思考北大校長周其鳳首開的“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這一人才選拔機制的創新。集合全民族的智慧，向著五千年我們引以為自豪和驕傲的教化之路，力挽狂瀾，奮勇當先。
黃以明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