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因為害怕被欺騙就放棄布施
2013年06月24日
現在很有趣的一個現象是，好多人在利眾之前，或者有了利眾之行后，總想分辨自己所利益的人是否值得自己付出。比如，我在深圳開會的時候，就有記者呼吁大家不要給乞丐捐錢，理由是那些人中間充斥著職業行乞者，或者是一些騙子；當一個大著肚子的女人懇求別人幫幫她的時候，整個輿論界卻在忙著討論她是不是一個騙子。那個時候，我就對他們說，如果十個人向我伸手，九個是騙子，其中只有一個真的餓著肚子。那么，為了不錯過這個餓著肚子的人，我會同時給十個人硬幣，僅僅是為了不要讓那個真正餓著肚子的人繼續餓肚子，即使他是一個騙子。因為，一個騙子餓肚子的滋味，跟一個教授餓肚子的滋味是一樣的。你一定要明白，如果一個人能當上一名教授，或者當上某個企業的負責人，受到很多人尊重的時候，他是不會選擇乞丐這個職業的。但問題是，現在有好多人都沒辦法得到很好的教育，他們連滿足基本生存都非常困難。
我的小說《大漠祭》出版的時候，好多人看了心里就非常難受，他們覺得這個世界上有一群人那么貧窮，過得那么痛苦。但我告訴他們，實際上，我寫了一個很好的家庭。在那個時代的西部農村，老順有自己的牲口，有肉吃，算是過得非常好了。有一次，我到古浪，那兒的老百姓才算窮。他們吃的，是我一聞就發嘔的壞菜。那里的一個獵人——《大漠祭》中孟八爺的原型——患了癌癥，卻沒錢買止疼藥，只有活活地疼死。這才叫窮。有好多老百姓都過得非常痛苦，但外界好多人都不知道這一點。他們一點都不知道，某個地方有這樣的一群人，艱難但高貴地活著。這些人的活著，體現了一種生命的韌力，但其命運卻讓人感到心酸。我覺得，一個真正的作家，不應該閉上眼睛不好好看看他身邊的世界，不好好看看那些真正需要他去定格、去描述的生活，不好好看看眼下的這個世界，不好好看看人生。如果他錯過了這些東西，不去關注這些東西，那么他追求的好多技巧、理論、境界，包括好多概念化的東西，就統統沒有太大的意義。這個世界需要作家，就是因為作家能傳遞一些東西，能定格一些東西。假如一個作家做不到這一點，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作家，他的存在就沒有任何價值，也沒有真正的意義。
實際上，不只作家，每個人都是這樣，如果你閉上眼睛，看不見世界上許許多多需要你去幫助的人，僅僅是陶醉在自己一點小小的東西里面，忙于滿足自己那些小小的欲望，滿足于自己一點小小的境界，那么這個世界上有你跟沒有你，就沒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好多人的存在，只是消耗著這個世界的資源，因為他不能創造任何東西。當然，如何活著，是一個人自己的選擇，但這個世界是否在乎你，取決于你是否能為這個世界創造一種歲月毀不掉的價值，你是否能夠承載一種比生命個體更加博大和永恒的精神，將這種精神傳承下去，為世界帶來一種非常美的東西。如果你不甘心被世界所遺忘，被世界所忽略，那么就應該叩問自己，我為這個世界帶來了一些什么東西，我還可以為這個世界帶來一些什么東西？
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以一種利己的方式活著，選擇追逐自己的欲望，甚至選擇過一種因滿足于俗樂而承受痛苦的生活，但是總要有一些人——也總會有一些人——明白自己應該做一些什么，明白這個世界為何需要自己，明白自己來到這個世界上要達成什么樣的使命。當我們明白自己的使命，并且能夠放下自己的好多小東西，用所有的生命與靈魂去實踐之、實現之的時候，你的生命與活著，就有了巨大的價值和意義。
這種意義，跟名利沒有什么關系，名利僅僅是世人對你表達認可的其中一種方式，它并不是真正的成功與活著的意義。一個人的成功首先是做人的成功，只要做人成功了，那他這輩子就沒白活。如果一個人品質不好，卻成為一個所謂的名作家，用自己那些虛假甚至是錯誤的理論與觀點，去荼毒許多干凈的靈魂，讓許多原本非常真誠、純凈的人走向墮落，那就不僅僅是一種欺世盜名，更是一種巨大的罪惡，我認為他絕不是一個成功的人，他的存在也沒有任何意義。一個人只有能真誠、質樸、干凈地活著，才是最大的成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即使我更喜歡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也仍然不會選擇陶淵明那樣的方式去生活。陶淵明是個隱士，他追求自身的修養，我也追求自身人格的修煉，但與此同時，我也關注人生，關注老百姓。因此，我更愿意以一種“無我”的出世之心，來做具有世間法外相的入世之事，同時在物質意義與精神意義上為眾生服務。
當你有了這樣的一種心時，就擁有了一種比欲望更強大的推動力與事業心，你會在成就自我、重塑自我、完善自我的基礎上，以一種隨順時代特征、遵守時代規則的方式，無私地奉獻很多東西，你不但能在世間法上走得很遠——比爾·蓋茨、稻盛和夫等具有利眾精神的企業家就是很好的例子——更可以為這個世界創造很多善美的東西，那么你的行為就具備了一種巨大的價值，你的生命也會因為利眾行為而升華。所以說，利眾就是最大的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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