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這個故事純屬偶然。某個百無聊賴的春夜，鼠標把我帶到一個叫“曠野之風”的戶外運動愛好者網站。一群杭州網友正在激烈地爭論云南某個小學的墻“要刷成白的還是藍的”，他們的口氣和勁頭完全是這個小學“締造者”的作派，這勾起了我的強烈興趣，我貪婪地往前翻帖子……
于是，我邂逅了這個美麗的故事：一群杭州的戶外運動迷自籌18萬元資金，分批“接力”遠赴云南最貧困的少數民族自治縣，自己動手，歷時兩年建成了一所小學，他們用這個在茶馬古道上的四十馱村的諧音，給這個學校起了個另類而好聽的名字——“四十朵花花”。
今年3月，學校開學了，他們又拿起教鞭續寫這個傳奇……
緣起：
阿六和她的朋友們
一切起源于一個名叫壽姍姍的26歲杭州女孩——這個網名叫“阿六”的女孩被高原的陽光曬得黝黑，笑起來喜歡皺著鼻子，她的笑容也像高原陽光般燦爛而純凈。
2004年，一個很偶然的機會，阿六闖進了位于三江腹地的云南維西四十馱村一個破舊的教學點：建于上世紀60年代的校舍已經飄搖欲墜，全校30多個學生只得擠在一間破落的泥坯房中上課，惟一的一位代課老師葉老師是村里以前的獸醫；孩子每天上學要走三四個小時的山路——即便是這樣，這里的孩子幾乎沒有一個上學遲到的，這里的家長也把送孩子上學當作家中的一件大事。震驚之余，阿六被深深地感動了：“看到了我就無法轉過身去。也許我們做不了太多，但至少可以想辦法讓這些孩子安心地坐在教室里上課。”
故事就這樣開始了。
回到杭州后，阿六和一幫玩戶外運動的驢友們商議起在四十馱建新校舍的事情。籌集、募捐資金、與當地相關部門接洽……所有這些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磕磕碰碰地開始了。2005年8月，校舍開工重建了。阿六說，在開工的那一天，村里幾乎能來的村民都來了：他們知道，因為這些杭州來的好人，他們的孩子有學上了！
今年3月1日，學校正式開學了，阿六與其他兩個女孩留下來當了志愿者老師。取“四十馱”的諧音，學校取了一個非常好聽的名字：四十朵花花。葉老師從山上砍了棵七八米高的小松樹，在樹干頂上按了個鐵轱轆，套上繩子，旗桿就做成了，孩子們按年級從學前班到4年級排成5行，國旗就升起來了，這是這個學校60多年來第一次升國旗，這個安靜而簡單的過程卻讓阿六有一種掉眼淚的沖動：“那一刻，我知道，自己來對了。”
探訪：
觸目的貧困與靈魂的洗禮
這個在物欲橫流年代近乎童話的故事使我沉浸在長久的辛酸與感動中。究竟是什么樣的土地，才會成為一群都市年輕人心靈的香格里拉？
5月的一天，我來到了云南維西縣四十馱村。
維西是全國惟一的傈栗族自治縣，四十馱村深藏于云貴高原腹地，為茶馬古道必經之地。一條寬200多米、被泥石流沖刷而成的溝壑把村子和山下的公路隔成兩邊。和鄰近的麗江、大理相比，時間似乎在這里凝固了。
田園牧歌式的美麗畫面在這里意味著不到200元的年人均收入、每年雨季如猛獸般的泥石流、靠馬幫和驛道出行的古老交通方式……而這一切，都讓這里孩子的命運像風一樣飄搖不定：他們不知道自己的讀書生涯會在哪一天戛然而止，不知道什么時候就要像父輩一樣終日在陡峭的山脊上辛苦地淘出一家人的溫飽。
阿六告訴我，當地教育部門曾以400斤大米來表達對他們的歡迎與共建之意，而當他們聽說這是從村里一戶戶東討西要湊起來時，難受而堅決地拒絕了這400斤米。
還有一次，村里的一輛拼裝小卡車“遠征”到千里之外的昆明后，在街頭因“闖紅燈”被交警攔下了，從沒見過紅綠燈的司機理直氣壯地沖著交警吼：紅燈掛得那么高，我咋個“闖”法？
阿六說，這樣的故事，讓她想笑卻笑不出來；這片土地，讓她和她的朋友們流連忘返，魂牽夢繞。
學校：
杭州來的校長、老師和廚師
“老師，這是白菜。”“老師，給你土豆。”5月1日早晨7點剛過，還沉睡在山坳里的四十朵花花小學，就被一群嘰嘰喳喳的孩子們驚醒了。他們小心翼翼地站在門口張望著，遞上一袋袋從家里背來的白菜土豆后就一溜煙跑開了；偶爾，也會有一兩個學生從兜里掏出兩張皺巴巴的一元紙幣交給老師——這些，是他們這個星期在學校里的所有食宿費。很快地，清脆的早讀聲就回蕩在山谷里，四十朵花花的一個星期就這樣開始了。
因為星期一要升旗，所有的孩子都穿上了天藍色的校服，這讓臉上永遠掛著兩坨“高原紅”的他們看上去神氣了不少。“他們該是維西最幸福的孩子了。”葉老師有些感慨：這個學校的一切都來自無償捐助；全校51個孩子是維西400多個教學點中惟一有統一校服的；這所有著雪白的圍墻、天藍色校牌的學校是方圓幾公里內最漂亮的建筑；更重要的是，他們還有三位來自杭州的老師。
三年級的第一節是語文課。“床單”——一個拖著鼻涕的男孩怯生生地指著黑板上已經教了五六遍的生詞“床墊”念道。這讓老師蔣永芳有些心急。
蔣永芳是第一個報名到四十朵花花的志愿者老師。這個和阿六同年的女孩有著同樣爽朗的笑聲，畢業于安慶師范學院的她曾在廣州和溫州當過兩年的小學老師，來四十朵花花之前在杭州一所學院的圖書館工作。“杭州的生活很安逸，可我總覺得缺了點什么。看到四十朵花花需要志愿者的消息后，我突然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蔣永芳的爸爸也曾是一個鄉村的民辦老師，電影《一個也不能少》里的那個鄉村女教師和爸爸趴在煤油燈前批作業的身影一直清晰地留存在蔣永芳的記憶中，終于有機會成為像他們這樣的人讓她很滿足。
這里的孩子由于長期和外界缺少接觸，“乖”得幾乎不會想問題了。三年級的孩子有些連一年有幾個月還分不清，上節課教的內容總會有一大半還給老師，布置的作業根本就完不成你卻沒辦法去責備他們：學生一回家就要放羊、砍柴、做家務，在巨大的生存壓力面前，讀書、識字被無奈地擠到了一旁，這讓蔣永芳心痛而焦急。
和蔣永芳的爽朗相比，老家在東北的邢俠跑到這里只是想“做點有用的事”。
“不要把志愿者想得太崇高。這對我們自己來說也是種難得的體驗和經歷。”邢俠說，對于這里的孩子來說，志愿者的到來只是幫他們打開了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而決定命運的權利，最終還是掌握在孩子們自己的手中。
吃中飯的時間到了。“今天有肉吃！”當一大鍋萵筍炒肉和米飯端到學生面前時，孩子們因為意外而顯得興奮異常。他們迅速而安靜地端著飯碗圍著鍋子吃了起來。阿六說，盡管每天的飯菜管夠，可這些孩子們吃飯時從不肯離開飯鍋半步：看著鍋里的飯吃他們心里才踏實。
在平日，20個住校生的中飯都是下課后阿六她們趕著燒的，每天的菜基本是固定的：肉骨頭燉大白菜或土豆。當然，骨頭是不吃的，因為買這些骨頭要到30多公里的縣城去，一連燉5天的大白菜后，到了周末那天，孩子們才可以打打牙祭：把一大鍋已經沒什么肉味的骨頭一掃而光，這一天往往是孩子們最向往的日子了。“我們也想改變一下，可一來沒那么多錢，也實在沒有時間。”阿六有些無奈。因為現在學校4個年級只有4個老師，每個人的課都排得滿滿的，又找不到會做飯的雜工，阿六們只得身兼伙夫了。
孩子：
一年級的哥哥和二年級的弟弟
李海龍、李海成兄弟倆是四十朵花花的“名人”：12歲的哥哥李海龍讀一年級，而11歲的弟弟李海成卻已經上了2年級：由于酒鬼爸爸萬事不管，媽媽一氣之下離家出走，李海龍一直沒能上學，直到當地“普九”檢查時才被發現，學校答應減免兄弟倆的一切費用，爸爸總算勉強答應讓李海龍上學了。
我去的那個星期只碰到了李海龍，“弟弟這里痛，在家休息。我也痛，可是我來了！”李海龍指著自己的腮幫子說，很勇敢的樣子。
在同樣穿著校服的同學中，李海龍顯得有些“鶴立雞群”：他的校服已經臟得變了顏色，露出的一截脖子上滿是黝黑的泥垢。阿六說，兩兄弟剛到學校時，身上的衣服臟得脫下來就可以立在地上了，一問才知道已經有大半年沒洗澡了；弟弟李海成因為燒飯時不小心燙到了手臂，皮膚正發炎流膿。由于沒有任何生活來源，兄弟倆放學后還必須一路撿垃圾換錢來維持自己的生活。志愿者Yak給兄弟倆洗了一個澡，給他們換上了從縣城買回來的新衣服，還找他們的爸爸好好地談了一次話：“你以后還要抱孫子呢！”這句話讓爸爸掉下了眼淚，他答應以后盡量少喝酒。“也不知道他究竟做不做得到。”阿六說。
終于可以讀書了，李海龍很高興：“讀書好，以后可以到縣城找工做。”說到這里，李海龍笑了，很向往的樣子，這突然讓我有些動容：到縣城找工做，這似乎已經是他所能望見的最好出路了，這里的孩子也許大部分還是要和他們的祖輩一樣，終日在深山坳里辛苦覓食。可不管怎么說，改變已經開始了。
心愿：
給孩子一把認識世界的鑰匙
新校舍、新校服、新老師。所有的一切讓這里的孩子們仿佛跌進了天堂般地興奮。“我的新學校是那樣的好，我真想在這里讀一年呀，可是我們4年級只能在這里讀半年呀，這樣好的學校呀……”這個叫李艷芝的4年級女孩的作文中，充滿了興奮的嘆息。還有一個叫和云海的男孩子則寫道：“希望四十朵花花小學永遠開在四十馱”。
事實上，和孩子們看到的變化相比，更讓阿六們高興的是來自孩子本身的變化：再也沒有孩子因為要上山采菌子而不來上課了；孩子們第一次看到了電腦，并且通過電腦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在4年級數學期中考試時，除了兩人不及格，其他的都在75分以上，而在去年期末，他們的平均成績是29.1分……這些細小的變化讓阿六們覺得自己的心血沒有白花：“我們也許沒辦法給他們帶來更多的改變，但是我們希望給孩子們一把認識世界的鑰匙，讓他們看到更遠的地方，知道更多的事情。當他們長大以后，當他們做決定和選擇的時候，也許會比他們的父輩有更遠的目光和更廣闊的胸襟。”阿六說，這也是他們不想僅僅留下一座建好的學校空殼，而要招募志愿者的原因：“我們并不知道所做的一切到底能對西部的教育發展起多大的作用，但起碼我們實實在在地幫助了幾十個孩子，讓他們安全、安心地在教室里上課。”這件事，凝聚著所有志愿者和捐款人的共同心愿和信念：實實在在地為西部那些需要幫助的孩子們做些事情。
事實上，這也正是阿六們目前最焦急的一件事情：招募志愿者。明年蔣永芳和邢俠支教期滿后，還有多少人愿意到這里來支教？在阿六們看來，在這里支教，只是作為社會普通一員之責任和良心所促使，是民間反哺西部的一種嘗試。作為“體制外”的志愿者，他們沒有榮譽的光環、沒有回到城市后在就業上的實質優惠，這就更需要志愿者有寶貴的熱情、執著的信念和目標。問題是，有多少人能堅持這樣清貧的守望？有多少人有這樣持久燃燒的激情？
離開四十朵花花的那天下午，剛好碰上阿六托人從縣城拉回幾張辦公桌：在此之前，她們一直趴在一張小矮桌上辦公。趁著課間休息，三四年級的孩子全下山來幫老師背桌子了。站在公路邊，看著這些10來歲的孩子們背著背簍一步步在陡峭的山坡上攀行的背影，突然覺得，他們背負著的，正是他們的明天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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