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自尊”最甚者大概是《華西都市報》。2006年5月11日該報以《國人憤怒！要求“教授”道歉》為題指責張頤武“反祖宗”。“國人”既出，雷庭萬鈞。它讓我立即想起霍布斯鮑姆引在“十九世紀三部曲”里意大利農婦的那句名言——“快逃，祖國來了！”通過“撒‘國人’成兵”、“呼之即來”的聲勢對一個學者進行討伐，著實充滿話語暴力。
當然，在此期間，也涌現了一些不被納入此“國人”體系的調和論者，他們希望能夠達成一種雙贏的局面，辦法是讓孔子“借船出海”，以章子怡的面孔弘揚孔夫子的精神。言下之意，章子怡是渠道，孔子是產品。只是，這種調和無疑給諸君出了道難題——以后我們只能靠幻覺來欣賞章子怡了。在此邏輯下，倘使我們不能在“章渠道”的花容月貌里看到“孔產品”的精神須眉，“章渠道”的一生恐怕要“相當失敗”了。
顯然，面對“國人”的討伐，張頤武教授同樣很“受傷”，以致于急就章發(fā)表一份“清者自清”的聲明。也許是急于證明別人誤解了自己的立場，這份聲明多少顯得語無倫次。張教授在聲明第二條中說，“孔子是中國民族文化的一個支柱，孔子比章子怡偉大，這是誰都知道的常識，是不需要討論的”。而第三條卻又指出，“做‘孔子、章子怡，誰更偉大’這種討論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這兩個人之間完全沒有可比性。”且不說兩條聲明邏輯上有失嚴謹，而且從人的價值來說，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偉大性，憑什么一定要為了抬高一個貶低另一個。如果只是迫于輿論而表態(tài)，張教授豈不是險些要和魏明倫“萬世師表還不及一個尤物”（見《華西都市報》）那樣淺薄的憤怒同流合污？
中國知識分子容易“受傷”，或許是因為“師道尊嚴”、“真理在握”或軟弱的緣故，因此多經不起“罵”。我們看到，不久前，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白燁先生因為在博客上張貼《80后的現狀與未來》一文，批評韓寒等“80后”的寫作“越來越和文學沒有關系”，從而引起韓寒“什么壇到最后也都是祭壇，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的回敬以及眾多“韓迷”的“網罵”。鬧得沸沸揚揚的“韓白之爭”最后也以白燁關閉自己的博客而告終。
黨國英先生曾經就此撰文，讓他憂慮的是，“長此以往，網絡的言論平臺豈不成了一個逆淘汰的場所，剩下的都成了一幫懦夫?”(見《新京報》)黨先生的憂心或許不無道理。然而，我的問題是，連“懦夫”都不敢面對的“勇者”桂冠又有何價值可言？
胡適先生倡導獨立自由之精神，算是挨了一輩子罵，但是他從來沒有因此退縮過。1930年4月，胡適曾寫信給楊杏佛，稱“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五十年代，胡適又說，“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并且歡迎之至。”從某種意義上說，啟蒙其實就是要提高“罵人者”的素質。
我不知道白燁先生關閉自己的博客是因為失意還是因為脆弱，或許另有原因。在此我想強調的是，每個批評者都不可能真理在握，也不可能代表公眾，若想批評社會，被“罵”、被“漢奸”這一關遲早是要過的。如果別人批評得好，應該心懷感激；如果是因為別人“罵得不好”，“罵得不準確”，“罵得骯臟”，便要將自己的博客綁去殺頭，這無異于怨憎敵人槍法不準，索性自己吞槍自盡。這種“別人歪打，自己正著”的“好槍法”著實不應為中國知識界所提倡。
在我看來，一個時代批評者，既要無畏于權力與商業(yè)，更要有“雖千萬人，吾說矣”的剛毅堅卓。所以我說，一個人如果內心柔弱卻又想表達自己、想堅守立場，不妨先去聽聽《王子復仇記》里的那句經典臺詞——“我的命運在高聲呼喊，使我全身每一根細小的血管都像銅絲一樣堅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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