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開了兩個會
丘 建 東
2006年5月6日
2006年4月，在這春暖花開的時節，我一個月開了兩個會，對我而言，這兩個會是“里程碑”式的會。第一個會時間為4月1～2日，飛到西南蜀地四川成都出席“就業中的憲法平等與反岐視訴訟”國際研討會，主辦方是四川大學法學院人權研究中心。該中心主任周偉教授邀請我到會。之所以稱國際性會議，是由于到會演講者除了我這樣的國內來賓，還有來自美國大學如耶魯、哥倫比亞在北京大學作訪問學者的外國專家。4月19～20日，在漫天而降的黃土下，我下榻在北京東城沙灘北街15#紅墻賓館。這“沙灘”地名熟悉得很，就是以前有名的中共中央“紅旗”雜志社所在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就與“紅旗”（現為“求是”）相鄰。這第二個會的舉辦方便是社科院法學所。這會的名堂更大一些，稱之為“公益訴訟與公益法：亞洲的經驗”。到會的外國人權法專家來自韓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泰國、非律賓等國。設在香港九龍的亞洲法律資源中心（也稱為香港人權委員會），海峽對面的臺灣臺南成功大學都有專家到會。在成都會議見過面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盧炫周博士，還有福特基金會法律與權益項目官員劉曉堤女士，這次也露面在北京會議上。
我是一個來自東南沿海福建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雖地位卑微，只因為我是中國(不過這所謂中國，把臺灣包括進來，只能稱之為中國大陸)公益訴訟的先驅者（根據1996年春中國報章記載，我訴福建龍巖郵電局長途電話費一案是中國公益訴訟第一案。國內報章第一次提到“公益訴訟”，也是因我的案例而首次提出命名，見1998年1月21日《經濟日報》。不過這所謂中國，把臺灣包括進來，只能稱之為中國大陸），正因為如此，我先是受到了新聞界的厚愛，近年來又得到了學術界悉心的觀察。中國社科院法學所來函也是稱我“鑒于您在公益訴訟方面的成就和影響”。在兩個會上，我都被榮幸地安排為演講者（如今研討會稱發言為演講，演講人之側還有一個評議人）在演講之后的茶歇中，中外學者們喝著咖啡，品嘗茶點（這茶歇也是新鮮事），我又自豪又自慚。自豪的是我十年前創造了歷史第一，自慚的是我在專家面前真是學歷、資歷太淺，英文交流幾乎不會。我沒有出書，只有兩本書稿：《我為“一塊二”打官司》，《十年案例選編》。
一位朋友在我會議歸來后開玩笑說，你的地位又升格了，開始具有國際影響了。我笑笑，“我感恩大家，感恩這個時代。一切只是因為我起步得早，又堅持了十年。”華燈初上，在成都錦官城茶吧，周教授的幾位研究生采訪我夫婦。其中一女生聰明地問，如果對你十年間的22個案例作一個梳理，哪些是最值得講的？我不暇思索地說，“成名作當是1996年春“一塊二”即1.20元官司，后來的則是2004年訴川大教科書內容違憲案，以及2005年訴廈航代民航總局收機場建設費案。”事實上也確是這樣的，在兩次國際會議中，我的案例最引起外國學者關注的，也就是這兩、三個案件。
從北京返回家鄉，舍棄了飛機而乘坐“海西號”軟臥列車，一日一夜26個小時便到達終點站龍巖站。那“沙灘”會議上學者如云，思想的盛宴，這北京龍巖一線通，現代化交通速度的快捷，還真是仿佛夢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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