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3月19日08:15中青在線-中國青年報
文昌小學的孩子們總是對鏡頭充滿興趣
文昌小學的乒乓球愛好者
"勤工儉學"養豬場 這是一條凹凸不平、沙石外露的水泥路。它從文昌小學的校門口通往操場，大約一米多寬、30米長，造價只有4000多元，但在這所小學的老師們看來，那可是一項龐大的工程——教師們親自動手，用了兩年時間才修成。 校長簡海斌希望孩子們能在學校多看到一點綠色，和幾位老師從附近山上移來13棵樟樹和水杉，可惜只有3棵幸存。眼看著春天來了，他笑呵呵地說：“今年還得上山。” 在很多人眼里，實現城鄉教育均衡像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這難免讓人氣餒。但在湖南省邵陽縣，這個國家級貧困縣的教育工作者，卻從未放棄努力。 教育局長自稱是全縣最大的丐幫頭子 在文昌小學幾十公里外的芙蓉中學，一位老農似的校長和20位教師，在一個師傅的帶領下，把一處雨天黑水亂流的煤坪改造成了“小花園”，涼亭已經建好，就等著春暖花開時，在它的周圍種上花草樹木。這項工程所花費的6萬元來自30多米外的豬欄。學校去年出欄36頭豬。在靠近校門的地方，原有兩棟小平房，也由老師們親自拆除，一些人的肩膀為此被扁擔壓得紅腫。 這所學校只有300余名學生。3年前，校方提出創建合格學校時，還是一個“雨天全是泥巴，沒法進來”的地方。當時，縣教育局局長肖桂華對校長呂曉云預言：“你這個學校創建不起來。” 不過，局長的預言落了空，一個干凈、整潔、樸素的校園建起來了。 記者來到這里，正逢下雨，是踩著校外150米長的黃泥巴路走進學校的。“這條路你趕緊修，我當著李記者的面，答應你2．5萬元。”肖局長對憨厚的校長做出承諾。 那些身處大都市的人，無法想象窮縣辦教育有多么艱辛，他們更意識不到養豬這種又臟又累的“勤工儉學”對于學校的意義。 養豬場規模不一，處在校園偏僻的角落，不少學校要依靠它們來解決學生吃肉吃油的問題。金稱市鎮中學的校長對此很自豪：800多名寄宿生，一日三餐不需要在外面買一斤肉、一兩油，十多年來如此。“這是真正的放心肉、放心油。”他說，同學們的剩飯剩菜是喂豬的好飼料。 塘田市鎮中學在去年出欄150頭豬，肖桂華估算了一下，認為學校能掙8萬元，校長含笑不語。這點錢，在北京多數重點小學的校長眼里，都不算什么。因為它還不夠一名學生的擇校費。但在這里，那可是校方能夠自主支配的一大筆錢。 5000元的捐款，能讓這個貧困縣的小學校長喜形于色——它可以為100名學生提供課桌。誰都知道，投資義務教育是政府的責任，但在沒什么錢的農業縣，校長們如果只等著財政雨露的降臨，有的學校恐怕在幾年內都修不起一道圍墻、打不出一口水井。除了自力更生、開源節流，他們還要四處募捐。 肖桂華笑稱自己是“全縣最大的丐幫頭子”。他個子不高，辦事麻利，3年來，和教育戰線的同仁一起，竟也從社會各界募到了700多萬元。可別小看這個數字，它能夠讓7棟教學樓拔地而起。 他們向“家鄉的仁人志士”發送了數百份倡議書，內容情真意切，由主管教育的副縣長李軍親自修訂。倡議書里還附帶著“邵陽縣中小學急需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統計表”，詳細地標明了哪些學校需要課桌、圍墻、水井、教學樓之類。 辦教育難出政績 前任栽樹后任乘涼 和教育所需要的巨額投資比較起來，以上所列只是杯水車薪。 縣委書記蔣耀華就感嘆“教育投入是一個無底洞，投入多少就能吸入多少”。他說：“這表明我們的教育很饑渴。”7年前，他出任邵陽縣縣長，當時財政教育經費只有1．2億元，去年，達到2．7億元，這比2009年該縣全年的財政收入還要高出近300萬元，但還只能保證教師們的基本需求。 許多老師承認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時代”，教師的工資、待遇（包括福利、補貼、養老金、住房公積金和醫療保險等）能得到政府的確保。實際上，這里義務教育階段老師年均能得到縣財政安排9000元的績效工資，比縣財政安排給公務員的津補貼要多3600元。縣教育局長每月的工資比一位中學高級教師還要少400多元。 與30公里外的市區學校、200多公里外的長沙中小學相比，這個貧困縣的農村學校顯然還有太漫長的路要走。它正在進行名為“創建合格學校”的行動，已有11所學校達標。記者走訪了其中7所，有耳目一新的感覺：互聯網已把這些偏僻的角落和外面的大世界聯結了起來，傳說中的多媒體教室也成了現實。 縣里定下的目標是要在8年之內讓剩下的200多所學校全部達到合格標準。那可需要一大筆錢。一項對全縣316所學校的摸底調查表明，僅投資加固、改造校舍就需要2．6億元。肖桂華不敢想象“如果按照辦優質教育的要求去建學校，要多少錢”。 他說：“好在有書記和縣長的鼎力支持。”這聽起來不像官場的恭維。作為一名從普通農村教師成長起來的教育局局長，近30年來，肖從未離開過邵陽縣的教育，自然體會到，領導的態度，決定了教育是處于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還是只略占一點位置。 “領導重視教育，需要胸懷和境界，需要勇氣和膽略。”肖桂華說這段話，就很有感觸，“因為教育不易出政績，是前任栽樹，后任乘涼，這一屆政府做的事，也許要到下一屆或下下屆政府才能看到效果。” 縣委書記如果重視教育，也容易贏得民意的尊重。蔣耀華曾收到一封“表揚信”，縣一中58名教職員工在信中高度表揚了書記的“歷史責任感”，同時措辭嚴厲地批評了有些領導不重視教育的表現，信中說：“對一些領導干部來講，財政創收可以出政績，計劃生育可以出政績，安全穩定可以出政績，唯有教育出不了政績。沒有誰把教育作為衡量各級官員政績的一項指標。因此，他們熱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根本不可能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教育上來。 2007年8月，邵陽縣召開了“近十年來第一次全縣教育工作會議”，縣委書記、縣長到會講話，所有鄉鎮黨委書記、鎮長和縣直部門主要負責人、部分優秀教師出席。肖桂華認為此次會議重新確定了教育在縣里優先發展的地位。 會前為確定文件《關于進一步加強教育工作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的出臺，相關部門經過兩個多月的激烈討論，最終超越部門利益，擊敗了“不應該把教育放在這種重要地位”的觀點。它明確提出今后4年的工作目標，并規定：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的資金68％用于教育；新增轉移支付資金用于教育的比例要達到25％，不列抵教師工資預算；城市教育費附加足額征收并全部用于教育。 《決定》還要求相關職能部門對學校“原則上只檢查不罰款，確需處罰的，須報縣人民政府同意，罰沒收入用于發展教育事業”。那個高峰時能有20多個部門跑到學校去罰款的時代遠去了。 從這一年起，教育局開始享受縣里的“特殊關照”：在財政預算外，政府每年撥給他們300萬元用以支配學校建設，2008年起，增加到500萬元。肖桂華表示了他的貪心：“教育需要用錢解決的問題太多了，500萬也嫌太少，要是有5000萬就好了。” 蔣耀華明確表態：“在我的工作中，教育排在第一位。它事關發展的后勁，邵陽要發展經濟和建設新農村，沒有農民素質的提高，不可能成功。” 縣長趙湘明也多次在會上強調：邵陽縣經濟上不去，可以講很多理由，教育上不去就沒有理由可講，我們一定要高度重視教育，抓今天的教育就是抓明天的經濟。 生長于農村的孩子遠離了農村生活 12歲的唐雯身穿白色薄羽絨服，個頭比同齡人高出一截，在那些灰色調的小朋友中間格外突出。她評價同學們“很熱情，講道理，不罵臟話，不做無趣的惡作劇”，也沒有發現亂丟垃圾的行為。 唐雯在市區的一所小學讀了五年后，有點悶悶不樂地回到了她出生的農村，成為文昌小學6年級的一名寄宿生。時間過去才半個多月，她說自己喜歡上了這里，雖然“它的廁所要改變一下”，這種廁所在農村學校隨處可見：沒有沖水設備，可以看到蓄便池，刺鼻的異味幾乎無法逃避。 城里長大的唐雯欣喜地發現：“學校后面就是大山，田里還開著漂亮的油菜花，對我們寫文章很有幫助。”唐雯的小姨住在附近村，離小姨家大約50米的地方，有一條小溪，“溪水很清澈，還能看到成群的小鴨子排著隊在上面游”，唐雯特別喜歡去那里洗衣服。 在流經九公橋鎮的泥江上，有一座美麗的“桃花島”。由于挖沙日益猖獗，其環境遭到破壞。2004年的某一天，王新勝老師與同事一起帶著六七名學生開始了主題調研：誰來保護桃花島？ 他們離開學校，來到島上，孩子們在江邊玩水、在草地上打滾兒的情景，讓王老師今天還在感慨：“他們完全釋放了自己的天性，與在課堂上的沉悶大不一樣。” 學生們進行實地觀察，了解島嶼的開發狀況和破壞程度，還采訪了小島旅游開發的一位老總。不遠處挖沙船的轟鳴聲傳來，引起了同學們的憤怒，他們斥責這種行為“見利忘義，破壞了我們的家園，最討厭”。調研結束后，他們寫成報告，提交給鎮政府，要求相關部門出面干預，停止挖沙，但沒得到回應。喜訊卻從稍遠處傳來，學生們獲得了市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一等獎。 這次少有的經歷打開了王新勝的思路：如果能把教學和農村的天地結合起來，教育的路子就會拓寬。但他悲哀地發現，那些生長于農村的孩子，已經遠離農村生活。肖桂華也指出，現在的中小學沒有他讀書時活躍。他回憶起學校的宣傳隊，編排節目，敲鑼打鼓，組織鄉親們學習毛主席的重要講話。或者在老師的帶領下走進深山老林，采集木材原料加工成算盤，還覺得很有味兒。“這都是很重要的鍛煉。”他說，“但現在我們忽視了一個大課堂——農村的廣闊天地。” 邵陽縣教育部門曾經嘗試做出努力。2004年，應新一輪課程改革的要求，不少學校結合所處的農村實際和特色，推出了各自的校本課程。教材盡管編寫粗糙、裝幀簡單，卻散發著濃郁的鄉土氣息。 “如何讓農村學生進一步認識家鄉、熱愛家鄉，今后為家鄉的騰飛作貢獻”成了所有教材編寫者的共識。九公橋鎮學區的4位老師以“環境保護、生態旅游”為主題，沿著泥江搜集資料，采訪了當地幾十位老人，寫成《泥江溯源》。編寫說明對學生提出這樣的要求：校本課程的學習不是接受式的，而應該是探究式、實踐式的。 長陽鋪鎮學區推出《勞動技術讀本》，介紹辣椒、茄子、大棚草莓、西瓜的栽培技術以及當地特產臘鴨腳的烤制過程。當年負責編寫教材的陳君校長介紹說，以學習成績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引起了一些學生的不滿，他們認為自己被學校遺忘了，有人甚至向班主任抱怨“我們不會讀書，是沒用的人”。這迫使陳君思考，要從多個角度發展學生的能力，校園里不能只有文學刊物，還要搞點兒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他說：“校本教材開起來后，學生情緒穩定了很多。” 但這場熱熱鬧鬧的新課改行動，在邵陽縣大約只持續了兩年時間，就逐漸偃旗息鼓，和許多地方一樣，校本教材“可開可不開”。因為在高考指揮棒下，學校只能圍著升學轉，否則就難以生存。 農村教育跟著城市跑永遠跑不贏 在小溪市鄉中學，一位教了22年英語的歷史系畢業生，抱怨那套中美兩家機構合作編寫的《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英語》，嚴重脫離了農村學生的生活。“我越來越不知道怎么教了。”她不滿地說。 她現在教的是八年級英語，按照課程要求，學生們要參觀博物館、地下宮殿和迪斯尼樂園。還有一道題目，請同學們討論所見過的和理想中的機器人的模樣與功能。學生們反應如下：“我連機器人都沒見過，怎么想象？”“老師，機器人和人是不是長一個模樣？” 或者要求學生們做沙拉，互相品嘗。學生又問：“沙拉是什么？”老師也沒見過，她只好上電腦查詢，再通過多媒體展示沙拉的制作過程。同學們看著，又好奇地問：“好不好吃啊？” 一個課時的任務量，通常用三四倍的時間也難以完成，“班上66名學生，多數人都是在看戲，還看不明白”。 要說明農村教育遠離了農村生活，許多例子可以信手拈來。在邵陽縣，一種共識逐漸形成，正如教育局局長肖桂華所言：農村教育如果只跟著城市教育跑，永遠跑不贏，趕不上。他說，農村教育既要保證相當多的優秀學生進入大學，也要關注那些不可能通過應試教育成功的人，他們可以出去打工，也能回到村里。 “農村教育要擔負起改造農村的使命。”長陽鋪鎮中學校長唐鵬程說，師范畢業后，他在農村工作了近30年，“首先要讓學生們通過教育認識到務農也照樣能致富。鄉土教材實質就是為了培養這種意識和能力。” “現在的學生畢業后，首先選擇的是外出打工，而沒有想到，我是否應首先利用家鄉的資源尋找致富路。”唐校長說，“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出去打工后，才意識到這一點。”但唐校長對自己的表現也感到慚愧，如何尋找適合農村教育的模式，他也“考慮得比較少”。 “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如果方向錯了，速度越快就越失敗。”王新勝，這位最基層的小學教師，對農村教育的改革提出的希望耐人尋味。 陶行知研究會對農村教育的建議 1．使學校成為農村社區的文化中心 沒有農村基礎教育的現代化，就沒有我國教育的現代化。陶行知反對用浪費的方法普及窮人不需要的“少爺教育”、“小姐教育”、“書呆子教育”，他反對“城市中心”的教育和“洋化教育”，對于今天端正農村教育改革的方向，有很強的警示價值。 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建設寄宿制學校是必要的。但必須防止一刀切地過度撤并學校，造成新的流失輟學和“上學難、上學貴”，造成農村學校的“空殼化”。 在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應當通過加強和改革農村教育，使學校成為農村社區的文化中心，為新農村建設發揮積極的作用。 2．改變單一的升學教育模式 陶行知說：“看學校的標準，不是校舍如何，設備如何，乃是學生生活力豐富不豐富。村中荒地開墾了嗎？荒山都造林了嗎？村道已四通八達了嗎？村中人人都能自食其力了嗎？村政已經成了村民自有、自治、自享的活動嗎？這種活的教育，不是教育界或任何團體能夠單獨辦得成功的。我們要有一個大規模聯合，才能希望成功。” 應當認真總結上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綜合教育改革實行的“農科教結合”，“三教統籌”等經驗，并在新的形勢下深化和發展這一改革。 3．培養在農村留得住、用得上的教師 重視招聘和培養本地生源教師，他們對鄉土更有感情，更容易扎根。克服外來教師下鄉支教存在的短期行為，建立城鄉互動，促進農村學校發展的長效機制。要加強對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培訓，提供外出學習交流機會。要善待代課教師，幫助符合條件的轉為公辦教師，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妥善安置、補償不再適合教師工作的老教師。 通過在師范院校深入傳播和普及陶行知教育思想，培養一大批有理想、有熱情為鄉村教育服務的師范生，培養陶行知式的鄉村教師和教育家。 4．改變“以縣為主”的單一模式，確保農村義務教育經費 各地經濟差別和財政收入差別十分明顯，單一的“以縣為主”的義務教育經費管理體制，無法保證大多數欠發達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的正常運行，也難以實現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 建議對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縣，分別實行以中央為主、以省為主和以縣為主的義務教育經費管理體制：全國約有1／3人均財政收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縣，縣財政有能力擔負起農村教育的各項支出，可繼續實行“以縣為主”的體制；人均財政收入低于全國水平、位于經濟較發達省份的縣，可考慮實行“以省為主”的管理體制；人均財政低于全國水平的縣，又位于經濟欠發達的省份，應采取“以國家為主”的管理體制，主要依靠國家財政承擔這些地方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注：《建議》略有刪減） 為農村教育規劃方向要“多走走山路” 農村教育依然是中國教育最薄弱的環節。即使是在國家表示要用“更大決心”和“更多財力”來發展農村教育之后，在湖南邵陽，我們看到，窮縣辦教育的路仍然走得艱辛。 我們應該承認，自從2003年國務院以紅頭文件的形式確立了農村教育是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后，農村教育的面貌大有改觀。學校越來越漂亮了，設施越來越齊全了，教師學歷越來越高了。 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農村教育的困境并沒有得到根本緩解：城鄉教育差距還在繼續拉大，農村學校仍然“很差錢”；新“讀書無用論”蔓延，初中輟學現象嚴重，農村考入重點高中和重點大學的考生比例持續下降；農村中小學布局結構調整不當帶來一系列新問題，甚至傷了農村教育的元氣；留守兒童問題日益突出，可能成為國家未來的隱憂。 長期關注農村教育的人都清楚，要讓農村教育走出困境，除了加大投入“不差錢”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為農村教育找到正確的方向，為農家子弟多提供幾條出路。2003年的全國農村教育工作會議曾經提出了“要緊密聯系農村實際，突出農村特色”、“堅持為‘三農’服務”等深化農村教育改革的方向和路徑。但事實上，農村教育改革的步伐非常緩慢，農村教育還是行走在單一應試的道路上。 解決農村教育問題的確不是易事，它是重中之重，也是難中之難，因為它和“三農”問題交織在一起，脫離“三農”孤立地說發展農村教育肯定是行不通的。還有一個難點就是，關心農村教育的人，為農村教育尋找出路的人，給農村教育制定政策的人，并不真正了解現在的農村，也不知道農民的需求、農村社會的需求。在農村教育問題上擁有話語權的人，無論學者還是政府官員，其實都是城里人。雖然很多人也是農家子弟，自認為很了解農村，但自從考上大學那天起，他們看農村的視角已經是城里人的視角了，他們談論的農村其實是記憶中的農村。可改革開放30年來，農村情況早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當然，學者和官員也時常去農村調研，可短期調研始終還是不能真正深入變化中的鄉土中國，而專家學者們又哪有時間和精力能像當年的陶行知先生那樣長期扎根農村？ 更何況，我們現在不少有關農村教育的政策，根本就沒有以調查研究為基礎。“是不是我們主管教育的領導也能每天早上4點起來，走走那15公里的山路，你就會想出比這個更完美的政策。”中央電視臺主持人崔永元批評農村中小學“撤點并校”的這句話，雖然簡單，卻一語中的。 脫離農村實際，脫離農民需求，這可能是很多關于農村教育的政策無法得到貫徹執行，或是效果南轅北轍的根本原因。而且，中國農村的情況千差萬別，西部農村和東部農村完全不同，各地農民對教育的需求也大相徑庭，但我們的農村教育政策基本都是“一刀切”。 這次《規劃綱要》提出“重點發展農村學前教育”、“努力縮小城鄉差距，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義務教育發展機制”、“加快發展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要落實這些要求，教育部門必然還要研究制定具體政策和配套措施。我們希望，無論是為政策出臺建言獻策的專家學者們，還是最終做出決策的專家和官員，都能“多走走山路”。
來源：騰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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