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話一點不假。太早的就不多說了。特別是魯迅先生筆下的那些“看客”們以及更早的“見死不救”的祖先們，太遙遠了，過去的就過去了，再拿出來“鞭尸”就有點侮辱了。說說現在吧，痛責、謾罵一頓那些活著的“見死不救”者，似乎對國人會有些提示。
關于見死不救，存在一個上行下效的問題。早在2004年5月25日，我就在《新京報》上發表了《見死不救，該當何罪？》的時評。針對的是吉林省乾安縣年僅16歲的農村少年陶漢武在縣政府反映問題時從意外跌倒昏迷到死亡，在場的縣政府干部沒有一個人“見義勇為”。類似國家干部見死不救的新聞報道并不少見。之前，時任寧夏吳忠市副市長王明忠率隊分乘9輛轎車下鄉視察農田基本建設途中，在一橋上遇上13歲女學生王萍。王萍躲避車隊時不慎連人帶車一起掉到橋下。面對在水中掙扎的女生，二三十位領導站在岸上觀望，竟無一人下水援救，致使該女生活活淹死。新華社還報道，湖南望城縣星城鎮農民龍松林被車撞倒，生命垂危，恰巧該鎮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王國新駕私車經過，群眾攔下王的車要王幫忙送傷者到醫院，并將龍松林抬上了車，但王就是不肯開車，后龍松林經搶救無效死亡。這樣的例子似乎太多了。媒體報道出來的只是冰山一角。
在當時的評論中我指出：全國上下都在講干部要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可是當“人民”這一宏觀概念一旦具體到某一個普通百姓，我們的某些領導干部便忘記了執政為民的真正含義，也就因此衍生出了一些“冷血干部”，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對于那些見死不救、視百姓生命如糞土的國家干部，我們不能僅僅給予道德方面的譴責，在道德建設缺乏效力的時候，能不能有更強硬的法律法規進行規范；對于性質惡劣、社會影響大的見死不救事件，對當事人除了黨紀政紀的處罰以外，是不是也應該進行刑事處罰呢？特別是那些見死不救的領導干部以及法律規定的具有救助義務的警察、醫生等。我呼吁盡早給懲罰“見死不救”營造出相應的司法環境，讓執法者有法可依，讓“見死不救”者得到法律的嚴懲。到那時，見死不救，該當何罪便有了最好的詮釋。
當然，我的呼吁是微弱的，曾經有人大代表提出設立“見死不救罪”，未能實現。其實，這樣的罪名在國際上是有的，比如埃及，“見死不救”是要被判處監禁和罰款的。
許多日子過去了，遺憾的事件一點兒也沒有少發生。在這些遺憾的事件當中，有的民警接警不出、有的政府部門相互推諉，一部分人的行政不作為，導致了許多不該發生的悲劇一件接一件。這里我提到的就是去年著名的“張衡生事件”。據媒體報道，在“張衡生事件”中，有11名警務人員受到了辭退、行政記過等處分。一個29歲生命的凄慘離去，以11名警務人員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而劃上句號。結局看上去似乎很圓滿，可是，那些目睹了事件發生甚至報警的村民們站到哪里去了？他們為什么沒有受到處分？誰又來處分他們呢？
這就是“上行”啊。也就是一個官員，一些公職人員，國家公務員的上行嚴重導致了普通公眾的“下效”。
去年年底，我撰寫了《拿什么告慰你，死去的英雄》一文，說的是廣州市48歲的保安楊文凱看到有人被搶劫，邊喊抓賊邊追截劫匪，不料被劫匪刺倒地。面對眾多圍觀群眾，血汩中的楊文凱奮力拱起雙手做出了一個像作揖的動作，臉上露出了求救的神色，“他知道旁邊有人，希望別人能夠幫幫他，但就是沒人去救”。“有人漠然地瞥了一眼，沒有做出任何反應，很多人更是踩著車子趕緊離開，就像是害怕走得慢了被逼著去載人一樣。”“如果被捅后有人立即幫忙送老楊去醫院，哪怕幫忙打電話向醫院求救，老楊就肯定不會死”，而等救護車匆匆趕到現場，楊文凱已躺在街上足足流了30分鐘血。結果可想而知，老楊死了。我相信老楊定會死不瞑目。他抓賊那是見義勇為，被劫匪刺傷流血不止那也是因為匡扶正義、打擊邪惡才導致的不幸，然而，面對這樣一位英雄，圍觀者集體選擇了躲避，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這是多么典型的“下效”實例。集體“下效！”
我記得在《新京報》上以《見死不救，該當何罪？》為題批評過這種冷漠的社會現場，提出“讓‘見死不救’者得到法律的嚴懲”時，第二天就有媒體同仁反駁了我的觀點，指出：讓“見死不救”列入法律，是法律對道德行為的過分介入的非理性做法，并會成為一種道德專制或暴力。難道，國外一些國家將其列為“犯罪”就是暴力？道德專制？
我們不妨替老楊想一想：他躺在地上尚有意識，甚至向圍觀人群作揖的時候，他是多么渴望有人能夠幫他一把，趕緊報警、撥打120求救啊！他以為圍觀群眾能夠像他那樣見義勇為，然而他錯了，圍觀群眾像躲瘟神一樣躲開了。公眾到底怕什么呢？到底躲得是什么呢？
在著名的“張衡生事件”中，許多村民不是不想救他，而是擔心救了他以后，醫藥費誰來承擔？萬一被救者反咬一口，施救者豈不成了“冤大頭”？而在現實生活當中，成了“冤大頭”的好人并不少見。雷鋒的戰友喬安山曾經就因為救助被車撞傷的老人而反被傷者明知喬安山不是肇事者的情況下訛詐為肇事者并索要醫藥費。好在，后來肇事者被抓住，方才還了喬安山清白。正是因為這樣的事件屢屢出現，方才使得很多人都有形成了一個共識：好人難當啊！
為什么會導致好人難當的尷尬局面?往小了說，救助者往往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沒有人愿意給自己添麻煩；往大了說，我國缺少專門為“好人”撐腰的法律法規，即便是某些法律法規對見義勇為者提供了部分法律保障，可是在認定見義勇為行為等方面程序繁瑣，對“好人”的救助行為認定范圍狹窄，這也使得自愿做“好人”的人大打折扣。
我認為：如果，一方面有專門的法律法規嚴懲“見死不救”者，讓他們為自己的“見死不救”行為付出相應的代價；另一方面則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獎勵機制，為“好人”提供司法保障，消除“好人”因為做好事而付出慘痛代價的后顧之憂，一旦興起“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會風氣，讓“好人不再難當”，那么，我們的生活當中就不會再出現下一個“張衡生”“楊文凱”了。我想，這應當是更多人所希望看到的。真的不希望，見死不救成為一種“美德”，那將是對整個社會的侮辱，作為社會中的一分子，你我都有份。
最后，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所銘刻的馬丁·尼莫拉的話來共勉：“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后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后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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